读者0099-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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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快车的历史似乎到此就永远结束了，但是不然。这列火车就像埃及神话中的凤凰一样，是永远不死的。原来在今天这个喷气机时代，仍有许多人留恋这“通向东方的神毯”。于是，不少精明的实业家就在东方快车身上打赚钱主意。前年，英国一家公司想尽办法买到原东方快车的几节车厢，把它们粉饰一新，定名为东方快车，开始运行于巴黎和威尼斯之间，吸引了大批人士。到现在为止，火车经营得很成功。
今天，世界各地主要采用的交通工具是汽车和飞机。面对拥挤的机场及汽车长途旅行所引起的麻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以东方快车为代表的火车旅行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快车得以复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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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155
Title ：最豪华的婚礼
Author ：
Issue ： 总第 59期
Provenance ：联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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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豪华的婚礼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婚礼。这次婚礼的新郎是61岁的史坦派兹，他是北欧的首富。新娘珍妮，当时只有20岁，是服务于史坦派兹轮船公司的女职员。
据丹麦报纸报道，这场婚礼单单是用餐、礼服及蛋糕，就花费了180万美元，连同筹备及车辆的费用，则超过1000万美元。
婚礼举行的场所就是当年丹麦女王举行婚礼的地方。新郎送给新娘的钻石戒指价值19万美元，那套由法国名设计师设计的“白色梦幻”新娘礼服值3万美元。他们坐的那辆礼车，前半身是劳斯莱斯，后半身则是海迪拉克，价值达数百万美元。9米高的结婚蛋糕，是从法国邀请了20名一流的蛋糕师傅制作的，重40吨，用了5000个鸡蛋、数千瓶牛奶，还有大量的奶油、面粉。新郎新娘需乘特制的起重机，方能抵达最上层切蛋糕。婚礼请来的交响乐团是由一流的音乐家组成，据说排练了将近半年。
喜宴所用的桌椅是从芬兰采购木材制造，一把就要好几千美无。宴上的佳肴有红烧骆驼、鸵鸟肝脏、燕窝、熊掌等，实乃山珍海味。最后每位来宾还获一只刻有他们夫妻名字的白金手表，价值5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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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156
Title ：周总理写“检讨”
Author ：范若愚
Issue ： 总第 59期
Provenance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
Date ：
Nation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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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任务是，由周恩来同志口授，让我记录或长或短的文件及其它书面材料，有时也查查文件。就在我初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中发生了冒进的苗头，在某些建设中，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当时由于钢产量赶不上其它有关生产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为此曾亲自到过鞍钢和太原。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只是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要我查找马克思的一段话的出处。这段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由于周恩来同志要找这段话，使我联系到他的鞍钢、太原之行，以及我听到办公室其他同志谈到的一些简单的情况，我意识到，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是反对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冒进现象的。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象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词。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十二时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
在第二天凌晨二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后，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前，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的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
恩格斯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恩格斯说得好，“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我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把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和看法都纳入正轨了，其中也包括了冒进与反冒进的问题和看法。实践证明，反冒进并没有错误，而错误是在当时“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但是，在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不幸已经长眠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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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157
Title ：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
Author ：方进玉
Issue ： 总第 59期
Provenance ：了望
Date ：1986。6、7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这些元凶巨蠹既在法律的掌握之中；他们必定逃不出正义和公道的严厉制裁。
——梅汝
1946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海《申报》、《大公报》纷纷在显著版面刊出一则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 今飞东京。
梅汝 ，1924年从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毕业后，在美国学习四年，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大学教授法律课程。这次，他受国家重托，前往东京国际法庭任职。
东京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为给梅汝 接风洗尘举办了宴会，宴会之上又有一个“献剑典礼”。联络官和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顾校长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 。
梅汝 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接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
顾校长在旁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 拔剑曰：“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座次之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要是根据1945年7月中、美、英、苏四国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设立的。审判庭就设在以前的日本陆军省，而庭长室恰恰就是东条英机原来的办公室。
法官到齐后，大家首先关注的是法庭上的座位排列顺序。庭长，业经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由澳大利亚德高望重的韦伯法官担任。庭长之外还有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的十国法官。庭长当然居中坐，庭长右手的第一把交椅似乎已属美国法官，庭长左手的第二把交椅属于谁呢？法官们各执一词展开热烈讨论。的确，坐在庭长之左右手，不仅可以随时与庭长交换意见，掌握庭审动向，更重要的是表示着该法官所属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当时的中国虽亦号称“世界四强”之一，可国力不强徒有虚名，该说点什么呢？
“若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国家，我还需请示本国政府。”梅汝 的头一句话就让人吃惊，若法官们各自请示本国政府，何时才能讨论出个眉目来。望着同事们惊讶的神色，中国法官接着说：“另外，我认为，法庭座次应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烈，而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中国法官说到这里略一停顿，微微一笑说：“当然，如果各位同仁不赞成这一办法，我们不妨找个体重测量器来，然后以体重之大小排座。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中国法官话音未落，各国法官已忍俊不禁。笑后，等着庭长韦伯最后拍板。但庭长当时没表态。
等开庭前一天预演时，庭长竟突然宣布入场顺序为美、英、中、苏、法、加……梅汝 立即对这一决定坚决抗议并随即脱去黑色丝质法袍，拒绝登台“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电影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多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庭长召集法官们表决，预演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最终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书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美、中、英、苏、加、法……排定。
在座次争议之后，大家纷纷对中国法官刮目相看。与十位同仁相比，梅汝 不会喝酒，也不会玩洋玩艺——高尔夫球，但他有一特点，每日坚持在阳台上打“国粹”——太极拳。有一次法官们出席东京的一个国际性宴会，女主人轮流给十一位法官敬酒，走到梅汝 面前时被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庭审开始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
法庭的左侧是贵宾席，盟国在东京的一等要人几乎都到了。法庭的右侧是二层楼，楼下是四、五百名各国新闻记者，楼上是六、七百名听众。二十八名甲级战犯（其中两名正在押解途中）就坐在审判台的对面。前排居中是东条英机，他佯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
检察长季南（美国人）首先宣读长达四十二页的起诉书。然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二十八名被告应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二十七人（大川昭明除外）全都声称无罪。
面对狡黠顽固的战犯，漫长的两年半的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二十八人（二人审判期间病死，一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开庭八百一十八次，法庭记录四万八千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四千三百三十六件，四百一十九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耗资七百五十万美元。
语言翻译困难：庭上的全部起诉、辩驳、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言进行，而象溥仪到庭作证，还需从中文译成英、日文，他发言两天，翻译用了六天。庭上除配备大量翻译人员外，还设有一个三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翻译问题做出裁定。
除上述原因，几十位美、日两国的律师（每一被告有美日籍律师各一名）所采取的拖延战术亦是法庭迟迟不能判决的重要因素。开庭伊始，律师代表清濑一郎（兼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即节外生枝，攻击法庭超越管辖范围，声称庭长韦伯应该回避，庭审中又屡屡节外生枝，使法庭不能正常工作。律师之所以嚣张也事出有因。一则因为当时美苏两国为着柏林封锁危机而剑拔弩张，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被告与律师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得到美国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二则因为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的“国家律师制”，使律师在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至于战胜国美国的律师则更加有恃无恐。凭借英美法系有律师可以直接质询证人的规定，他们无孔不入，无隙不乘。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直至问到是否患花柳病。其不着边际一至于此，目的就在使检方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向法庭正常提供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