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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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美轩聚会
１９３６年的一个春日，沈从文邀请林徽因、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李健吾等人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聚会。
这一年，《大公报》为了扩大在读者中的影响，搞了两项活动。一是出版《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林徽因负责小说的选编工作。二是设立一年一度的“大公报文艺奖金”，每年奖励一至三位作者，主要聘请京沪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副刊》关系密切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担任裁判委员，林徽因是裁判委员之一。沈从文安排的长美轩聚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两项活动的有关事宜。
大家在谈笑中商定了本年度的获奖人选及奖金分配后，林徽因给大家谈起了由她负责的小说选编工作的情况。
她介绍说，小说集的作品已基本确定，有老舍、杨振声、沈从文、萧乾、李健吾、蹇先艾、沙汀、张天翼、凌叔华等２５位作者的３０篇小说入选，这是从近３年来《大公报》副刊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在选编过程中，她有许多感受。
林徽因说，这本小说选集是３年来南方北方新老作家创作的一次“联合展览”，她希望读者拿到这本书，就能对当今的文学状况有一个综合的、感性的认识。当然，在选编过程中，她也看到了小说创作中存在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这些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似乎有个倾向，就是选择描写农村生活或劳动者生活的居多。这种倾向说好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他们———农人与劳动者———有浓厚的同情与关心；说坏一点，是一种盲从趋时的现象。描写劳工社会、乡村色彩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在文艺界也取得了一点成绩，作家们容易不自觉地因袭这种格调。他们撇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不写，而对乡村的穷苦和偏僻的地区发生兴趣。”
“如今，”杨振声不紧不慢地接了一句，“‘普罗文学’堪称时尚。”
林徽因反应极快地说：“强调普罗文学，并不能掩饰这种创造力的缺乏和写作动机的不纯正。优秀的文学就是优秀的文学，无论作者的出发点如何！”
“在描写上，”林徽因又谈起了入选作品艺术表现方面的不足，“感到大多数作品采取的是写一个故事的方法，或者以一两个人物为中心，或者以某个地方发生的一桩事件为主干，单纯地写故事的发展与结束。这是一种很薄弱的表现手法。我疑惑是不是一些作者误会了短篇小说的特征，把短篇小说表现生活的可能性看得过于狭窄的缘故。”
“很少有人大胆尝试截取生活的断面，也很少有人剖析自己生活中的种种矛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说到这里，林徽因有些激动了：“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比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利更重要。所谓诚实并不是说作者必须实际经历自己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而是说，小说的内容即使完全是虚构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必须是作者在情感上能体验得出的情景和人性。许多人在写作中故意选择一些自认为很浪漫、自己却并不了解的生活为表现题材，然后铺张出自己所没有的情感来骗取读者的同情。”
林徽因的见解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１９３６年８月，林徽因选编的《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面市后很快售罄，仅隔三个月就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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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岳霖的情感
立春后，又下了一场雪，雪不大，却柔柔地飘了一天一夜。平日里“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大街小巷被雪覆盖着，显得肃穆而洁净。
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晃得人睁不开眼。金岳霖戴着一顶老头帽，夹着两本书，眯着眼走进了中山公园营造学社的平房。
林徽因正趴在桌上绘一张图，看见老金，高兴地招呼着，放下了手中的工作。
屋里生着炉子，门上挂着棉布帘，洁白的窗纸严严实实地糊在窗户上，屋里很暖和。
金岳霖摘下眼镜，擦着镜片上的哈气说：“去琉璃厂转了一圈儿，挑了两本书，看着时候还早就拐这儿来了。思成呢？”
徽因给老金沏着茶，说：“思成去北平图书馆了，有事吗？”
“什么事也没有，只是顺路来看看你们在忙些什么。”
徽因翻动着桌子上的一沓纸告诉老金，自己准备写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特征的文章，需要配一些相关的插图，先做一些案头的工作。
“哦，那一定很有意思！”老金十分感兴趣，“能不能说来听听？”
金岳霖比徽因年长９岁，比思成年长６岁，徽因和思成视他如兄长，关系十分亲近。
徽因高兴地笑着说：“行，咱们出去踩踩雪，边走边说。在屋里呆了半天，闷得头疼。”
中山公园过去叫社稷坛，紧挨着紫禁城，是帝王们每年祭祀土地和五谷神的地方。园子里遍植松柏，享殿和寝殿外是红色的围墙。社稷坛的矮墙外有三条神道，白雪覆盖下，这一切显得格外庄严美丽。
顺着园子里扫净积雪的小径，徽因和老金走到了中山堂前。过去帝王们前来祭祀时，这里是文武百官觐见皇上的地方。
大殿秀丽而庄严。殿前的台基和三道石阶由汉白玉镶嵌，合抱的朱漆立柱并列，雕镂精致的门窗，青绿彩画的阑额，黄色的琉璃瓦被白雪覆盖得晶莹璀璨，大殿屋顶的坡度优美和谐。
看守大殿的人认得徽因，恭敬地招呼着，打开了殿门。
这座大殿的房顶没有天花顶棚，是传统营造法式中“露明造”的形式。抬头望去，所有的梁架斗拱结构全部外露，每一处结构都处理得有如装饰画一样美妙，同时又组成了和谐的图案。
“这个大殿给了我写作的许多灵感呢！”徽因叹息道。
她告诉老金，外国的许多建筑史著作中，很少承认中国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有其独立的系统及其地位。她这篇论文，就是在分析中国古代建筑主要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论证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东方，中国建筑都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这些结构特征从来没有因为外来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徽因认为，中国建筑艺术的主要特色，表现在古建筑的屋顶、台基、斗拱、色彩和平面布局等方面，这些是中国建筑的精神之所在。
老金平时也常听思成和徽因谈起这类话题，那通常是就某一处具体的建筑物发表看法。他听得出，今天徽因所谈的，是徽因多日研究的心得，也是她文章中的主要观点。所以他听得格外认真。
同时爱上两个男人
金岳霖被徽因的讲述深深吸引，也被林徽因深深吸引。文弱秀丽的徽因具有独特的精神气质，那既是诗一般空灵飘逸的神采，又是具有忘我献身热情的科学精神。这两种原本互相排斥、互相矛盾的精神气质在林徽因身上体现得如此和谐。这种精神气质对于长期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和抽象的逻辑学教学的金岳霖教授来说，具有照亮和点燃心灵的作用。
关于金岳霖和林徽因的关系，在有关林徽因的文字中多有涉及，种种臆测多不足信，最可信的应该是梁思成后来的妻子林洙的记述。
那是林徽因去世近十年后，林洙在与梁思成的交谈中，谈到了社会上流传的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情。她问梁思成，是不是真有这回事。
梁思成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和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梁思成笑了笑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时，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在１９３１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时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和丈夫，却像一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是我也感谢徽因对我的信任和坦白。她没有把我当成一个傻丈夫。怎么办？我想了一夜，我问自己，林徽因到底和我生活幸福，还是和老金在一起幸福？
我把自己、老金、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自己尽管在文学艺术各方面都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过几天徽因告诉我说，她把我的话告诉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相信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常去请教老金，甚至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了的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
心灵深处自有珍藏
林徽因是幸运的，她因自己生活中优秀的男性而更加优秀。
金岳霖是真正的绅士，他无疑是爱林徽因的，并且因为爱林徽因而爱林徽因的家庭，爱林徽因所爱的人。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成了梁家的一员。林徽因、梁思成和他们的孩子都爱他信任他，从３０年代一直到金岳霖的晚年，这种爱始终没有变形。金岳霖这种钟情于别人妻子的感情，或许被人认为是一种不合道德规范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却传达出超越一般道德规范的美好。
梁思成是真正的绅士。一场对作为丈夫的他来说至为尴尬的感情波澜，被他的真诚和博爱所化解。他对林徽因的尊重和珍爱使他不忍让徽因在感情上受一点委屈。他对朋友的笃诚和信任使他赢得了朋友们永远的敬重———不论是徐志摩还是金岳霖。他的胸襟情怀使他生活中的夫妻之爱和朋友之爱都达到了一种理想的境界。所以林徽因发自内心地说：如果她的人生可以重新安排，她仍然会选择现在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们互相欣赏，互相砥砺，他们的美好人格和他们所钟爱的事业在互相辉映中熠熠闪亮。后来的一些文字在谈及林徽因的感情生活时常常颇有微词。其实这样的非议在当时就曾有过。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当事人的林徽因对此从来不置一辞。在外界的传闻和流言面前，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而在心灵的最深处自有珍藏。
１９３６年初的一天，思成要去上海，因为一件小事，两人怄气了。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不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次两人是真生气了，气头上，他们拣着最解气的话说，结果是思成气鼓鼓地离开了家，徽因在家中哭肿了眼睛。第二天一早，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火车上发回的两封电报和一封信，信、电中全是对徽因的牵挂和对吵架的懊悔。徽因一夜没睡好，头晕得厉害。读着思成的信和电文，她感到了幸福的眩晕，心头一松，靠在了沙发上。这时，女佣又送来了沈从文的一封信。沈从文因为一桩感情的纷扰与妻子张兆和发生了矛盾。苦恼中的沈从文写信向徽因诉说，希望徽因能帮助他“抓住理性的自己”，把“横溢的感情”设法安排妥帖一点。
读着沈从文的信，徽因禁不住微笑了。她想，生活里的事情真是奇妙，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和自己一样被感情困扰得痛苦不安。对这种苦恼她不仅理解，而且肯定地认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能体验情感。”她铺开了信纸，与张兆和一样称呼沈从文为“二哥”。她清理着自己的思绪，剖析着自己的感情，开导和劝慰着苦恼中的“二哥”：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怪罪自己。
一生对她满怀深情
我方才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
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
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