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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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应道：“是呀，所有建筑都是人造出来的，可它们一旦屹立在大地上，就有了自己的生命。人站在伟大的建筑面前反而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卑微。古人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当初汉高祖修建未央宫，萧何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今天咱们算不算冒犯皇威呢？”
徽因笑了。一同工作的助手为他们拍下了当时的照片。徽因笑着和思成站在一起，她身穿长长的旗袍，手拿一顶小斗笠。这身装束似乎很不便于攀登，但她就这样攀上了祈年殿。在祈年殿建成数百年的历史中，她是第一位攀登上去的女性。
这张照片是在强光下拍摄的，阳光明亮得晃眼，曝光的时间长了一点儿，照片的对比度强烈。看上去，徽因的眉毛、眼睛、头发格外黑，额头和面颊格外白。
北总布胡同三号梁家的院落里，这些日子有些异样的沉闷。徽因同父异母的小弟林恒从福建来到北京，住在姐姐这里，准备报考清华大学机械系。
徽因很爱这个从小失去父亲的弟弟，可徽因的母亲却不愿见到这个英俊沉静的男孩。徽因回到家中，看到母亲郁郁不快、少气无力的样子和弟弟心事重重的情形，立刻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徽因特别不能忍受亲人之间的敌意，这让她想起小时候的眼泪和伤痛。如今，每天面对心怀怨怼的两个亲人，徽因心里难受极了。对母亲，她要百般劝慰，消除她对林恒的不满；对弟弟，她要好生安抚，和他一起回忆父亲、回忆儿时的事情，帮助他处理生活中的种种纠葛。她还让思成带弟弟去咨询报考清华的事宜，尽可能使他在这里住得安心。
可是，当徽因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无边的悲哀就会涌上心头。她向费慰梅倾诉道：“……这搞得我筋疲力尽并深受伤害，到我临上床时真恨不得去死或从来没有出生在这么个家庭里……我知道自己其实是个幸福而走运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战争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点残痕重现，就会让我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
家事的烦恼倒在其次，更让徽因和思成不安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入敌手，华北危在旦夕，每当从报纸上读到这些消息时，徽因就会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温文尔雅的思成常常抑制不住愤怒，把报纸扔进火炉里。思成和徽因有一个共识，一定要抢在大破坏到来之前，把华北一带的野外考察完成。他们隐隐感觉到，要完成这项工作，可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１９３５年的秋天，费正清和费慰梅要回国了，分别在即，相聚的时刻便显得格外珍贵。他们常邀林徽因到郊外骑马，出城野餐。徽因过去从未骑过马，她只是在香山养病时骑过驴。费正清、费慰梅引导着她，她很快就掌握了骑马的要领并热爱上了这项运动。为了骑马，她专门去买了一双马靴，一套保暖的衣裤和一顶舒适的皮帽。
西城的圆明园遗址和北城的元代城墙边空旷而寂寥，那些秋天的下午，他们驰骋在马上，追逐着夕阳。新鲜的空气和新鲜的运动让徽因两颊潮红，眼睛闪亮，看上去棒极了！
“一二·九”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是个寒冷的冬日，北风响着凄厉的呼哨卷着尘土扫过大街小巷，天地间一片萧索景象。吃早饭的时候，女佣对徽因和思成说，今天不知有什么事，街上巡逻的保安特别多，路上空荡荡的人，几乎见不着什么人。就在这天，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抗日救亡，实行民主政治。
这次大游行，组织工作做得十分秘密和完善。因为怕走漏风声遭到阻截，各校事件先并未通知统一的出发时间，只通积压了集合的场所。学生们三三两两从学校走了出来，看上去和平时时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就这样一个学校又一个学校，人在东西长安街上越聚越多。
大队军警包抄过来；水龙横扫。严寒中，学生们身上的棉袍立刻结成了冰甲，他们和军警扭打在一起，头发凌乱了，围巾撕破了，刺刀闪耀着寒光，热血喷涌而出。走在前面的男同学倒下了，女同学冲到了最前头，她们的口号声呼喊声撕裂了寒冷的空气，她们撤出的传单蝴蝶似的飞舞……
这次游行示威规模空前，震惊中外。北京各大学和一些中学生都参加了进来，还有一些市民在观望中走进了游行的队伍。许多人受伤，许多人遭逮捕，北京各高校的教授联名上书，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
梁、林两家的子侄辈也有人参加了这场大游行。北总布胡同３号成了这些年轻人和他们同学的接待站和避难所。
徽因的弟弟林恒这时已是清华大学机械系一年级的学生，他在游行队伍被军警驱散后生死不明。思成从一家医院赶到另一家医院，在受伤的学生中寻找林恒；徽因在家焦虑地守着电话，彻夜未眠。
最后，他们终于在城外找到了伤势严重的林恒。待养好伤后，他什么也不说就放弃了清华的学业，报考了航空学校。
思成的小妹妹思懿也参加了大游行。她作为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上了被追捕的黑名单。风声越来越紧，徽因怕她躲在家里发生不测，将她装扮成少奶奶模样送往武汉。看她上了火车，徽因叮嘱道：平安到达后，就给家里发回一封贺电；若有变故，就设法发回一封唁电以便家人知道情况，相机行动。三天后，徽因、思成收到了一封贺电，电文是：“恭贺弄璋之喜。”揪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不由得相视而笑。这一年，他们的儿子从诫已经３岁了。
送走了思懿，徽因、思成接回了人广东北归的妹妹思庄。思庄的丈夫病逝，她一个人带着幼女生活。梁家的众多姊妹，除了在国外留学的，大都生活在北方，家人想让思庄回北方住些日子调节一下心情。思庄带着小女儿吴荔明和一个广东老妈子住进了北总布胡同３号。
思成大姐思顺的女儿这时期也住在这里，她在燕京大学读书，“一二·九”运动以后，学校的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当局的追捕行动一直在继续，进步学生的宣传、募捐、慰问伤员的活动也一直在进行；同时，学生中动摇和分裂的现象也日益增多。校园里已经放不下平静的书桌。思顺的女儿住在徽因、思成处，家里人也就放心了一些。
这时期，徽因、思成家人丁兴旺，熙来攘往。人最多的时候，全家一共有十七张床铺，黄包车夫还要借宿在老金家。
考察龙门石窟
１９３６年５月，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前往洛阳，会同正在河南调查古建筑的刘敦桢、陈明达、赵正之等人一起考察了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的伊河畔。石窟造像始于公元４９３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经过北齐、北周、隋等朝代，龙门石窟初具规模。到了唐代，龙门逐渐成为皇室、贵族造像活动的中心。历朝历代，伊水侧畔，龙门山崖，共开凿窟龛二千一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题记和其他碑刻三千三百余品，修建佛塔四十余座，与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石窟。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龙门，地处荒郊，道路不通，人烟稀少。山上荆棘不时地扯挂着衣襟和头发，她索性掏出随身携带的毛巾系在头上。思成笑道：“嗬，真成了北方农家的媳妇了。”
同以往一样，他们一行各有分工。梁思成、陈明达为洞窟和佛像拍照，林徽因记录佛像和窟龛的雕饰，刘敦祯为洞窟编号和记录建筑特征，赵正之抄录铭刻和开凿年代。
石窟年久失修，铭刻温漶不清，他们的工作进展缓慢。思成在摄影时为了选取合适的角度，常常忘记脚下的险径。一次，他没留神差点跌下山去，惊得给他们带路的当地杂役连声叫道：“先生，小心些！小心些！”
他们来到了奉先寺，顿时被这里的气魄宏大的雕像所震慑，精神不由得为之一振。
高达１７米的卢舍那大佛端从坐在群像之中，气度恢弘，妙相庄严。佛像面容慈悲博大，冷峻脱俗，透露出洞悉一切的大悲悯。与云冈石窟相比，那里的释迦跌坐大佛明显带有印度佛像的影响，神情也似嫌呆滞。
思成连声赞叹：“如此高大的佛像，怎么能雕凿得如此传神！”
大家都注意到了，奉先寺向外十几米就是悬崖，上是青天，下临伊水。工匠们显然不能后退观察佛像面部各处细节的安排，而隔河相望又太远，当时还没有望远镜之类的辅助工具，他们是靠什么来握佛像表情的呢？大家不能不对唐代工匠们的高超技艺感佩不已。
看到这些从京城来的先生们喜欢自己家乡的佛像，百无聊赖守候在一旁的杂役感到了几分满意。他用浓重的洛阳口音讲起了关于龙门的传说：
“听老辈子的人说，这龙门山原来是一整座大山。有个放羊娃儿每天来山上放羊，时候长了，他总听见山上有个声音在撵他。那声音很闷，很沉，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能听见。那闷沉沉的声音在撵着他问：‘开—不—开？开—不—开？’他咋瞅都瞅不出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觉得很纳闷。
“回到家里，他把这事儿讲给他奶奶听。他奶奶正忙着烧火做饭，听着孙儿的话，头也不抬地说：“明儿个要是再问你，你就说，开！’
“第二天，那个娃儿又上山放羊了。天近黄昏，他赶羊回家的时候，那闷沉沉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开—不—开？开—不—开？’放羊娃儿想起了奶奶的话，放开嗓子大喊一声：‘开—’只听得轰隆隆隆山崩石裂，龙门山从当中劈开，分成了两半，哗哗响的伊河水从这劈开的山中间流过……
“打那时候起，龙山就成了这个样子……”
太阳偏西了，金黄色的夕阳投射进奉先寺，卢舍那大佛的微笑愈发显得隽永、神秘。
并非“太太客厅”
从龙门回到洛阳城里的旅店，他们都很累了。本打算早早睡下，可刚刚在床上铺好自己带来的床单，床单上立刻就落上了一层沙土。抖落掉之后，转眼间又是一层。他们感到奇怪极了，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床单上落的不是沙土，而是密密麻麻成千上万只跳蚤。这一夜，他们是在人蚤大战、辗转反侧中度过的。
刘敦桢有记日记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寓室湫隘，蚤类猖獗，终夜不能交睫。”
此一行，他们在龙门踏察了四天。
离开龙门，徽因和思成又去开封考察了繁塔、铁塔、龙亭、然后从开封到山东，考察了长清、泰安、济宁等１１个县的古建筑。
天热起来了，考察途中，林徽因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点至晚六点最热的时间里……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下……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上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尽管如此，徽因又和思成西出长安，到陕西耀县考察了药王庙。
他们原计划从耀县一路西行，走兰州去敦煌。但是由于当局对延安的封锁，陕甘一带防备森严，必须持有军事部门签发的特许通行证才准允西行。徽因、思成只得打消了计划。
思成对存留在丝绸古道上的艺术宝窟敦煌有一种近乎朝圣的情怀。归途中，他对徽因说：“什么时候能去敦煌，哪怕一步一叩首也心甘情愿。”可是他们想不到，这个心愿竟成了终生未了的遗憾，他们此生再也没有了去敦煌的机会。
回到北京，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日子的外出的考察，回忆起了他们在山西共同走过的旅程：
……我们再次像在山西时那样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节术和人文景物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地为我们必须以食宿（以便第二天能有精力继续工作）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我老忘不了慰梅爱说的名言，‘恼一恼，老一老’———事实上我坚守这个明智的说法，以保持我的青春容貌……这次旅行使我想起我们一起踩着烂泥到（山西）灵石去的欢乐时刻。
许多人提起林徽因，常常只把她和“太太客厅”联系在一起，其实“太太客厅”只是林徽因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她生活最优袷的那些年里，她和丈夫长年奔走在穷乡僻壤，一点一点地梳理着中国建筑发展的脉络，为每一次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发现了古建筑遗存而如获至宝、掀喜若狂。
她踩烂泥，坐驴车，住肮脏的小店，床铺上爬满跳蚤，被咬得浑身是包；山野的风和无遮无拦的烈日使她的皮肤变得粗糙，粗劣的食物和艰辛的路程损豁了她的健康；但是她从未因此改变自己的选择和作为。
她对自己所珍爱的一切，具有一种献身的热情，这是林徽因最让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寻找佛光寺
１９３７年６月，思成、徽因和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前往五台山寻找佛光寺。山西他们已经来过不止一次，行进的山西境内，沿途的景物风情，山村的各式人物，甚至那不太好懂的山西话，都能唤起他们近乎乡情的亲切感。
思成看待事物，更多的是科学、理性的探究和建筑学家的眼光。坐在汽车上看到一座塔，他会批评道：这塔的结构设计不合理，塔身高高耸起，而那不足度的“收分”，和重重过深过密的檐，使人得到不安定的印象。路过一座便桥，乘客下车步行过桥，空车从桥上开了过去，他仔细地观察着桥体，对徽因说：这桥堪称国产特然的工程———在柱上木架之上，安扎高梁秆，在高梁秆上再铺泥土，这样的结构居然有力量承载汽车，倒是值得注意。而徽因看事物，更多的是审美、感性的眼光：“……乡村各种浪漫的位置，秀丽天真。老的扶着拐杖，小的赤着胸背，沿路上点缀的，尽是他们明亮的眼睛和笑脸。一处山坡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