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肉之躯-劳伦斯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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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的强化下——成了书中那个主要人物的特别重要的标记，并在故事的结尾处被神
化了。但这个象征对于劳伦斯也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标志着在他自己未来
的作品中将出现一种新的目光和创作手法。
在《虹》的前半部分，（第四章《安娜·布兰格温的童年》）一对年轻的恋人
威尔和安娜在收获时节来到一个洒满月光的麦田里，他们决定堆起一些麦捆：他带
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越来越强烈的亲密之感举起麦捆大步地向中间的地方走去，他从
未这样的接近过她，从未尽情地靠近她，赶上她。在这里，“在月光下只有他专心
致志地搬动麦捆的往复动作，在寂静中挥动着双臂，只有在放下麦捆时的“拍擦”
一声，然后是一阵寂静，然后又是“拍擦”一声。这里的以及在随后的一些段落中
的语言几乎有一种催眠的效果，像书中的其它部分一样（洪水及彩虹），它暗示了
旧约全书中的情节，那大步行走和手臂的挥动，那堆放麦捆时的“拍擦”一声，是
极具象征意义的，这些动作促使厄索拉的父母在一种神秘的芭蕾中结合起来。
在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厄索拉和一个后来成为她情人的安东·斯克莱宾斯基经
历一种不同的麦田之夜的情景。像她父母一样，厄索拉身上也具有那种圣经般的有
节奏的韵律。刚认识斯克莱宾斯基时，厄索拉把他幻想为“上帝的一个儿子，他把
人类的女儿看作是仙女”，劳伦斯在几部小说中都采用过一段。厄索拉还记得到阿
伯拉罕屋子走过的三个天使。但她在与斯克莱宾斯基的那一段麦田插曲中并不是那
么老式守旧，它似乎部分像早期的斯托拉文斯基，部分像晚期的凡·高夫，但根本
上是属于劳伦斯类型的：
他们朝堆草场走去，带着一丝恐怖。他们看到在那里的一大堆闪光的玉米堆变
形了，在夜晚的黛兰色的天空下变成银白色，投下了深黑色的影子，威严而朦胧地
堆放在那里。她像闪闪发光的游丝，当它们像冷却的灰烬升腾到银兰色的空气中时，
她似乎在它们中间燃烧着，就像是一种火红的金色、闪烁的、白色的、金属的火焰，
一切都不可捉摸。他害怕在玉米堆的上空燃烧起月神之火，他的心在收缩，像水珠
一般在溶化。他知道将要死去了。
斯克莱宾斯基“知道”他将经历的死亡并不是肉体的，因为在她强烈的狂喜中
他感到了厄索拉的力量。厄索拉当然是“新派的年轻妇女”，就像H。G。威尔斯笔下
的安·弗洛妮卡，或阿诺德·班内特和萧伯纳笔下的各式各样的女主人公一样，她
是一个现代的“解放型”的妇女。但在厄索拉身上具有许多《瞧》系列诗中的象征
性的黑暗，她的幻想与同时代的女性人物截然不同。
在《虹》的末尾，她“杀死了”无能力和她并驾齐驱的斯克莱宾斯基，他又回
到了平日的安全之中。
劳伦斯不再生活在风光秀丽的意大利了，他受着战争的折磨，他通过了《虹》
的最后一稿和《恋爱中的女人》中的人物，进入了一种新的领悟，这种领悟占据了
他的意识和创作。在柯休·克拉克所写的《消亡之河》中（1968年）——这是伯金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用过的词语——他认为这种过程与浪漫主义运动的诗人们有
些共同之处。克拉克认为劳伦斯用活力和创造力来平衡腐朽和衰败，在伯金的身上
可以看到这两种力量的聚合点，但其过程却开始于《虹》。克拉克叫人们注意柯勒
律治对“第二类想象”的定义，这是他在取消了幻想作为次要因素之后所提出的：
那末，我认为想象不是第一类就是第二类的。我以为第一类想象是一切人类感
觉中活生生的和原始的力量，是作为无限的“自我”中永恒的创造行为的有限思想
之重复。而第二类想象是前者的反映，它和自觉的意志共存，但在动力上的类型上
仍与第一类的相同，只是在程度上及行为的方式上有差异。为了再创造，它分解、
渗散、消溶，否则这种过程将是不可能的。然而，不论怎样，它还是竭力使之理想
化和一元化。甚至，当一切客体都变得固定或衰亡之后，它仍是充满活力的。
关于在战争年代中的劳伦斯，其主要思想可见于下列陈述，即“为了再创造而
分解、扩散和消融。”柯林·克拉克并不认为劳伦斯的这种思想是从柯勒律治的文
章中抄袭而来的，甚至他还不知道柯勒律治的观点。但读者还记得劳伦斯在1914
年写给艾米·罗威尔的信中说，在我回到大洋彼岸之后“我很想认识柯勒律治”。
除了在年轻时读过《克里斯特贝尔》以外，（我们可以猜测他可能知道《古时的水
手》）到目前还无法证实他对柯勒律治是否了解。无论如何，克拉克在此得出了一
个很好的结论，即劳伦斯在他企图达到一种完美境界的时候，像柯勒律治一样，将
腐朽和创造结合起来。劳伦斯对此最完美的实现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在他的《虹》中
贯穿了这一动机。而这种动机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体现得更具体。很显然，这种
想法感染了他，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而我们可以把他在战争年代中的行为归因
于这种理解的模式。
（三）历尽心酸
劳伦斯本打算在5 月份离开格利森姆，但一直住到了7 月底，继续给孩子们教
课。他想搬往加辛顿的计划也未能实现。他原希望在这个靠近牛津和剑桥的地方建
立起他自己的新“圣地”。不过，他还是与加辛顿——剑桥的那一批人保持着联系，
除奥托琳娜夫人和E。M。福斯特以外，拉塞尔和大卫·加纳特也来格利森姆看望他。
在4 月，加纳特带来了弗朗西斯·比勒尔，他是纯文学作家及政治家奥古斯汀·比
勒尔的儿子。弗朗西斯·比勒尔后来成了加纳特诺恩萨奇出版社的伙伴。加纳特和
这位比勒尔都是拒服兵役者，他们让劳伦斯感到失望，他告诉加纳特下次别再把比
勒尔带来。如同在剑桥与加纳特的朋友相晤时一样，比勒尔使劳伦斯梦见黑甲虫：
“你必须离开这些朋友，这些甲虫们，比勒尔和邓肯·格伦格是不可救药了。”劳
伦斯对肯尼斯则抱着“不置可否”的态度，但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剑桥的那顿早餐上
的敌意和怒气。
加纳特中断了他和劳伦斯的亲密友谊，但他并没有像布鲁姆斯伯瑞的同伙中的
其他成员那样成为劳伦斯的敌人。劳伦斯除了继续和拉塞尔保持关系之外，脱离了
剑桥——布鲁姆斯伯瑞社交界。他的这一举动大大地伤害了自己，因为这个团体支
配着英国知识界的一大部分，并是许多重要刊物的代表。
他们使劳伦斯的闻名晚了一代，虽然没有忽略劳伦斯，但缩小了他的影响力。
唯有福斯特是例外。
指出布鲁姆斯伯瑞对劳伦斯的贬低，并不是要否认其成员与劳伦斯之间确有分
歧，或是对诸如凯恩斯——尤其是大卫·加纳特等人存有恶意。在劳伦斯尚属无名
之辈时，加纳特曾不遗余力地为其鼓吹。但在这些年里，所有和布鲁姆斯伯瑞抱着
同样心态的人们往往都是反劳伦斯派。布鲁姆斯伯瑞一批人各不相同——有些是著
名的女权主义者；有些屈膝于知识独尊论；有些来自柏拉图的宴席座谈会——当他
们看到劳伦斯从外向他们虎视眈眈时，他们只能把他看作是敌手的图腾。
劳伦斯和拉塞尔的友谊一直保持到1919 年实属奇迹。1915 年6 月19 日至
20 日，拉塞尔来格利森姆度周末，显然是在那时候，他和劳伦斯开始商讨有关共
同举办讲座的想法。“有一段时间，”拉塞尔数年之后写道：“我们之间可能有某
种松散的合作。”拉塞尔在格利森姆时，劳伦斯热情地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说拉
塞尔的伦理学讲座和他有关“不朽性”的讲座会导致建立“一个围绕一种宗教信仰
的小社团或组织”。拉纳尼姆的地位逐渐和加辛顿相融合，为那些希望逃避世俗和
“思考大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小世界”，奥托琳娜夫人该成为此小社团的主席，
此社团还将包括加农，“或许还有康培尔”和默瑞夫妇。劳伦斯向奥托琳娜夫人保
证，他们是“真诚”和“有价值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奥托琳娜夫人去信（显然
是在7 月12 日）说，他真应该“和拉塞尔的讲演辩论一番”，而不是和他本人。
确实，他们“几乎已经达成了默契”。
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信件全面、直接地反映了辩论中一方的观点，它比拉塞尔
在1952 年充满愤慨的回忆录和1968 年的自传中重申的观点更具有价值。双方的
根本分歧在于，劳伦斯尚待完善的“血统论”观点使拉塞尔感到厌恶；而劳伦斯则
对拉塞尔的“心灵意识”不以为然。不过，拉塞尔自己承认，他曾一度深为劳伦斯
所惑，以致劳伦斯的一些批评——如：拉塞尔因自我欺骗，没有真正意识到他是喜
欢战争的——几乎逼他走上自杀的歧途。然而，他没有自我毁灭，而是活了下来—
—并对那个严厉地冒犯过他的人恨入骨髓。
劳伦斯写给拉塞尔的有些信是有关内阁政务方面的。弗丽达的信中对此也颇有
兴趣。其中一封可能是写于1915 年的5 月底，信中问道：“这个合作政府是否还
充满活力？显然，是“命运”主宰着这个世界的运转，除了对“法国佬”的仇恨之
外，对此命运谁也无能为力。弗丽达对拉塞尔的来信表示感谢，并说她知道他“一
定深为那些不合时宜的追根究底做法所困扰”。不过，她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
她”怎样才算是明智之举”。她还写道：“当我说你过于英国化时（看，我特地用
大写来表示），我并不是说你不够人情味——而是说你过于代表了他们那样的英国
人，你想冲他们出气，而事实上你更应该冲你自己出气——我希望你能原谅我这么
说——假如你能对我作些批评的话，我将十分荣幸！”拉塞尔6 月来格利森姆作客
之后，她又给他去信：“你有点生我的气了——也许我对你的工作不够尊重，这样
的工作我将永远不能理解（这里划去了比较一词），那完全是人为的东西，你竟称
之为理性，这实在是个谜，让我感到吃惊不小。”她认为，拉塞尔是在用他的理性
迷惑大众：“这实在有趣，我将永远畏惧你的理性，我觉得它是敌视女性的，至少
现在是这样。”她又说：“我认为你所代表的是你们民族的热情，这会使你不高兴，
因为你过份地沉缅于你们民族旧时的、鼎盛时期的那种热情，你深陷其中，而这种
民族热情实在需要一种更大的、更广泛的范畴——所以你也许信奉战争——你认为
人们会这样想吗？”她相信，“除了陈腐的普鲁士主义”，她的故国“还有些优点
和新的理想奉献给它自己和这个世界——要是各民族真能让相互的长处和优点得到
发扬和存在，并相互学习，该有多好呢——而这些小民族现在都如此固步自封，如
此互不相容——所有的人民都如此丑陋，但另外一些东西依然存在着，存在于各民
族和各人之中”。
弗丽达真诚地喜爱和敬慕拉塞尔。许多年之后，她承认年轻时的劳伦斯给拉塞
尔信中的语气“似乎过于傲慢了”。在《哈泼斯》杂志1953 年4 月首次登载了拉
塞尔对劳伦斯的猛烈抨击文章之后，弗丽达在给《哈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
论及布鲁姆斯伯瑞，弗丽达说：“在那帮人之中，没有一涓人类善良乳汁的细流…
…那怕是一丁点也没有。他们为显示自己的机智和聪明而忙碌着。然而，拉塞尔能
够做到与人为善。”她认为，如果拉塞尔理解并接受了劳伦斯的一些观点的话，
“就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数学家一样，他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友谊
便可能成为一段佳话……至于将劳伦斯称为纳粹主义的拥护者，纯属无稽之谈——
你不妨也可将圣·奥古斯汀也称为一个纳粹分子”。弗丽达说她“确信在拉塞尔心
灵的某个角落里，另有一个青年劳伦斯的形象，他视之为朋友而不是那个他要将其
驱走的妖魔鬼怪”。
人们认为弗丽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亲德倾向，这一点在她给拉塞尔的信中
表现得十分轻微，但福德·麦道克斯·休佛和凡尔列特·亨特在各自独立，但时常
相矛盾的回忆录都认为弗丽达是个十足的亲普鲁士派。休佛和H ·G 威尔斯夫人以
及凡尔列特·亨特曾结伴来格利森姆作客。当时，休佛的《安特卫普》一诗真脍炙
人口。
在查林克罗斯火车站见到比利时难民的一幕触发了休佛的灵威。凡尔列特·亨
特回忆道，在谈及这首诗时，弗丽达愤愤地说，“肮脏的比利时人！
谁会理睬他们”！凡尔列特·亨特继续写道，“除了美味可口的茶点之外，我
还与这位瓦尔基丽共进了正餐”。（瓦尔基丽是北欧神话中的战争女神，这里谑指
体格魁梧的弗丽达——译注）虽然这次作客期间正值劳伦斯在周末去了剑桥，但休
佛毫无根据地说他在格利森姆，并将他描述成“一个想当然的亲德分子”。休佛回
忆说，在弗丽达滔滔不绝的议论中，他只能退到了外室，因为穿着军服。他仍像往
常一样四处游荡，因为直到1915 年8 月14 日他才正式被定为军官（据英国陆军
档案记载），这是劳伦斯离开格利森姆两周之后的事了。
许多年以后（在1955 年），弗丽达在一封信中对这位作家作了回忆。”当他
们，他和凡尔列特·亨特来到时，我对他说：“我们都是德国人吗？”对此他吱吱
唔唔，颇感不安。此时正值战争时期，所以我对他不甚介意。我根本没说，‘这些
脏脏的比利时人’。我从未这么想过！劳伦斯当时并不在场，也没有可供福德休息
的外室，我没有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他也没穿什么军服，只是他不喜欢我，而我也
同样不喜欢他们，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