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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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的父亲去世得早。尽管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她却一直过着简朴的普通人生活。她不喜欢抛头露面。我叫她三嫂。”
他们俩真可谓是互补的一对。在经过一天无休止的忙碌之后，江泽民期待着回家享受一下妻子烹调的美味的上海菜。然而，他最喜的还是扬州菜。
1992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成为威胁。江重新回到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对现代化至关重要。他知道中国的稳定最终还是要依靠大约占其庞大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12月份，他到湖北省进行了一次计划外的视察，与当地的干部和农民讨论农业和农村改革。有些情况正在农村地区造成问题，江想接从当事人那里了解情况。
“种庄稼几乎不赚钱，”一位村党支部书告诉总书记，“生产成本提高了，但销售价格却下降了。而且，农民还要负担各种沉重的税费。”
“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江泽民问道。
“农民只对自己收获的粮食交税，”村支书回答道，“其他的税费应由村里承担，这样会提高民的积极性。”
在另一个子，江问道：为什么粮食价格这样低。有人说：“生产率提高造成供给过剩。”另一个人说：“主要的问题是销售。”“储存，”还有人说，“过去我们每家每户都储存粮食，但是现在人们有了‘新理念’（即那是有损体面的），不愿意把粮食放家里了。”
“他们的‘新理念’可能是不对的，”江说道，“民以食为天。”
在一个村庄，江注意到有一排普通的农舍，就叫司机把车停到路边。江和主管农业的温家宝下了面包车，来到51岁的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房中。
江伸出手来。刘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干部”，但愿意说说自己的想法。“我感谢邓小平解放了生产力，”他说，“过去就是不睡觉我们也不到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权，生活好多了。我希望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不要变。”
“老刘，”江说道，“农村稳定了，国才能稳定。共产党‘让人民群众富起来’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交的税那么多呢？”刘问道。
“有哪些税？”江问道。
“多得数不清”刘说，“我们村每年花在吃喝上的钱就超过1万元。”
“是红白喜事还是招待费？”江问道。
“我是个泥瓦匠，”刘解释说，“所以我在附近许多地方都干过活。我见得多了，我看见那些别高的干部一到我们村开会或视察就大吃大喝。”
江泽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农民富裕了，”他告诉在场的湖北党政干部，“新世纪的文明和进步才能得到保证。”
12月末，在武汉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与会的有6个省的省长。由于刚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江的讲话显得不容辩驳。他还重复了从农民那里听来的骂政府的顺口溜，没有人对此感到滑稽。
税费要控制在各地区平均净收入的5％以内。不允许再出现白条，江斩钉截铁地说，未兑现的必须兑现。（地方政府有种做法，不是支付农民现金，而是给他们白条，因为当地领导想把资金用于投资项目，比如在遥远的沿海新兴城镇投资房地产。这不仅伤害了农民，还长了通货膨胀。）
1992年晚些时候，当江泽民在上海促进城市尤其是浦东地区发展时，他说，当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时，同样要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从此时起就开始宣传自己有关树立价值观和颂扬文化的设想，这将逐渐成为其领导艺术的志之一。
在外交政策上，江泽民同样使用了新的口号。比尔。克林顿刚当选为美国总统，取代了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乔治。H。W。布什。克林顿竞选得部分归功于“对中国强硬的言论”，中国领导人对他很是提防。12月，当江会见帕特里夏。施罗德率领的美国众议院的小型代表团时，他首次使用16字方针来描述中美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到1992年12月，《解放军报》至少发表了12篇社论，拥戴江为“党的领导核心”和唯一的“军队统帅”。他的领导被称为反映了“老红军的传统”。江赢得了对中国武装部队的领导。
一旦掌握了军权，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所有高级军官的提升都要经过江的批准。对拟提升为少将和少将以上的军官，江都要亲自找他们谈话。这样，他不仅巩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1992年不仅仅是江泽民巩政治领导地位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江是邓小平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如今他毫无疑问地担当起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责任。
第14章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依赖的”
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位党的总书记只是个过渡人物，但这种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江泽民可能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鲍大可说道，“中国的政权接替也不会像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预计的那样突然和剧烈。”
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下令广泛印发邓小平的讲话。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此外，江不动声色地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部，除了其情报和反情报的功能外，还增加了更多的职权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追查腐败分子。借助打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家安全部，江为人瞩目地建立起权力的基础。
6月，江进一步加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他提拔了6名军队领导人至上将军衔，这是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授予这种荣誉。
2月，江泽慧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他直率地道。
“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江泽慧回忆说，“有两个代表团为我的提名做了工作：一个是合肥市（安徽省省会）科技文教代表团，因为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一个是滁州市代表团，‘文革’时期我曾在那里的农村工作过十多年。他们对我都很了解，并且相信我会成为他们的好代表。三哥听很高兴——也放宽了心！”
“你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江对他的妹妹提出忠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大学里面搞教学，对整个社会缺乏了解，而且你对法律和立法程序也不了解。你应当学习法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到基层走走，要永远与各行各业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在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在总共2909票中，只有60票反对或弃权。
外国媒体纷纷忙于核对政治信号。亚洲的一家新闻机构为，江之所以保持“谦逊的外表”是出于保住“摇摇欲坠的领导位置”的需要。文章暗示说，既然“中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充满诗意’地报道江的善良本性和平易近人”，他就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领袖。“他所获支持的消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消失不消失的问题，”文章还引用了一名外交官的话说“在邓去世后的过渡期内，他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没有军权，他的最终让位是迟早的事。”然而，这个结论却是大错特错了。
同许多其他同行一样，这家新闻机构低估了正在不动声色地巩固其权力的江泽民。他近管理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7月，他安排朱镕基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这是个担风险的职位。朱决意整肃纪律，加强控制，他安排了3位新的副行长。
江的另一举措同平静但意义重大。3月，他把曾庆红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正部级）。中央办公厅是党的行政中枢。曾取代了已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家宝。现在，在这个新职位上，曾庆红就能利用其丰富的党务工作知识进一步提升江的影响和推进他的计划。有一家缺乏远见的新闻社称此举为“无关紧要的人事变动”。
尽管在这一时期压力很大，江还是设法享受了一下生活。在视察海南岛的途中，他访问了岛上的大学。在发表完正式讲话后，他走进了图书馆。当学生们认出总书记时，纷纷向他围了过来。“我看到你们学校有一座苏东坡的塑像，”江说道，他指是一位11世纪的诗人，“他对海南的文化影响很大。谁能背诵他的那首《水调歌头》？”有几名学生举起手。江带着自豪的微笑和几个学生一起背诵了其中的几句。
虽然当时正下着雨，但中国国家主席来到校园的消息还是迅速传开了。很快就有数百名学生赶来，围拢在这位著名的访客身边。“学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江提出忠告，“文学艺术，例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但丁、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们的专业里面。”江说，理科学生需要了解更多的文科知识，文科学生则需要了解更多的理科知识。“如果你们想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他补充说，“你们就必须掌握英语。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诵60个英语单词。”海南大学的校长担心中国的元首会耽误行程，试图劝说江离开。不过，这个曾一度想做一名教授的人正在自得其乐。“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江对周围的人说道，“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一位古代圣贤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江最后用毛泽东那句含义深远的话作为自己的结束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商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数字实在人炫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1976年，中国80％的生产由国家直接控制，而现在只有大约一半。中国的经济正灼热的12％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外汇储备极为充足。该国的体制正在向国内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商品。在1980年，民众每天购买600台洗衣机，而今他们每天吸纳大约4万台。13年前每天销售的电视机约1万台，今天则为7万台。没有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一路攀升，并逐渐失去控制，在固定投资增幅46％的推动下，当年消费指数攀升了15％。江号召采取果断措施预防“经济过热，以免出现大起大落”，并补充说：“小规模的震荡不可避免。”
6月，江泽民来到邓小平家中，在紧缩计划中加强微观控制的做法得到了邓的支持。邓强调“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告诉江说：“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完全控制财政体系和市场价格，通货膨胀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
“令人惊恐的通货膨胀失控的阴影对江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回忆说，“我们如何才能既让经济冷却下来，又保持改革的动力？我们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诸如未经批准的集资和过多的信贷。江主席把朱镕基派去当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两人都认为必须压缩地方投资。
“1993年对江主席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负责编辑整理高层领导人的文件以及国家和党的重要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解释道，“经济过热不仅对改革而且对社会稳定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江主席必须引导中国经历步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现在中国正在试验一种新体制。”
“这是试验性的并且有风险的，”冷继续说道，“一旦软着陆成功，最大的好处是向人们展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和享受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品、新货物和新服务，这更加证明了新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江泽民所取得的一个大突破。”
对于邓小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江泽民列举了当前的三个问题：腐败、收入不均和通货膨胀。前两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加快发展必须以中国前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他说。
然而，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在实践中，他领导着经济改革。在理论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传播邓小平思想的研讨会。在军事上，他在一次同军队战略家们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军事思想应当被视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
可邓平本人表明了在他看来纯属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厌恶。他对吹捧“邓理论”感到不悦，对颂扬他的展览表示不安，对给他塑像的计划感到不自在。“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他说道，“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些方面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改进和修正。”邓补充说，“我不是谦虚，仅仅是实事求是。”
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1993年春季，江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一个受到保护的、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为政府献计献策。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江希望它们能成为改革的基石。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创议人。他也想取得知识分子的帮助，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最后，通过为政治和经济理论设定议程，江加强了自己作为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