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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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没有落入对方圈套，国会领导人不由得对这位第一次坐在他们中间的中国元首感到钦佩。“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问题确实够他受的。”民主党议员霍华德·伯曼说。江的回答虽然“不令人满意”，伯曼仍然欣赏他的应对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度，没有勃然大怒”。2002年将成为议会少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南茜·佩洛西说“他确实有所回避，但让人能够接受。”
上午11点半，江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专访。他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莱勒提及当天出版的美国报刊都认为江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是“从未有过的率的交流，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一场辩论”。“您是这样看的吗？”他问江。
“我认为昨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了我们自由表达观点的机会，”江回答说，“真正的好朋友要坦诚相待，不隐瞒任何观点。”然后他又用英语反问：“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莱勒紧接着又问：“但这是您对昨天的记者会的看法吗？您认为它是一次有益的交流吗？”
江主席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不认为这会损害我们的关系。……在中国方面，我们历来认为应当求同存异。”
莱勒问道：“您被问及那么多有关人权的问题是否让您觉得不安？”
江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感到不安。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我已感觉到我受到大部分美国人民的欢迎。
这是经过磨砺的表演。对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江已事先作了准备。他暗示中国终将发生变化，只是要给他的国家一些时间去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改变。
除了对江泽民—克林顿峰会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乐观报道之外，《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提到了中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邮报》的一篇题为“唉，每件事在中国都被夸大，主席访美之行完美无缺——但还有未作报道的内容”的文章指出，那天的“报道中无一不是溢美奉迎的照片和文章”。《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江的家乡：玫瑰色的访美新闻”的文章还指出，中国媒体在强调盛况和象征性意义方面惊人一致，“赞颂访问中的愉快时光，饰不快的事件”。西方媒体对江泽民在夏威夷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游泳进行大量报道，而中国媒体却没有报道。
下午1点10分，江泽民主席在一个由6个外交团体举行的特别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他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民惟邦本’、‘缘法而治’的朴素的民主、法治思想。”他追溯中国历史的演变说，“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和屈辱，经过顽强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他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苦奋斗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江泽民承诺说中国“只会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并保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轮到江给大家上历史课了。他强调，以前，西藏存在的是压迫人的封建制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许多美国人通常会忽略或懒得去想的。江把解放之前的西藏形容为“处于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农奴社会”，接着又说，“农奴属于农奴主，根本谈不上享有任何人权”。他将“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用和的方法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与“美国历史上解放黑奴”相提并论。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弱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此时江突然站了来。满屋的美国人都很紧张，以为江受了冒犯而要愤然离去了。而江主席却在这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放声高唱美国传统民歌《牧场上的家》。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使得那位无礼的客人安分起来。
下午，江泽民率庞大的代表团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江在费城只停留4个小时，随后他将前往纽约。但他在这几个小时中非常忙碌：他将在两个大学发表演讲，会见地方官员和3位大学校长，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地访问费城独立厅，并以私身份探望一位老朋友和一位他很尊敬的老师。一名记者描述了美国人在看到这位中国领人时的惊讶表现：“这座城市从江身上得到了没有料到的感受——与其他许多受到邀请预计要进行这3项时间紧凑的活动的政治家相比，江泽民更加美国化、气宇不凡而且懂英语。”
第一站位于费城西区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江的长子江绵恒六年前在这里获得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德雷克塞尔大学校长康斯坦丁·帕帕达基斯在江泽民刚宣布要访问美国时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名义是邀请“一位德雷克塞尔校友的父亲”，帕帕达基斯在后来的讲话中对江主席竭尽赞美之辞。
在江泽民的车队到达大学之前，警方征用了3辆空的大巴，停在示威者聚集的路边。一名记者称无意中听到一个警察说：“江泽民的随从不希望江看到任何一个示威者。”
“中国人要求我们将所有的示威者转移，那样主席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江泽民访问费城期间陪伴他的费城市长爱德华·伦德尔回忆说，“我们尽量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不可以强迫那些人离开公共街道。”
快到下午5点30分时，江140余名陪同人员的伴随下到达德雷克塞尔大学一个有900个座位的礼堂。此刻，礼堂内已坐满了官员和公司领导人——他们刚刚参加完以如何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为主题的研讨会。礼堂里还站了数百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在主席台上与江主席坐在一起的政要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等人。
江的风采让听众着迷。远离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置身于友好的学术环境里，江很放松。“我要向德雷克塞尔大学领导和所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对那教育过我孩子的老师表示感谢，”他使用英语讲话，听众反应热烈，“我想感谢他们教授他专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还补充说：“我们家现在有个博士了，可我只是一个学士。”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国会议员科特·韦尔登赠给贵宾一件红白两色的费城“飞人队”的球衣，球衣背面印有他的姓氏“JIANG”，这样，这位中国席就成为全美职业冰球联合会的名誉队员了。
江笑着站起来，拉着球衣的袖子，好在仔细端详，然后拿起麦克风。他说，自己心爱的孙子已跟他父亲江绵恒在费城住了3年了，小孙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他很喜欢橄榄球。”江主席用英语说道。他对美国体育运动的喜爱引来了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孙恒教授是江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也曾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江绵恒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孙曾经做过他的指导教授。江泽民和孙恒由于中国断裂性的现代史而分道扬镳。孙家在日本侵华之前曾是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深造。而此前江泽民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跑了，”孙沉思着说，“而他留了下来，并掌管了中国。”
虽然多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都逃离了祖国，孙恒的父亲孙煜峰却留了下来，试图同共产党人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起初，孙的父亲被授予“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严重迫害。财产被没收，尊严被剥夺，最终因得不到治疗而病逝。
孙教授加入美国籍已经50年了，他从没有回过祖国，甚至拒绝了江主席个人的邀请。“对这一切我百感交集，”他深思道，“在中国的体制下，我失去了父亲。但我对江主席寄予厚望。”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当孙教授向江主席解释，他是因为“个人困难”没有接受邀请时，江温和地回答：“我完全理解。”
在费城，江泽民还特别探望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95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在美国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 Hsiu Ku”，使用的是西方的姓名顺序以及不同的音译方式。江不顾安全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到顾教授的家中探访，这反映出他尊师重教的儒家信条。
江主席和夫人王冶坪来到顾教授家里做客。顾教授的家位于费城音乐学院后面，在一栋普通公寓楼中。江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期间他们在一起边吃饭边叙旧。此时，他的态度立刻从高级领导人转变成执礼谦恭的学生。这个当天早上勇敢地与50名不友好的会议员舌战的领导人神奇的转变过程，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却不会使中国人惊讶。这意料之中的，如果不这样就不符合中国传统了。
当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回忆说：“中国国家主席和顾教授在一起的场面令人难忘：他彬彬有礼，像任何一个普通学生来拜见尊敬的老师一样。”
江送给顾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书，这时注意到顾教授把自己作的一首诗自豪地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诗曰：“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诗表达了师生50多年的情谊，如今重温此诗，江感慨地说道：“尊师重教是中华族的传统美德。能有机会拜访您，我觉得特别高兴。”江跟他革命的父亲一样崇信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顾教授一家，包括他的夫人、3个孩子和许多孙子，用莲子汤和豆沙汤圆等家上海小吃来招待江和他的夫人王冶坪。江回忆说，以前顾教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要讲的东西他都记在脑子里。同样，顾也回忆说年轻的江泽民当时坐在前排看起来很认真，做了很多笔记。
晚饭后，江起身告辞。他对顾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子机械工程方面的教授，还是作为剧作家和诗人，您都是非常杰出的。”
当顾被问及在过了这么多年普通人的生活之后，与江一起坐在聚光灯下是否感到不习惯，他轻声回答说：“，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这对美国观众来说似乎很奇特。”
他罗列了与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因为他是周恩来的朋友，所以他成为周恩来的继任者邓小平的朋友——接着成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朋友，而江恰又是他学生。同样，他曾是蒋介石的顾问，因此他也得到了台湾历届国民党政府的信任。
但顾教授强调说，江泽民来访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没有任何政治议程。“他希望过来放松一下，”顾说，“就我们两个人。但是他倾听了我的建议，他会对此进行思考。我认为与世界和平相比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大学都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教学，不是吗？”
“我不问政治，”他接着说，“我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只是一个退休教授。我只享受生活。我不会试图去影响任何人。”在过去的10年中，顾有时会就政治和国际事务给江写信。
“当我1998年成为驻美大使时，”李肇星继续回忆道，“我拜访过顾教授。他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对曾经与江主席联络感到非常自豪。当顾教授到俄克拉荷马州时，江主席要我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去探望过他。”
当顾教授2002年去世时，江泽民深感悲痛，旧日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打电话给顾教授的夫人，表示自己的哀悼，并送去了花圈，称顾的“高尚精神”将激励世代中国人。在正式吊唁信中江主席评价顾教授是“一代名师，终生勤于学习，关心祖国的统，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
“江主席对顾教授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孤例，”李肇星回忆说，“他非常尊重离退休老同志。1997年初，江主席视察上海时，他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邀请的是离退休官员，而不是在位的干部。这说明他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我曾听江主席说过人与人之间交往时不能做势利小人，不论别人的地位如何，应该彼此学习，那些离退休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以给我们以指导。”
因为时间很紧，江有许多事要做，他乘车来到宾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在很快地参观过中国藏品后，江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该校沃顿商学院为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设立现代管理课程表示赞赏。江联系到自己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顾教授的重逢，说道，“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大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应该倍加惜。”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接下来是参观独立厅，由于观光时间有限，江一行直接到达会议厅，一名导游向大家介绍了这里的辉煌历史。而此时，江主席坐在一张旧橡木桌旁，《独立宣言》就是在这张旧橡木桌上于1776年签署的。
江泽民参观独立厅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愿望。从青年时代起，江就开始学习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和言行。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杰逊所说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给了他希望与启示——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意义重大。此外，江觉得他与这些美国革家一脉相承，那些人所赶走的英国殖民者正是当年从中国的领土上夺走香港的殖民者。这些革命者的行动都是出于爱国主义，这可能是凌驾于任何目的之上的。而江自视为爱国者。他对独立厅的访问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他的个人追求。
在费城，尽管有一些抗议的声音，但总的来说江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下一站——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