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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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现代化；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出席纽约联合国千禧年峰会；抓科教工作；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精彩采访。
2001美国侦察机与中国喷气战机相撞，中美关系陷入僵局，中国公众反应强烈；江访问拉美；发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用“三个代表”思想革新全党，提出允许包括私营业主在内的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入党；北京获2008年奥运举办权；“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反恐战争开始；江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与布什总统会晤；中国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
2002为重要的党的十六大做准备；在北京会见布什总统；大力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在得克萨斯农场会晤布什；在十六大（11月）上总结中国状况和他个人任职期间的成绩，展望未来；“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章；权力和平移交给新一届领导人；江被称为他这一代的主要代表，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为与江关系密切的同事；再次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2003江两届国家主席任满，胡锦涛接班；保留军委主席职务；在军队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表现活跃（与他同辈的其他领导人都已退休）；非典肆虐中国但得到控制；参与伊拉克和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中国第一位航天员进入地球轨道。
1989—2002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3年。
1989—2004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年。
1993—2003担任国家主席10年（两个5年任期）。
2004退休后的江泽民继续作为他这一代人的主要代表，向新一届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
【注释】
【注释】
［1］ 我和江主席在一起的场面凑巧被新华社拍摄下来，成为官方发布的照片。这幅照片刊登在2000年9月10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各大报纸头版上。
［2］ 还有一点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朱亚当会成为我未来的合作伙伴——当时他是一名干部，只有22岁，精力旺盛，思想活跃（获得过语言文学学位），被派来给我当翻译。朱亚当在费城天普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们从1994年开始一起工作。
［3］ 我家里还有两个人与中国有缘。我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是以演奏恰恰图良而著名的钢琴师，担任北京三家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我女儿丹妮拉是演员，在中央电视台两台戏剧系列节目中担任主角，还在一部即将发行的由李前宽导演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片中扮演角色。
［4］ 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探索中国》录像可在shoppbs购买。
［5］ 《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纽约：电视图书，2000）是美国公共电视台纪实片《探索中国》的配套书。
［6］ 对书名略作介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有一本同名的儿童读物，即赛珍珠的《改变了中国的人：孙逸仙的故事》（纽约：兰登书屋，1953）。我对采用相似的书名有些担心，但兰登书屋的编辑（还有其他人）认为那本书已是半个世纪之前的老书，而且新书使用老书的名字并不鲜见。她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书名很吸引人，点明了本书的主题。当然对这个主题可能会存有一些争议。我考虑到，孙和江都“改变了中国”，虽然改变的方式大不相同，但对中国的今天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个相似而不相同的书名我是事后才想到这么多理由，虽然是歪打正着，但令我十分喜爱。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以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就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重要和多方面的改变，如果这两个雷同的书名能让读者读懂这一点，我想是再好不过了。
【后记】
【后记】
我曾3次见到江泽民本人，其中两次与音乐有关。第一次是在1993年，我在古巴哈瓦那的国际饭店高层上与他擦肩而过，我感到十分吃惊，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而我是陪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她在古巴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担任钢琴独奏。第二次是2000年9月，在纽约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江主席参加在林肯中心举办的一次音乐会，这是2000年“中国文化美国行”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次中国艺术和服装展示活动，我和合作伙伴朱亚当参加了组织工作。＇1＇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非正式讲话。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3月，在学生涌向天安门的一两个月前，但一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开始对那里发生的事件有所理解。当时我是应中国国家科委之邀，为中国的研究所做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的顾问。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我所受的训练是科学方面的，而不是律师方面的。我开玩笑说，可能我不是那么危险。
我从刚到中国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住了，中国的改革引人注目，人民精神振奋而且非常乐观。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有些单纯，但却非常鲜活；他们渴望知识，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中国对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那时还并不清楚。［2］
从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就投入到中国的事务中去了。［3］我在多家公司和机构任职，多为科技、财务和媒体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举办了许多有关并购的讲座和讨论会，旨在阐述自由开放的并购市场不仅能够使管理良好的企业得到发展，减少管理不良的企业，还能够保护国有资产（这种观点与主流意见相悖），防止人们利用特殊关系捞取好处。
他改变了中国后记1996年，我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书，这就是译成中文的《投资银行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中国同类著作的第一部。1999年，我的一本关于交易的书《交易人》（经济科学出版社）得以出版，这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2000年，《走近真实》（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中美两国同时出版，这是美国公共电视台关于科技、意义和未来的系列节目的同名书。
1999年，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作了8集纪实片《资本浪潮》…—中国国家电视网络播出的有关并购的第一部系列片。我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部探索中国改革的纪录片《探索中国》，于2000年9月8日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同一天晚上，江泽民主席出席了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坚持要求对《探索中国》美国版的剪辑拥有否决权，我也坚持同等的对中央电视台对中国观众播出的《资本浪潮》的最后剪辑拥有否决权——出人意料的是，在合同中我竟然得到了这一权力。（中央电视台并未使用它的否决权，这是创纪录的；台领导内部经简单的讨论之后决定，在美国公共电视台首播时，甚至连审查都免去了。）
对编辑的控制是不可逾越的。在早期与媒体高层官员的会议中，我发言说，如果我们关于中国的纪实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观众就会一点都不相信。我说，我们制片组对“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比例并不太在意；我们只是想用能够体现当代中国风貌的人物故事尽可能反映真相。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官员最终对我们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纪实片表示满意，甚至包括其中关于（哈尔滨）阿城糖厂破产的“负面”片断，大量下岗工人的人生悲剧（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人员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东北严酷的寒冬）。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授说，他们将把这部片子用作教学观摩片。＇4＇
我写作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
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品格。我敬仰江泽民，他受到轻视，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受到各种非议，人们甚至对他永远地改变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功绩无动于衷。我也体会了一次小小的心理历程——努力去认识江的政治哲学和领导艺术所依赖的观念和感情经历。
本书立足于大量而广泛的采访和一些特殊（尽管有限）的渠道，对于这些我未作增减。我得到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有帮助，有些与我的观点相反——但我们都达成协议，编辑权归我个人。
本书是一本由江泽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讲述的政治性传记。我着眼于我认为真实的内容，而尽量减少无法证实的情节。要写一本全面而公正的传记必须等到主要材料——资料原件和大规模采访——得以公开之后才能做到。我所讲述的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全部故事，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理解江泽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江的行为和信仰。我的前一本书《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5］，主要有两个对理解中国必不可少的主题——中国人对中国的一切事物所表现出的自豪感，和他们对稳定的狂热追求。如果能认识到自豪感和稳定这两个主题的种种表现，就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机构有相当多的了解。
2000年9月，我观看了江主席接受《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尽管我自认为对中国很了解，但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他所处的重要位置。我对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一次产生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我在采访中探索了他如何改革共产党和中国——大多数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或不明真相）。我发现自己被江的个人故事所吸引，我的收获之丰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开始本来想写一本探索他对改革所起的作用的书，最后却写成一部讲述他的生平、历史功绩、他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中国领导人进行自我宣传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官方媒体中不乏语录和照片的登载，但传记却单单被排除在外。如果审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从古代皇帝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屡屡把国家推入动乱的深渊。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废除个人崇拜。但中国如今成熟起来，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真实的传记必然会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当今世界媒体和名人广受追捧，传记能使中国“与时俱进”。
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看待，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这一崇高的荣誉是在15年的学习和授课，工作和娱乐，吃饭和探索，以及人际往来中赢得的。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忍和勇气正在强化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推动中国去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
坦白地说，我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人们自然会问，我与这个国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否会改变或影响我对其领导人的看法。对此我只能回答：我希望“不会”。这个回答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
我并没有自诩为不加个人感情的公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我就像一名本地球队的忠实球迷一样为中国欢呼喝彩；当中国政府的行为为中国增光时，我为之欢呼，当不得不面对相反的情况时，我为之痛惜。我努力把事实和个人观点区别开，把实际情况和能够或应该出现的情况区别开。与科学精髓并行不悖的是，我尊重目前所能确定的真理。这本书就是我在当前所能确定的江泽民的真实情况。［6］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