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竺可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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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军事、交通等服务，可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正忙于筹备内战，置国计民　

生于不顾。竺可桢为了应付急需，一方面从气象研究所微薄的经费中挤出一　

部分，自力更生地建立少数测候所；一方面积极宣传推动各个需要气象资料　

的有关部门各建一些测候所，从各方面协同推进我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自　

1929年到1941年，气象所共建成和接管过28个各级测候所，其中自建9个，　

合办19个。　

　　　　　竺可桢的眼光是长远的，他十分重视气象工作的国际合作。1931年国际　

气象会议组织第二次国际极年观测，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地球物理合作　

计划。欧、美、亚及大洋洲的几十个国家参加。极年委员会的主席、丹麦气　

象研究所所长考尔博土特函竺可桢，邀请我国的气象研究所担任在中国部分　

的极年观测工作，竺可桢欣然应允。除在南京和北平增加高空观测的项目和　

次数外，还决定在峨眉山和泰山设立两个高山测候所。竺可桢在设备短缺、　

经费紧张的条件下毫不气馁，终于按计划完成了国际极年观测的任务，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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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拉萨测候所的建立是竺可桢为中国气象事业奠基中的另一桩不朽贡献。　

它的建立和发展是竺可桢百折不挠、致力于科研的有力见证。拉萨地处“世　

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西藏境内的气象观测点零散而　

不正规。竺可桢历经艰辛，几经交涉，终于在神秘的西藏建成了拉萨测候所。　

　　　　竺可桢发展气象事业的热忱得到当时一些有识之士的同情和一些社会团　

体支持。这些都推动了一些台站的建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除了西北、　

西南地区外，我国的气象台站网络已经初具雏形了。　

　　　　推进气象事业的发展，竺可桢面临着新的考验。当时无论气象测候机构　

还是领导体制都相当紊乱，业务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仪器落后，时制各异，　

规章有别。1931年，竺可桢拟订了《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此后，又陆　

续编印了　《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气　

象常用表》等，还召集了三次全国气象会议，作出决议，统一规章制度，使　

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的规范。　

　　　　竺可桢对气象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工作也十分重视。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　

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自1930年元旦起，每日油印东亚天　

气图，每年编印一册《商农气象观测记录》，1932年下半年开始出版《地震　

季报》。　

　　　　气象事业的发展急需大量人才，而当时在高等院校攻读气象课程的学生　

屈指可数，并且当时我国没有培训气象人员的专门学校。针对这种局面，竺　

可桢先后办了四届气象练习班，以缓解气象专业人员缺乏的矛盾。竺可桢本　

人还亲自为第三届练习班编写讲义，讲授了一个学期的气象学。竺可桢为我　

国气象队伍的壮大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竺可桢与同事、学生同甘共苦。他总是严以律己。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　

段之后，大后方物价暴涨，竺可桢的生活陷入困境，1943年的年夜饭吃的是　

霉米。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决定发给各所的科研人员每人1000到2000　

元的救济费。竺家当时已是入不敷出，但竺可桢却主动要求将他应得的救济　

费平均分给该所几名作事务性工作的人员。　

　　　　在国际交往中，竺可桢时时刻刻注意维护祖国的尊严。1936年，金陵大　

学某君偕同两名日本人访问北极阁，他们要求照相，后来又要求登台参观，　

气焰非常嚣张。竺可桢坚决不允许他们的无理要求，只让他们买了几本书，　

悻悻而去。1937年竺可桢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会议期间港督和会长设　

宴时把中国的席位排在末尾。竺可桢不能容忍这种侮辱我国国格的行为，与　

其他两位中国代表商讨后愤然回国，不再出席会议，表现出中国人的凛然傲　

骨。　

　　　　在这一时期，竺可桢一身兼二任，既是浙江大学校长又是气象研究所所　

长，事务繁忙，备极辛劳。后来，因为战事，浙大和气象研究所分别迁移后，　

相距更远，又值战时交通不便，竺可桢直到1938年4月才得由江西辗转到了　

重庆曾家岩气象研究所工作。当他得知许多贵重仪器损失于战争时，心情十　

分沉痛，而在浙大与气象所之间来回奔波，是竺可桢的体力所难以承受的。　

1944年竺可桢要求解去所长职务。5月赵九章接任代理所长的职务。经过整　

顿，所中工作渐有起色，竺可桢深感欣慰，于1946年底被批准辞去所长职务。　

　　　　竺可桢的创业史是艰辛的历程，为中国气象事业的起飞奠定基础，是中　

国人独立自主地进行气象科研的伟大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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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浙大　



　　　　　1936年竺可桢被当局选中出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这在竺可桢一生事业　

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也是引起他思想转变的契机。　

　　　　　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由清末杭州知府林启创办于1897年，是有识之士　

图谋变革而兴的新学。1902年改称浙江大学堂，几经易名，于1927年建制　

为大学。1933年郭任远任浙大校长，受当时国际上法西斯统治的影响，对学　

生采用军事管理制度，任意处分学生，激起学生的强烈不满，引发了“驱郭”　

运动。蒋介石不同意改换校长，双方僵持一个多月。蒋介石亲临浙大训话，　

下令罢课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抗拒。蒋介石只好退让，同意更换校长。有　

人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2月21日，蒋介石与竺可桢面谈，要他出任浙　

大校长。竺可桢对蒋介石说：“这事我自己也需考虑。”竺可桢一时犹豫不　

决，他不是贪图功名的人，无意与官场中人物打交道。而经他深入了解浙大　

确实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急切地要求一位励精图治的校长。思虑再三，竺可　

桢说：“我若不为浙大着想，只顾明哲保身，则浙大必陷入党部之手。现在　

的国民党已经不是革命初期那样，被人操纵已无疑义。”这一席话表现出竺　

可桢的目光之敏锐与深远。为了浙大的前程，竺可桢终于答应蒋介石要他出　

任浙大校长的要求，但是他不能放弃气象事业的研究，因而，起初竺可桢只　

答应任职半年，把学校安定下来，然后交给一位有能力的人。后来他的好友　

陈叔谅发来长信，劝竺可桢不要限期半年，谈到为了浙大请竺可桢不要久搁　

不决。竺可桢心里了然，在浙大师生与党部的较量中，他奋力保护浙大，必　

然与党部发生冲突。因此提出了就任的三个条件：第一，财政方面须有源源　

接济；第二，用人方面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第三，内定时间以半年　

为期。　

　　　　　1936年4月20日下午，竺可桢开完气象学会理事会，回到家中。见夫　

人侠魂已为他收拾好行装，送他连夜去杭州接任浙江大学校长。诸葛麒随竺　

可桢一起去浙大任校长秘书，在赴杭州的列车上，竺可桢再三叮嘱诸葛麒道：　

　“振公到校后你要注意两件事。第一要勤快，做到案无留牍；第二要须缄默，　

你是校长秘书，必然知道许多机密之事，不能事先透露出去。”　

　　　　　次日晚7时竺可桢由上海到达杭州，刚下火车，就立即召集众人商讨如　

何治理学校，深入了解学生情况，直到深夜才回到寓所休息。第二天上午竺　

可桢由郑晓沧、胡刚复、倪志超陪同，会晤前任校长郭任远。两三天内，竺　

可桢与教员、学生许多人见面谈话，了解情况。　

　　　　　25日下午竺可桢在体育馆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竺可桢发表就职演说。　

他强调：“……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　

环境，……我们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　

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查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　

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旁征博引，从越王勾践雪耻、五代钱氏保浙、宋　

浙人匡复捍卫、明于廉抗倭，谈到明末黄梨洲、朱舜水的遗训：“一方为学　

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他的深邃哲思使全校师生都受到精神震撼。　

　　　　　面对热血青年学生的欢欣鼓舞，竺可桢又将话题引向现实：“有知识有　

血气的青年，早已感到国家情势危迫。近百年来，列强侵略进行不息，中国　

不能发奋自强，以致近几年国家面临着最严重的危机。”一席话引起青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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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共鸣，也赢得了学生们的信任和拥护。　

　　　　　竺可桢在浙大第一次参加纪念周正值5月4日，“五四”运动17周年。　

竺可桢对浙大师生讲了两个问题。关于教育制度，他主张不效仿任何国家，　

而取众家之长改革现行制度，施行导师制。谈及“五四”以来学生们沦于悲　

观，竺可桢认为这是由于缺乏对中华民族必能复兴的信仰。他希望浙大学生　

树立民族自信心，有高度的自觉和实际的努力。　

　　　　　竺可桢为了聘请好教授而多方奔走，他请茅以升讲　《钱江桥与建设》，　

请马寅初讲《非常时期中国之财政问题》，还打算聘请冯玉祥、候德榜为演　

讲员。为了请到当时著名的老学者马一浮，竺可桢求贤若渴，三请马一浮传　

为佳话。　

　　　　　出任浙大校长以来，竺可桢穿梭在南京、上海、杭州之间，为了节省时　

间，坐车多是搭夜班车。他还常常将一些文件带在身边，坐车时批阅。气象　

研究所招收第四期练习班助理员的考卷，就是在沪杭颠簸的列车上批阅的。　

在处理各种业务之余，作为一名学者，竺可桢犹不忘抽出时间从事学术活动，　

多次到中央电台讲《气候与人生之关系》，又到杭州笕桥为航空学校师生讲　

　《东亚之气候》。　

　　　　　竺可桢广纳贤才，办学民主，一时浙大名望大振，聚集了一批第一流的　

教授，当年招生时，考生蜂拥而至，出人意料的多。新学期一开始，竺可桢　

就亲自对新生发表演说，要求他们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学好功课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养成一副清醒的头脑；第二，将来的理想，要以享福为可耻，　

以服务社会为光荣。　

　　　　　当年蒋介石由陈布雷陪同访问浙大。寒喧之后，竺可桢简明扼要地报告　

了情况。蒋介石对竺可桢的励精图治深感满意。竺可桢乘机提出调拨经费扩　

建校舍，并请蒋介石参观学校。蒋介石亲见校内处处屋宇破落，满目苍凉，　

答应把附近军械库的地址拨给浙大建造校舍。浙大师生人心大快，浙大建校　

的百年大计终于得到解决。　

　　　　　浙江大学逐步走向正轨，竺可桢的预期目的基本实现了，觉得自己应该　

离开浙大，专心研究所的工作了。因为当时日寇侵华甚急，浙大和研究所两　

副重担由竺可桢一肩担，极其辛劳，竺可桢想放下一头。他回南京到教育部　

报告了浙大接收军械库地盘的经过，顺便向王世杰提出要离开浙大，并推荐　

人选继任浙大校长职务。王世杰劝他切莫性急，等考虑考虑再说辞职一事。　

　　　　　竺可桢四处奔走，却发现大家都将浙大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知道欲　

离浙大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好表示先解决经费问题，日后再说辞职之事。　

　　　　　经过竺可桢的多方努力，经费问题渐渐有了眉目。3月底竺可桢跟蒋介　

石面谈，蒋介石主动答应为浙大解决地址和经费问题。　

　　　　　1937年浙大毕业典礼，竺可桢致词以“有志、有识、有恒”6字为训，　

勉励同学们为人处事应“只知是非，不计利害。”这正是这位老学者对自己　

走过的人生旅程的总结。　

　　　　　　　　　　　　　　　　　　　　　　　　　　　　　　　五、颠沛西迁　



　　　　　芦沟桥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当时浙大　

和全国许多大学一亲，抗日情绪高涨，开展了许多抗日活动。对这些活动，　

竺可桢和夫人张侠魂都积极参加或给予鼓励，学生自治会发起给前方将士捐　

献棉背心的活动，竺可桢就命拨出两间房子作缝制场所，带头捐钱供制作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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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并常和夫人到缝制场鼓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后来学生会又发起捐献活动，　

竺可桢夫妇首先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南京—上海—杭州铁路沿线。　

这不仅给这一带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引起人们的恐惧不安，扰乱了　

工作和生活秩序。竺可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将浙大迁到僻静安全的地带。　

竺可桢将一年级迁往天目山里的禅源寺，把附设高工和高农搬至萧山县的湘　

湖，11月中旬又把二、三、四年级迁到建德。　

　　　　　浙大迁往建德后，战局形势急剧变化，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浙江、　

江苏交界处的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队迅速全线撤离，9日上海陷落。中央　

政府迁往重庆、武汉。在经费来源断绝的情况下，竺可桢忍痛遣散附设的高　

工高农两部分师生。而临敌军步步逼近的境况，竺可桢考虑再次西迁。竺可　

桢听说江西泰和有办学的条件，他就亲自去察看。12月中旬，竺可桢自泰和　

返建德，当时南京已陷落，杭州处于危急之中，他立即布置迁校。　

　　　　　竺可桢计划的迁校路线是从建德乘船到兰溪，改乘火车到樟树，然后换　

船南行到吉安或泰和。但战时客车停运，不得已，竺可桢只好命令改变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