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自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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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七三九年胡特飞牧师从爱尔兰跑到我们这里来了，他在爱尔兰是一个著名的巡回传教士。最初他们允许他在我们的一些教堂中说教，但是牧师们讨厌他，不久就不准他在他们的教堂里讲道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到旷野里去说教了。千千万万属于各种不同教派的人都去听他说教，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看到他的演说对他的听众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而且尽管他常常辱骂他们，说他们天生是一半畜生一半魔鬼，他们还是非常赞美他和尊敬他。我看了真有点想不透。他的说教使得我们居民的风俗习惯起了‘极大的变化，看了令人惊叹不止。他们原先认为宗教是无足重轻，可有可无的，现在看来好像整个世界是宗教迷了；每当夕阳西沉时，假如有人到城里各处一走，他会听到每条街上的各个家庭在唱赞美歌。
因为露天集会要受天气的影响，很不方便，所以就有人提出了建造教堂的计划。这一计划一提出，接受捐款的人一经指定，马上就募集了足够的款项，作为购买地皮修建教堂的费用。这个教堂长一百英尺，宽七十英尺，面积大约与韦斯敏斯德堂相等。建筑工程是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它在出人意料之外地短促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全部房地产概归董事会管理，并且明文规定相信任何宗教的教士要对费城人民说教时，都可以使用该堂，因为该堂的修建原不是为了某一教派的方便，而是为了全体人民。所以即使君士坦丁堡的伊斯兰教徒要派一个传教士来向我们宣扬伊斯兰教，他也可以找到一个讲坛，听候他的使用。
胡飞特先生在离开我们以后，他沿路布道经过各殖民地直到佐治亚。佐治亚的殖民刚开始不久，但是移居到那里去的不是习惯于苦干的刻苦耐劳的庄稼汉，唯一适宜于垦殖的人，而是一些破产的商人和他们的家属和其他破产的债务人，其中有许多人好吃懒做，才从监狱中释放出来；这些人住在森林里以后，因为不能胜任开垦砍伐工作，不能忍受一个新开垦地区的艰苦生活，大批地死亡了，留下了一大群孤苦无依的儿童。看到了这种悲惨的情况以后，胡飞特先生的仁心大受感动，就想要在那里开办一个孤儿院来抚养和教育这些孩子。在回到北方的归途中，他宣传推荐这一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的捐款，因为他的口才具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能使听众心悦诚服地慷慨解囊。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并不反对这一计划，但是因为佐治亚在那时缺乏建筑材料和工人，有人提议化很多钱把材料和工人从费城运去，我就想假如把孤儿院建筑在这里，把小孩子接了来，不是更好么？我向他提出这个建议，但是他坚持他原先的计划，不听我的劝告，因此我就拒绝捐款。不久以后我偶然有一次听他讲道，当时我看出他打算在讲道结束时收一次捐，我就暗地里下了个决心一个小钱也不给，这时我口袋中有少量的铜币，三四块银元，和五块金币。当他讲的时候，我开始软化了，我决定把铜币给他。接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又使我感到惭愧，觉得铜币太少了，我就决心把银币给他，但是当他结束时他讲得如此动人，我把口袋里的钱如数倒入捐盘中，包括金币和其他一切。同时听道的还有我们密社的一个社员，他也像我一样不赞成在佐治亚修建孤儿院，他猜想也许要收捐，所以为了预防起见，他从家里出来之前把口袋里的钱全倒出了。但在讲道快结束时，他十分想捐点钱，他就请站在他附近的一个邻居借钱给他去献捐。但是不幸的是他的邻居也许是当时听众中唯一有坚强毅力不受传教士影响的人。他的回答是：“在任何其他时候，霍布金逊兄，您要借多少，我就借给你。但是现在不行，因为您好像神经错乱了”。
某些胡飞特先生的敌人故意宣称他会把这些捐款作为他自己的报酬，但是我跟他很熟（他常叫我替他印刷讲道文日记等），我向来丝毫也不怀疑他的诚实廉洁，直到今天我坚决相信他在各种行动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诚实人。我想我替他作证特别应当受人的重视，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的教派。的确，他曾经为我的改信而祈祷过，但是他从来没有理由相信他的祷告已蒙垂听因而感到快慰。我们的关系仅仅是一种世俗的友谊关系，双方都诚恳相处，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死为止。
下面的事实多少说明我们之间的交情。有一次他从英国到了波士顿，他写信给我说他不久要到费城来，但是不知道在逗留费城期间他可以在什么地方住宿，因为他听说从前招待他住宿的老朋友贝内舍先生已经搬到日耳曼镇去了。我回答他说：“你知道我住的地方。假如你不嫌简陋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住。”他回答说假如你是看基督的面上愿意竭诚招待我，上帝一定会祝福酬劳你。我回答他说：“不要把我弄错了。我不是看基督的面上，是看你的面上。”我们的一个熟人开玩笑说，因为我知道圣徒们有一习惯，当他们受了人们款待的时候，总是把人情记在天上，不愿意说他们自己领了情，而我呢，却偏把它记在地上了。
上次我在伦敦遇见胡飞特先生时，他跟我谈起孤儿院房屋的问题，他说他打算把这些建筑用来开办一所大学。
他讲话时声音洪亮清晰，每字每旬的发音十分清晰，人们站在老远的地方也可以听得清楚他的话，特别是因为他的听众，不管人多么多，总是鸦雀无声地静听。有一天晚上他站在法院台阶上面说教，法院位于市场街中段和第二街西段（这两条街是成直角的）。这两条街上站满了人，直到相当远的地方。我站在市场街最后的地方，我想知道他的声音究竟可以听得多远，我一直向河边后退，我发现他的声音一直到离前街不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得清楚，当我跑到前街时，街上的闹声才把它掩盖住了。当时我就想：假如以我的距离作一半圆形，当中站满了听众，假定每人占地两平方英尺，我算出三万以上的人都可以听到他的讲话。这时我才相信报纸的记载说他曾经在旷野里跟两万五千人讲道。在古代历史中记载着将军们向全军作大声疾呼的演说，过去我有时候怀疑，这时候我也相信了。
因为我经常听他讲道，我终于能够很容易地分清他刚写好的和那些在旅行中他已经讲过多次的说教。
由于反复讲了很多次，他用后一类说教时，他的讲演就有了很大的改进，每个词的重音和每一句的重音放得十分恰当，声调抑扬顿挫，十分完美，即使一个人对于他的内容不感到兴趣，对于他的演讲也不能不感到愉快，这种愉快如听优美的音乐时所引起的快感大致相同。这是巡回传教士较固定的教牧师有利的地方，因为后者不能反复使用同样的一篇说教，来改进他讲演的声调和姿态。
他偶然发表的一些著作却大大地帮助了他的敌人。假如在讲道时一不留神说错了话或者甚至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以后还可以加以解释，或是因上下文的关系。而对它的意义加以限制，或者直接加以否认；但是文字的证据是不能磨灭的。他的敌人猛烈地攻击了他的著作，看起来他们的批评好像十分有道理，这样他的信徒减少了，他们的人数也不再增长了。因此我认为假如他不曾发表什么文章，他留下的信徒一定会多得多，他建立的教派一定还会更重要，同时他的声誉即使在他死后也许还会不断增长，因为没有著作就没有根据，无从加以谴责或是毁谤，他的信徒们就可以任意想像他具有一连串的优秀品质，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他，他们会希望他具有这些高贵品质的。
我的生意越来越多了，我的境遇也一天比一天地优裕了，因为我的报纸利润很厚，有一个时候它是本州和邻近各州唯一的报纸。同时我也懂得了这句话的真理：“在获得了第一个一百镑以后，再去赚第二个一百镑就容易得多了”，因为金钱本身是繁生的。
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是成功的，因此我受到鼓励想再提升一些一向行为端正的职工，按照卡罗来纳合伙的条款，订立合伙合同，使他们在各殖民地开设印刷铺。这些职工的事业极大多数都很发达，在我们的合伙合同六年期满之后，他们有能力向我购买铅字，自己独立经营，这样他们就把许多子女抚养成人了。许多合伙的结局往往是争吵，但是我倒很愉快，因为我的合伙事业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协，我想这大部分是由于我事先防范误会的发生，在合同中非常明确地说明了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所以就不可能发生什么争执。因此我愿意劝告所有合伙的人都采取这种预防，因为不管在订立合同时双方是多么相互尊敬多么相互信任，他们之间日后可能发生小小的猜忌和抱怨，在照料业务和事务负担方面会发生不平之感等等，这样往往引起友谊和合作的破裂，或许引起法律或其他不愉快的后果。
大体说来，我对我在宾雪法尼亚开业这一点是十分满意的。但是有两件事却使我感到遗憾，那就是：宾州没有防务，也没有一所教育青年的高等学府；没有民兵队，也没有一所大学。因此在一七四三年我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有一个彼得斯牧师正失业，我就以为他倒是管理这样一个学校的适当人选，我把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因为想替地主服务，赚大钱，而且已经成功地找到了这样一个职位，所以他就不肯来做这事。因为当时我想不出另一个适合这种职位的人，我就把这计划搁置下来了。第二年（一七四四年）我提出并顺利地成立了一个“哲学研究会”。我为了成立这个会而写的一篇论文。将来我的文集出版时你可以在其中找到。
至于关于防务问题，西班牙跟大不列颠已经打了几年仗了，最后法国终于也参加到西班牙一方面去了，这就使我们的处境十分险恶。我们的州长汤麦斯曾经辛勤地不断努力说服在教友会控制下的我们的州议会通过一条民兵法和采取措施保障本州的安全，但是他的努力全然无效。因此我就设法试从人民中间征募义勇军。为了推进这件事，我首先撰写并发表了一本小册子，定名为《平凡的真理》。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强调指出我们毫无防备的情形，指出为了我们的国防我们必须征集和训练军队，并且约定在几天之内我将提议组织义勇军团队，广泛征求队员来加强国防。这本小册子产生了意想不到令人惊异的效果。有人向我要入队志愿书，我跟几个朋友商订了一个志愿书草样以后，我就在前面捉过的大会堂里召集了一个市民会议。会堂里差不多坐满了人。我预先印好了入队志愿书，在会堂各处也预备了笔墨。我向他们讲了一些关于国防的话，读了志愿的项目并加以解释，以后就把它们发出去，大家踊跃地在志愿书上签了名，连一点异议也没有。
散会以后，志愿书收集了起来，我们征集了一千两百个以上的队员。另外还有志愿书分发到其他各地去，申请的人数终于达到一万以上。这些人尽速地自备枪械，自己组织成为团队或联队，选举他们的长官，每周集合一次，进行执枪教练和其他军事训练。妇女们集资购买了绸制军旗，赠送给团队，旗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和箴言。这些图案和箴言是由我提供的。
组成费城联队的各团军官选举我做他们的团长，但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不够资格，我谢绝了这个职位，而且推荐了罗凌士先生。他是一个品德高尚又有地位的人。军官们就请他为他们的长官。接着我提议发行奖券，集资在城南修建炮台和装配大炮。资金迅速地凑足了，炮台不日就落成了，雉堞系用圆木构成，里面填上泥土。我们从波士顿买来了几尊旧炮，但是因为数量还不够，我们写信到英国去订购，同时向我们的业主请求援助，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不能存任何奢望的。
同时，团队派遣我和罗凌士团长、威廉·阿伦先生、亚布篮·泰罗先生到纽约去向克林吞州长借几尊大炮。他起初坚决地拒绝了我们。当他和他的参事进晚餐时，按照当时当地的习惯，他们喝了大量的白葡萄酒，他的态度就渐渐地软化了，他说他愿意借给我们六尊。接着又满满地喝了几杯以后，他把数目增高到十尊，到了末了他十分温厚地答应让给我们十八尊。他借给我们的倒是质地优良的上等十八磅炮，连同炮架在内。没多时我们把它们运回来装在我们的炮台上。
在战争继续期间，团队每夜在炮台上放哨守望，我跟着其他队员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按时轮班值勤。
我在这些方面的活动受到了州长和参事会的欢迎。他们把我当作了知心朋友，他们总问我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会有益于团练。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援，我请他宣布吃斋一日，以求改进军队并祈求上帝祝福我们的事业。他们很欢迎这一建议，但是因为在宾州以前没有举行过斋日，所以秘书找不到前例，不知道应当怎样起草这个文告。在新英格兰这种斋日却是每年宣布的，因此我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在这里也有点帮助。
我就按照传统的格式起了一个草，译成德文，然后用两种文字印了出来，向全州公布。这就给予各教派的牧师一个机会去鼓励他们的会众参加团队。假如不是因为战事很快地结束的话，也许除了教友会以外的各教派都会广泛地参加团队哩。
我有些朋友认为，我从事这些活动会触犯教友会因而失去我在宾州州议会中的势力，因为他们在州议会中占极大多数。一个年轻绅士，他在州议会里也有一些朋友，想要把我挤走，好由他来继任州议会的秘书，就对我说，议员们已经决定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