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作者:科林·鲍威尔-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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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记者降点温。战争才开始，这不是球赛的结束。”在这种瞬时信息时代，人们往往期待瞬时结果。在随后的几天里，人们的心情很快从兴高采烈转为灰心丧气。我们为什么还未打赢？出问题了吗？事实真相是，尽管遭到沉重打击，与空中力量的狂热鼓吹者们的期望大相径庭，但伊拉克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要屈膝投降的迹象。
22日上午，我上楼去见国防部长切尼。“迪克”我们得采取行动以正视听。”我说。当时，美国人民只在电视上看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五角大楼的战况通报会。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解释过战争的进展情况。“得有人做这件事。”我说。
“我们明天举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决定说。
我接着叫来了标图人员，让他们制作一些地图。除了详细通报作战情况外，我还想讲一点体现此次作战实质的有感染力的话。当天下午，我坐在办公桌前冥思苦想，字斟句酌地为记者招待会做发言准备。我凑成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将切断伊拉克军队，使它孤立无援。”不，切断它并“攻击”它。或许可改成：切断它并“歼灭”它。更贴切些，但我仍不满意。我要的是铿锵有力、不会被人误解和简洁明了的字句。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他总是留心守候着我。这时他来到我办公室，“戴夫，”我说，“我想让你听听我写的东西。‘这是我们对付伊拉克军队的计划。
首先，我们打算切断它，然后再歼灭它。”
戴夫流露出略显不安的神色。“听起来有点露骨，”他说，“你非得这么说不可吗？”
比尔·斯马伦进来讨论记者招待会的安排问题。我把我的稿子又重复了一遍。斯马伦睁大了双眼。“是不是太激烈了？”我问。
“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误解。”比尔回答说。
第二天下午2点，切尼和我在E翼2层的情况通报室举
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先开头，作了简短的评论，并且概括说萨达姆·侯赛因“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进程。他将被打败。”
他接着让我唱主角。
我解释了作战计划。我们首先使用空中力量摧毁伊拉克的防空、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使敌人变成聋子、哑巴和瞎子。然后我们打算彻底破坏支援其在科威特驻军的后勤系统，其中包括伊拉克的军事设施、工厂和仓库。然后我们将向伊拉克在科威特的占领军发起进攻。
我的介绍开头有意轻描淡写和不动声色，然后我抛出了关键性的警句：“我们对付这支军队的战略十分简单，首先我们要切断它，然后歼灭它。”这些字眼当晚上了电视的新闻报道，翌日又登载在各家报纸上。它们达到了我企求的目的。它们让全世界——特别是伊拉克——明白无误地了解我们的战争目的。
我走到作战图前描述炸弹造成的损坏时说：“我已对它们作了删节处理，你们不可能真正弄清我所谈的内容，因为我不想让伊拉克了解我所谈的内容。”而且我又笑着补充说：“但相信我的话。”记者们好像被逗乐了，而且未再追问我。
由于空中战争在继续，有一回我对媒体不大坦率，后来对此作了道歉。施瓦茨科普夫从利雅得通报情况，他出现在电视上的形象是身材魁伟，富有自信心，谈吐诙谐，令人感到欣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诺姆放映了录像片，显示我们的一枚灵巧炸弹向着4个圆柱形物体疾驰而去。由于屏慕上出现直接命中造成的爆炸图像，像日本“任天堂”电子游戏一样激动人心。他宣称4枚“飞毛腿”导弹发射架已被炸毁。
它们被炸坏了吗？我的情报官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过了一小时左右来见我。“主席先生，出问题了，”迈克说，“我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飞毛腿’导弹，它们是停在路侧停车带的4台约旦油罐车。”
“你打哪知道的？”我问道。
“施瓦茨科普夫参谋部的一名上尉，一位分析员说的。”麦康纳尔说。
“那就让这名上尉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去电话，说他们搞错了。”
“那里没有人敢对施瓦茨科普夫说他搞错了。”麦康纳尔说。
“那到底怎样让他了解呢？”我问道。我按下电话机键盘上的一个按钮。中央总部司令立即拿起电话。“嘿，诺姆，”我向他说明了麦康纳尔刚才告诉我的话。
我突然感到电话机像块滚烫的石头。“不是‘飞毛腿’！好啊！舒舒服服坐在华盛顿办公室的那帮子损起人来多轻巧？我难道就不能得到什么人的支持吗？”
“别激动，”我说，“我们的信息是你自己的参谋人员提供的。让你的情报人员再对袭击目标做一下分析，我们过会再谈。现在不要争论了。”
诺姆不久就回来电话。“老天作证，”他说，“它们是‘飞毛腿’，确定无疑。那位分析员不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他就不如其他人称职。但我告诉你，这种胡言乱语真叫人受不了，让我上电视，然后指使你的部下事后指责我。”
“这只是为了保护你的信誉，”我说，“这是一种宝贵的财产。”
第二天，我们的照相侦察专家给我拿来了难以否认的照片，那是4台油罐车烧毁了的外壳，肯定不是“飞毛腿”导弹发射架。我未再深究此事，没有加以纠正。诺姆身上的担子不轻，使他保持镇定自若至关重要，因此我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但是事情总会水落石出，当时恰好有一位有线新闻电视网摄影记者从地面拍下了被摧毁车辆的照片。传播媒体的另一个有效的规律：主动认错比让人抓住辫子要明智。
“飞毛腿”导弹是一种成本低廉，制作粗糙，精度不高的苏制武器。在苏伊友好的日子里，俄国人向伊拉克人提供了数百枚这种导弹，其射程不足300英里，而且只能携带一个小弹头。“飞毛腿”导弹是伊拉克人使用的惟一空中进攻性武器。他们将两枚导弹焊接起来以提高射程，但这种导弹飞行时定向性很差，而且只能携带160磅的弹头。如果这些“飞毛腿”导弹打到距目标2英里范围内，就算命中了目标。不过，城市是适于这种导弹攻击的大面积目标，而且有些国家的城市又处在其射程之内。所以当“飞毛腿”导弹开始落到特拉维夫和海法时，以色列人本能地想进行回击。任何一届以色列政府都不愿被人看成是无能保护它的人民免受来自阿拉伯的攻击的政府。然而，如果我们要想维护联盟的阿拉伯根基，我们就得不让以色列人插手这场战争。就这样，“飞毛腿”这种低劣的军事武器变成了伊拉克人手中很有用的政治武器，因为以色列人开始计划自己接管寻猎“飞毛腿”导弹的任务。
1月28日，切尼要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我到他的办公室。3名态度非常坚决的以色列人也将光临。他说他们是：以色列大使馆国防武官海军少将亚伯拉罕·本—肖香，以色列国防部局长戴维·艾弗里，以及以军副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将军。我们6人围坐在切尼的办公桌旁听取以色列人的打算：对伊拉克西部沙漠地进行陆空联合突击，搜索和摧毁“飞毛腿”发射架。计划很大胆，但会给联盟造成灾难性的政治问题。我问我可不可与巴拉克单独谈谈，军人对军人。我们两人转到了我的办公室。
“伊拉克的导弹攻击对我国人民起着破坏士气的作用。”巴拉克开始说，我进行反驳，提到我们正用“爱国者”导弹击落“飞毛腿”导弹。他回答说，效果不够好。有些“飞毛腿”仍突防成功，使以色列平民人心惶惶。“你必须理解我们，”巴拉克继续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容许他人在我们的防区内威胁他们的生命是难以容忍的。我们想参与。”我重申了关于联盟脆弱性的人所熟悉的论点。“如果我们不参与清除‘飞毛腿’导弹，”巴拉克说，“萨达姆可能会在你们发动地面进攻时利用它们发射化学弹头。他们可能向我国城市发射神经毒气或生物弹头。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你知道我们必须干的事。”
我十分明了他的意思。据报道，以色列的导弹发射人员已进入了全面戒备状态。而且谁知道他们会发射什么东西？
巴拉克解释说，以色列的先头突击部队已整装待命，随时可以攻击“飞毛腿”导弹发射场。以色列的飞机将飞越约旦领空或穿过沙特领空。施瓦茨科普夫也曾提醒过我，沙特人将决不会接受以色列的这种入侵。而且我了解巴拉克情绪的激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国家已存在了40年，从来不理会敌人的恐吓。你可以在以色列领导人所说的每件事中都听到“下不为例”的回声。
最后，巴拉克和我又与其他人汇合。我方的立场很清楚，那就是不让以色列介入这场战争，而且办法只有一个：制止“飞毛腿”导弹对以色列的袭击。施瓦茨科普夫开始越来越多地调用他的战斗机摧毁“飞毛腿”导弹发射架，高峰时占所有出动架次的三分之一。美英两国的特种作战部队潜入敌人防线的后方搜索“飞毛腿”导弹发射架。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被调来帮助保护以色列大城市。尽管还有突防的“飞毛腿”导弹继续打过来，但数量越来越少。
有时候我们要奋力战斗，有时候最明智的武器则是克制。沙米尔总理表现出了非凡的政治家风度，顶住了周围的人要他进行反击的巨大压力。面对激烈的挑衅，以色列人在完全有违心愿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宽容与克制，我认为对维护多国联盟的团结一致是不无助益的。
到2月的第3周为止，空战已不间断地持续了35天。我想务必使总统理解一俟地面战斗打响，战局将会大不相同。我利用其中一次几乎每天不断的情况通报会描绘了一下反差，好让他们有心理准备。我说：“一俟地面战争开始，我们就看不到导弹用瞄准具的十字线对准目标而飞去的那种客观而冷漠的景象了。当一个营进入战斗时，损失的可不像空战那样是一两个飞行员，而是数分钟内就可能有50至100人丧生。战场不是一种赏心悦目的风景画。你将会看到被烧焦的士兵躯体横挂在坦克的炮塔上，而坦克内燃烧的弹药已烧死了其他的乘员。我们必须为看到一些惨不忍睹的景象做好思想准备。”我还告诉切尼和总统，地面战斗的战况报告速度不可能像空袭报告一样快。“将会出现混乱局面。一段时间内，你可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在开初数小时内，请不要逼我们通报情况。”
先用现实给他们浇一盆冷水，这一点十分重要。尽管有巴拿马的先例，切尼从未见过大规模的战争。总统见过，但那也只是很早以前自己当战斗机驾驶员时从空中俯视。
随着轰炸的继续，空中力量的一个不利侧面开始引人注目，特别是2月13日发生的事件。那一天，我军两架飞机直接命中巴格达的费杜斯区的防空掩蔽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指挥和控制点，而伊拉克人则声称它是防空掩蔽部。不管这一设施充当什么角色，袭击中有大量平民死亡确是事实，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目睹了死者从冒烟的瓦砾中被拖出来的景象。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讨论了这一惨剧。战争进行了一个多月后我们还需要轰炸巴格达闹市区吗？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总部你能轰炸多少次，又为了什么目的？没有一个人会坐等着“战斧”巡航导弹来袭。施瓦茨科普夫和我开始在每天下达飞行任务前更加仔细地审查目标清单。
如不考虑别的因素，袭击费杜斯区掩蔽部的事件表明必须发动陆空联合进攻并结束战争。2月8日至10日，切尼和我对战区做了短暂视察，在此期间，施瓦茨科普夫告诉我们，他将于2月21日前做好地面进攻准备。切尼和我一回到华盛顿，便立即将这一日期报告给等得不耐烦的乔治·布什。可是，3天后诺姆打来电话告诉我，21日不行。
我说：“总统希望坚持这一日期，发生了什么事？”
“沃尔特·布默需要多给点时间，”施瓦茨科普夫答道。布默的第一和第二陆战师的任务是在战线的中央实施正面突破后直奔科威特城。为此它们首先必须攻破伊拉克军花了数月时间构筑的坚固的综合防御工事。海军陆战队员必须克服反步兵和反坦克地雷地带，带饵雷的蛇腹形带刺铁丝网，密集布雷场和很深的反坦克壕，然后还要翻越过20英尺高的沙堤和灌满燃烧着的原油的壕沟。在此过程中，他们将遭受伊拉克步兵和炮兵火力的攻击。布默希望有时间将他的攻击点西移20英里，在这一地段，有一个伊拉克防御阵地因遭到空袭而基本废弃，而在其后面的另一道防御阵地尚未完成工事构筑。他还要求进行更多的空袭，以便在他的部队行动前削弱敌人的防御。
“这将花数天时间。”诺姆说。他希望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记住我们的战略，”我提醒他，正面突击包括海军陆战队的任务在内，只是为了牵制住凭壕固守的伊拉克部队。我说：“如果布默遭到顽强抵抗，他就停下来。”把敌军牵制住，他的部队就完成了任务，这就可以使第七军和第十八空降军在西线布防稀疏的沙漠地区打出左勾拳。“我们用不着边唱‘海军陆战队队歌’，边打死一群年轻人。”我说。
我的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之一是战场指挥官始终是正确的，在后方的指挥官则不然，除非证明出现另一种情况。战场指挥官在现场，他了解地形、我情和敌情，因此我劝切尼接受诺姆的建议。切尼违心地前去总统那里并获准将地面进攻推迟到2月24日。
我给诺姆回了电话，不过我认为他有点过于谨慎小心。在过去的几周中，我目睹第七军成千上万的部队和数百辆坦克大举涌入沙特阿拉伯。我们已经秘密地将我军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调到伊拉克暴露的西翼，而且我们正在静观伊拉克人是否会做出反应。他们所做的只是将另一个不满员的师调到沙漠的那一部分。正好，我自言自语道。他们已中了我军以正面大规模突击和从波斯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