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通书+讲座文稿-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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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实行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政策，在生活作风方面，他节俭敦朴，严于律己，还亲自耕种籍田，以做天下的表率，为汉朝跨入全盛时期创造了条件，为其后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汉文帝是中国历代的数百位皇帝中少有的，真正值得推崇的贤明君主，无骄奢之心，无虚伪之言行，确实做到了“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其后富有盛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亦不能与之相比。
现代生态学有一观念：人类不要对自然过多的干预。干预过多，自然就会报复人类。现在我们的草原很多都出现了沙漠化，曾孕育了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出现了断流，且污染严重等等，不胜枚举，这都是人类过多干预自然的结果。古人很早就认识了这一点，提出“天道行而万物顺”。就是要我们人类正确认识自然，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圣德修而万民化”；圣德修，是身处高位的人修。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其根源就是我们在《通书？师第七》中所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中庸》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就强调了高处要修圣德。我们做为平常人，就要把自己管理好，自己要以身作则，把自己的心性修炼建立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之上，在依此把家搞好，把单位搞好。
“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就是让仁义礼智信充实在我们的身心性命之中，是人格美，非形象美。充实光辉之谓大，当我们内心思维被仁义礼智信所充实，它是不会被掩盖和隐藏的，它会自然而然地释放出来，就称之为光辉，光辉所及之处都会得以改造，使大家都可以享受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我们不仅仅要去充实自己，还要去充实光辉的能量以普照周围的万事万物，让其得以教化，这是圣人的功夫，也就是大而化之之谓圣。当周围环境和人都被仁义礼智信的人格美所潜移默化，都成为君子，却不知道是因为有你的存在，是你教化的结果，也就是不见其迹，莫知其然，那就称之为神，若能再进一步就达到垂衣而天下治的理想境界。其前提是“圣德修而万民化”，只有从政府到机关，由社会到个人，从上到下，大家都齐修圣德，才能使国家得以大治。
“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实际上虽说地广人多，但归结下来就只是在每个人身上，就是自己身上的这个“我”。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对这个“我”进行认识，进行改造，以提升这个“我”，优化这个“我”，以仁义礼智信作为充实身心性命的内容和衡量的标准，才能具有教化的作用。《大学》里就提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要由点及面，由近及远，由小及大，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做好了，就可以影响家庭，就可以影响工作的单位，就可以影响周边所有的环境，依此滚动，依此类推，就可以影响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因此“天下之众，本在一人”。
明白了这一点，就把万法的根本，天道的根本，人道的根本全部握在手中，道不远人，道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之中，就存在于我们自身的起心动念之中，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及。现在我们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处理事情的时候有诸多方法，但方法再多，再如何千变万化，它也必须以“我”为基础，以自己的内心思维为出发点，而且只有把“我”搞好了，把仁义礼智信搞好了，才有能力去运用“术”，甚至已无需用“术”，所以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把人生的根本认识清楚，就算遇到诸多繁杂的事物也会迎刃而解，要定志，要有静气，若不能定志，不能静气，就失去了承载的能力，就失去了对外界万事万物的敏锐性，曾国藩就强调：“每临大事有静气”。
题目： 《通书》第七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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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书？治第十二》：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广﹑兆民之众哉？曰：纯其心而已矣。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心纯则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纯心要矣，用贤急焉。
天下大治，其治理的根本是什么？人若生病，肯定是人身上某类细胞出了问题。那社会的细胞又是什么呢？社会的细胞就是具体的个人，个人往上就是家庭，再往上就是某一街道或某一乡镇，再往上就是某一城市，再上就成国家，古人则是谈十室之邑。那治理的关键就是要把社会的一个单元管理好。但我们在治理社会的时候，要推行教化，哪怕只是一个单元如十室之邑的人都来到你这里听你讲，教甲则乙有意见，教乙则甲有意见，且每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麻烦要你解决，你还能教得下去吗？更何况天下如此之大，民众如此众多，又何谈大治天下呢？周惇颐对此就提出：“纯其心而已矣”，提出了大治的关键。
那什么是纯呢？周惇颐解释道：“仁﹑义﹑礼﹑智四者，动静﹑言貌﹑视听无违之谓纯”。就是我们行为活动或动或静的时候，在使用语言和展现仪容仪貌仪态的时候，在眼睛所及和耳朵所及的时候，不能违背仁﹑义﹑礼﹑智这四点。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遵守了仁﹑义﹑礼﹑智这四点，心就会纯，就处于无污染状态。只有心纯，才能贤才辅，贤才辅则天下治。如果你身处高位，就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即要去纯其心。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一个部门的管理人员，只有学习纯其心，就不会有各种情志上，思维上，行为上等等不良的杂念，不受其干扰，就会站在五常的层面上，心就会踏实，就会有人格魅力，就会有感召力，就会有贤达人士聚集在你的周围，形成优秀的领导集体，形成优秀的团队，那你就可以成大业。周惇颐也因此而赞叹：“纯心要矣，用贤急焉”。就是做人的关键就是纯洁自己的心，以仁义礼智信充实自己，才能成人，才能成君子，循此才能召贤纳士，才能成大事。
《通书？礼乐第十三》：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中国是礼仪之邦，仁义之邦，作为重要思想的儒家，其经典最初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然而在秦始皇一统天下后，焚书坑儒，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其后到了汉朝后先贤在整理恢复时，《乐经》就失传了。《乐经》主要是乐谱，非一般的文字典籍，是由师傅传于徒弟，有一定的专业性，不向其他五经一样为大多数人所熟知，所能识别，且在春秋战国时期乐一般都为朝廷庙堂上所使用；也就因此失传了。我们在敦煌发现了一些据考证是唐代的乐谱，至今尚无人能加以识别，就更谈不上予以演奏了，只能有待日后有人破译。
儒家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可见礼，乐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重要性。孔子有云：“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礼和乐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职能，是专管教化。礼，在中国先秦时期，一方面具有法律的地位，另一方面具有伦理的地位，同时又包含着风俗习惯，并非我们现在所说的礼仪，礼节等等那么简单。
在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当时的等级制度，从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到一般的士子，再到普通的老百姓，不同的级别，就具有不同的礼仪。就象现在我们所说的对一个人上下左右，前前后后，方方面面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是一种社会秩序。这个礼，在当时是合理的，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是当时西周在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基础上的法的秩序。但是随着西周的灭亡，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礼也随之荡然无存，孔孟对此时期就称之为“礼崩乐坏”，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来的纷乱时期。礼是社会安定，社会繁荣，人们安居乐业的象征。所以中国古代非常看重礼的作用，后来西汉又开始重新制礼。
汉刘邦登基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心由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的纷乱时期，已破坏殆尽，刘邦其下的众多文臣武将大部分都是草莽出身，在朝堂上毫无为臣的礼仪，饮酒争功，大呼小叫，或是地痞般打斗，刘邦对此深感厌恶，当时有一大臣原秦朝博士叔孙通建议应该恢复帝王的礼仪，遂重新制订礼仪，并对朝臣上下进行了训练，于是钟鼓齐鸣，众臣鱼贯而入，三跪九叩三呼万岁，礼仪有度，进退有序，刘邦不禁感慨道：“我今天才知道天子之贵。”因此礼，理也，人类社会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秩序和规则，就会乱，礼就是维护这个合理的秩序和规则的外在表现形式，理则是其内在形式。礼和理应该是和谐的，是不相矛盾的，礼若不符合情理，就失去了传承下去的基础。
乐，和也。乐，音乐，欢乐，人心的愉悦感。和，身心活泼，富有生机。礼是道德行为的规范和准则，乐则是调动我们身心的活力，它非随随便便做出来的，是有着重要的教化作用，其后我们还将在第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继续就此进行阐述。周惇颐在《通书》里对乐用了三篇半的描述，可见乐的重要性。乐一直到唐都是非常发达的，这我们可以从敦煌壁画中就可以看出来，唐太宗就曾做《秦王破阵乐》；其后唐玄宗做了中国音乐舞蹈史上极其著名的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中国诗词中的很多词牌如《念奴娇》，《清平乐》等也大都是根据唐代乐曲定出来的；如《念奴娇》就是根据唐朝有名的歌手念奴而起； 意在赞美她的演艺。但是进人了宋朝后，则相对逐渐淡化了，但是也相当的繁荣，否则就不会有宋词的兴旺，元则有元曲，在中国文化史上诗词和乐曲是密不可分的。
“阴阳理而后和”。中国古代把社会，人心都纳入阴阳的范畴，社会要和，阴阳就必须和；人心要和，阴阳也必须和。汉文帝当政时，看到朝中大臣大多喝酒睡觉，不理政事，心中不快，遂问宰相周勃天下如何，周勃说没什么大事，又问监狱里有好多人犯，周勃回答不知道，再问去年国家粮食收成如何，税收如何，周勃顿时脸红，浑身冒汗，回答说不清楚，汉文帝有些生气了，质问周勃身为宰相居然不知如此重要的国家大事，周勃说自己是武丞相，主管军队和国防的，这些事应问文丞相陈平，汉文帝遂将刚才的问题又问了陈平一遍，陈平也依然答都不知道，汉文帝顿时火冒三丈，对这些身为国家高职的宰相，对国家重要之事居然一问三不知，陈平遂说：皇上所问的这些事情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粮食收成应问治粟内史，监狱有多少人犯应问廷尉。汉文帝责问陈平：那宰相还要来做什么呢？陈平回答到宰相自有宰相的职责，宰相是协助皇上协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司其职。
这里就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政治最高的价值取向，治理的方法，它不在具体的某一事物上，作为国家领导人就不可能去管某一街道办事处的事情，而是要从大处着眼，要去调阴阳。理阴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观念，政治﹑经济﹑文化﹑医药等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用阴阳来进行判断，都可以用阴阳的理念来进行调理。所谓的理而后和也就是通过对阴阳的调理而使万事万物达到和谐的状态。政治和谐，也就是要政权上的和谐﹑政策的和谐﹑人事上的和谐﹑上下左右关系的和谐﹑内外的和谐，如果这些不和谐，政治就会发生危机。
怎样看待社会上各种层面和不和呢？中国古人就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就是三纲，文中就接着提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在社会上，在政治上，乃至社会的一个基本单位——家庭，都是阴阳的范畴：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兄为阳，弟为阴；夫为阳，妇为阴；我为阳，他为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上非常重要的理念。前几天就有一位公司的老总提出了在公司中的一些困惑，对此我就给他点出“我为阳，他为阴”，他顿时明白了其中一些的关键，弄清了什么是宾主关系，明白了宾主的阴阳关系，从而知道了公司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如果不明白，处理事情就会出现偏差。君臣关系就是君要象君，作为一国之君，个个企业的领导，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自己的责任，要符合君之道，不能越轨，越轨则成昏君，就会亡国，亡家。
不要以为自己身处最高点就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可以看看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君不象君，而导致国家灭亡的例子。臣要象臣，作为一个臣子，一个被领导的，也要明白自己的职权范围，自己的责任所在，而各安其位，这就是君君臣臣之道。孟子就对此提到“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君臣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等的，并不向明清以来那种极端的君臣关系，那时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君臣之间可以相互选择。君臣要理而后和，就是君要象君，要守住为君之道，臣要象臣，要恪守为臣之道。依此类推，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妇关系也要各得其所，也要理而后和。最近几十年来，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业，人事关系的处理都是很麻烦，说不清楚，道不明白，这就需要理而后和的工夫。夫妇之间的关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也出现了很多麻烦，离婚率年年攀高，如何处理也已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