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民国史之戏说张作霖-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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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支出中人员经费已经达到了2600万之多，因为军队改革，提高了职业军人的待遇，使得陆军职业士兵的年收入达到了150元以上，这样即使在沈阳这样的大都市，他们的收入也能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的超过小康的生活水平，这对提高职业军人的积极性极为重要。而海军舰员的收入是陆军的倍，达到了375元以上，空军飞行员更在5倍以上，达到了750元之多。好在不论空军还是海军的人员数目还很小，1923年底海军为舰员约6000人，全员约8000人。空军有正式飞行员1300余名，当然军用飞机远没有此数，大概是各式飞机约250架，如果加上各种地勤人员，空军的总员额也在3000人之数。
　　　　这还是在大量的新装备没有装备军队的时候的事，随着海空军新式武器的研制完成，无论是装备采购费、维持费、各种增加的人员经费都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好在同盟的收入中，虽然各种债务收入达5000万之多，不过这当中大都是各种形式的长期借款，其中最大头的就是分的土地的农民们交纳的政府债券，由于政府已经用能够在证券市场上流通的债券取代了原来的记名债券，因此农民们倒也没有怨言，因为如果他们想储蓄，债券本身就是不错的选择，如果他们想把资金投入再生产，那么他们可以将债券在证券市场上卖出变现，这也不会对他们又太大的影响。
　　　　同盟的各项支出中，大都不能大幅削减，比如支持工商业的财政拨款，那是一点都见不了，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同盟在很多领域中的补贴、减税、免税，都是不能削减的，就是连我也不知道像宋子文这样的大企业负责人向那些同盟议员们提供的竞选经费的确切数目，而只能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在如此情况下，议会是断不会削减这项开支的。再说教育支出，这项支出全社会都嫌少，大概没有人敢说要削减，然后就是政府的经常性开支了，可是同盟政府已经够精减的了，在减也得不到什么油水，反而会得罪人，因此也没多少人说要减，至于军费，军方一口声，太少，他们总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要那个。自然，当此国家还未统一，外患又没有消除的情况下，自然也没有人公然的说要削减军费的。那么好象节流是不可能的了，也只好开源了，这个时候，维持同盟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此外，由于同盟有着多年良好的财政纪录、坚强的货币体系、合理的债务结构，在将来的某些时候，举债将会在所难免的现实选择了。
　　　　附：为提供给读者一个参照系，下面的这片引文简要描述当时的货币和物价。希望书友知道张作霖“谋国”的艰难。
　　　　五四以来十几年间，中国南北市场上主要流通银元和兑换券（起先称为“宝钞”后来称为“钞票”），币值采用“银本位制”；生活费用大体上说是稳定的。民国成立后，1912～1919年间物价起伏不大；到1926～1927年间市场有所波动。以1912年为基数，到1926年上海市、华北（包括北京市）的批发物价分别上涨25％和48％，平均三分之一；但是到了30年代，物价又有所回落。
　　　　若以1919年物价指数为100，则1930年大约为129，也就是说：五四运动时的银洋3元，购买力相当于十几年后的国币4元左右。
　　　　具体的市场波动情况如何呢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11～1920年大米每斤分钱；猪肉每斤1角2分钱，白糖每斤6分钱，食盐每斤1～2分钱，植物油每斤7～9分钱；到1926～1930年大米每斤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等等。
　　　　那么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准又怎样呢？
　　　　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结果，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元，也即每月11元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合今人民币350元）之下。
　　　　相比之下，如鲁迅所说，学者教授们的生活水平属于“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像统治集团、剥削阶级那样豪华奢侈，也不像体力劳动者和城市贫民那样一贫如洗。
　　　　年代在北京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元已经很宽裕了（合今人民币2800元），许多物价比在上海市低廉。而教授、讲师们的收入，普遍在200元以上，甚至可达400元（合今人民币1万多元）。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和自费出书。如沈从文、何其芳、卞之琳等都得到前辈们的资助。
　　　　据记载，北京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元左右；一间20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元。鲁迅在1923年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元。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仅3元（见《鲁迅日记》）。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元。
　　　　年代北京城里公共交通工具是有轨电车，新派的学生们经常乘坐。司机开车后不是按喇叭，而是脚踩铃铛“当当”响，所以人都叫它“当当车”。起初电车的路线有四条，不久扩充为六条，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
　　　　第一路红牌总段，天桥至西直门。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合4分钱）；至西单牌楼二段18枚（合7分钱）；至西四牌楼三段26枚（合1角钱）；至西直门四段32枚（合1角3分钱）。
　　　　第二路黄牌总段，天桥至北新桥。共分四段，天桥至前门一段10枚；至东单牌楼二段18枚；至东四牌楼三段26枚；至北新桥四段32枚（车费同上）。
　　　　第三路蓝牌总段，东四牌楼至西四牌楼。共分四段，东四牌楼至东单牌楼一段10枚；至**二段18枚；至西单牌楼三段26枚；至西四牌楼四段32枚。
　　　　第四路白牌总段，北新桥至太平仓。共分二段，北新桥至地安门一段10枚（合4分）；至太平仓二段18枚（合7分）。
　　　　第五路绿牌总段，崇文门至宣武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宣武门二段20枚（合8分）。
　　　　第六路黑牌总段，崇文门至和平门。共分二段，崇文门至珠市口一段14枚（合5分半）；至和平门二段20枚（合8分）。总之，电车比人力车方便得多，车票也便宜。
　　　　北京一般文化人的嗜好是：下饭馆、看戏京戏、文明戏和话剧、电影、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顾颉刚等回忆：1913～1920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元，6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10来元，四菜一汤。花费1元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在大馆子请一桌十席，高级的鱼翅席每桌12元，加酒水小费总共不到20元，每人2元。鱼唇席10元、海参席8元一桌。最高档粤味“谭家菜”，40元一桌，主菜是每人一碗厚味鱼翅，可供11人入席；这属于豪华消费。
　　　　至于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元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
　　　　（1）四冷荤：四个装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
　　　　（2）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盘1角；
　　　　（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
　　　　（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
　　　　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
　　　　游乐场所又怎样呢两大著名公园——中央公园（现称中山公园）和北海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或5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
　　　　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当时还是无声黑白片）票价1～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元左右。
　　　　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元，合每月17元（含人民币6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遵守“不嫖……”等戒律。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生活相当富裕的蔡元培、李大钊等人，更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理想事业而奋斗终身，甚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陈明远）
　　　　（摘自《文化人与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八十五章　离家风波
　　　　虽然我不断的为钱发愁，可是也没有办法。同盟的经济是整个中国最发达的，政府大概也是整个东方最有效的，征税成本之低也绝对拿得上台面。中国的商人们是绝对抠门的，看看那些议会上的商人们的嘴脸就知道了，不过好处也是有的，中国的商人们对政府的往往是比较满足的，在知道了整个税收来来去去后，他们也乐得交税。因为偷税的人一旦被政府发现，就会在报纸上公布，当然这个人马上会臭名昭著，以后要想做好生意恐怕就难了。此时国人虽然还稍显保守，但是很多传统的美德还是完整保留的。
　　　　再多的钱也有用完的时候，财政也是这样，只有更加的精打细算了，我心里想到。今年的电影总算更加有意思了，虽然“霍元甲”是无声的，但是早已习惯了生活的我还是能够找到后世的激动。而家里的女人们，则不论大小在看“孤儿救助祖纪”无不两眼放光，不时的感情激动，泪流满面，好像真有什么大悲伤似的。要说的故事本身那也是老掉牙。
　　　　故事说的是有一富商杨寿昌，子道生、媳蔚如，本一家和睦。岂料蔚如怀孕后，道生不慎坠马身亡。杨有一侄道培，觊觎杨家财产，设计被立为嗣子。道培担心蔚如一旦有子，不能独吞杨家财产，于是设计陷害。杨老头听信谗言，不待媳妇分娩，一怒将其逐出家门。蔚如后产下一子，为防道培暗害，改从母姓，取名余璞。转瞬十年，蔚如含辛茹苦，抚养爱子**。“恰巧”余璞聪明伶俐，求学于杨翁捐资兴办的义学，深得师长赞许。余璞后与杨老头偶遇，一老一少来来往往，不久就如祖孙一般。一年后，道培急欲谋夺财产，结果被余璞发现，这个小家伙在道培暗将毒药放入杨翁酒杯之后，设法与道培酒杯对调。结果道培自遭其害，饮毒酒暴死。杨翁至此方始省悟，深悔当初错怪媳妇。为感谢余璞救命之恩，杨翁亲自登门道谢，自然得与贤媳重逢，祖孙三代于是欢庆团聚。
　　　　要说这个故事真是老掉牙，类似的故事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中不知可以找出多少，但是还是大受欢迎，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道德情结，另一方面自然也和电影这个新鲜玩艺有密切关系。我这个总督有钱有势，不论是美国好莱坞，还是上海滩只要有电影，一个星期之内，只要想看我都能弄到，要不然这么一大家子，也没个娱乐法，岂不是无聊之极。当然，按照惯例，这些电影在家里放完，通常都会送到逍遥二庄，让乡亲们也乐一乐。
　　　　“老爷，不好了，学铭离家出走了！”二夫人慌张的找到我，此时我正在收拾收拾，准备回庄过年。
　　　　“不会吧，这小子能耐了？”我听完后，不禁一愣，不过看来绝对假不了，“怎么回事，怎么这时候出这事？”
　　　　“学英，你跟你父亲说说。”夫人拉出躲在她后面的四女儿，这女孩儿到总督府已经四年了，当年还是一个小娃娃，现在都成了婷婷玉立的少女了。
　　　　“二哥一个人跑到上海去了！”学英怯生生的说道。
　　　　“上海，他脑子有问题了？好像没人把他怎么样吧！”我大声的吼道，这小子真是无法无天到极点了。我好久没这么大声说过话了，就连夫人都一愣，学英已经下的流眼泪了。
　　　　“看你，还不都是你惯的，这么大声干什么，不要把女儿吓着！”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生气，毕竟这个家伙已经18岁了，再过半年就高中毕业了，我这个儿子再怎么贪玩，但毕竟也快**了年来，中国的中小学学制变过三次，1903年的时候，小学9年、中学5年，1913年的时候小学7年、中学4年，到1920年的时候，同盟首次将小学改为6年，初小4年，高小2年，中学也是6年，初高中各3年，后来北京的教育部1921的时候将这一学制向全国推荐，渐成为全国主流的中小学学制。
　　　　学英今年14岁，初中二年级，去年秋转入她四娘（也就是我四夫人）的国际女子学院中学部。二女儿怀英17岁，高中二年级，三女儿怀瞳15岁，初中三年级，五女儿怀卿13岁，初中一年级，最小的女儿11岁，小学五年级，除了小女儿和已经**的大女儿外，其他四个女儿去年都转入了国际女子学院中学部，当然是为了助阵嘛，此外有着亲人罩着，总让人放心些。而其他还有两个活蹦乱跳的猴儿在市立一中，三子学曾13岁，初中一年级，不知道会不会象他二哥一样成为学校的混世魔王。四子学思8岁，小学二年级，他是最怪的，虽然很多时候也被他二哥拐出去跟着疯。其他的两个小儿子学森4岁，学浚2岁，都基本在家，只有学森每天还朝蒙养院跑一会。
　　　　“学英，不怕，是父亲不好。父亲只是奇怪而已，你不要慌，不事情的详细经过说一下。”我赶忙和蔼可亲起来，这可是祖国的花朵，不小心伤着了可不好。我发现我的反应大了点，自然，我只是没想到这个年代就有孩子作出这事，招呼都不打，就从沈阳跑到上海去了。
　　　　“前天看电影的过后，瑞华姐说她很喜欢那个演蔚如的王汉伦，而二哥知道后为了讨瑞华姐欢心就说要去上海滩亲自买一张王汉伦的明星贺卡给他，瑞华姐说他只是甜言蜜语，结果二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