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2期-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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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说，他们喊人了，我们赶紧走吧。
赵小兵还是高声喊叫，他说，喊人？我操，他们要是今天动老子一根毛，明天就叫他们整歇！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感到头痛欲裂。好吧，我不管了。我跑到屋外蹲了下来。外面路灯很亮，我看着它们，想，如果我经过一盏路灯，我的影子先是在后，然后才会在前，而且越来越长，直到被下一盏路灯的光芒遮蔽，影子便又在身后，如此反复。我被这个想法弄得头更晕了。于是抱住了脑袋。只听见偶尔一些出租车飞驰而过的声音，那些被卷起的垃圾似乎也能被我的头顶看到。就是这样。那些打手终于出现。
他们下车时，并没在意蹲在屋外的我。我透过玻璃窗，看见站着好好的赵小兵被一个粗壮的男人一拳打在了脸上，然后就倒了。再也没爬起来。我打算跑，但不知是何缘故，也倒了下去。
等我醒来时，我发现鼻青脸肿的赵小兵压在我的身上。他伤得不轻，脸上的血已凝结成紫色血痂。我使劲推了推他，他也醒了。
他一醒来就说头疼。我扒开他的头发，发现他的脑袋上有一些裂口。看着这些伤口，我内心充满了疼痛，于是给他揉，揉啊揉，许久。
好点了。他回头看着我，惊讶地叫了起来，你怎么这样了？我们被人给打了么？
看来，他昨晚的酒确实已很多。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我就把我所记得的告诉了他。然后我们彼此数了各自身上的伤口，又爬起来走了几步，觉得没什么大事。这才放心地笑了起来。
我说，操，我真倒霉，难得见到你，竟然倒了这么大的霉。看来以后不能看见你了。
他说，确实怪我，酒多了。
我说，你倒是没事。如果被单位知道，我怕是饭碗不保了。
他说，没事，应该没人知道。他们还能怎样，打也被他们打了，难道还会举报我们嫖鸡不给钱么，生意还做不做！
我说，你说的也是，不过，我怎么跟高静说我这一身伤呢？
是啊，怎么说呢。赵小兵也替我担忧起来。
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跟高静解释浑身的伤口，只好抬起脑袋。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正置身于一片草地。在草地的远处似乎有一座小小的山丘。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天是阴的，也不知道时间。我迅速地回忆了一下，猜想，大概是那些打手把我们打昏后用车扔了过来。赵小兵说，大概也只能是这样。不是这样又是怎样呢。
好吧，我们走吧。
往哪儿走？
往前走，也许能碰到个人家什么的，问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们走了起来。一路上都是齐躁的青草。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的，我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象到有这么多青草可以摩擦我们的踝，从来没有想到有这么青的青草，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会一起伤痕累累地在青草上走。
在路上，我们还就昨晚的事情讨论了一番。我问赵小兵，你是不是真没有钱。赵小兵说是的。我说，那就难怪了，幸好我没搞成功。赵小兵就说，那你是不是阳痿呢。我说不是的。他说他不信，我就说，我操，下次操给你看。他说，下次什么时候。我说再说。他说那我更不信你了。我说好吧，那我就是阳痿。他说这还差不多。此外，我们又集体回忆了十年前的一些事，结果我们叹息，十年前，我们是多么幼小，什么也不懂。但是，十年前我们又是多么可爱，再也没有了。在谈到十年前的时候，我对赵小兵说，当年你要我把孙曼转让给你的时候，你还记得我有什么动作么？他说不记得了。我说，当时我回了个头，看到孙曼走了过来。他说，对，是这样。我说，你知道么，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人。
我们就这样边走边说，时而叹息，时而兴奋。也不知说了多少话。我只觉得，我们把迄今为止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就说明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但抬眼望开去，还是青草，没有人家，没有牛羊。远处的那个小山丘还在远处。我于是停了下来。
怎么？赵小兵问。
怎么还没看到一个人？
对，怎么搞的。
不知道啊。
我们赶紧跑吧，他提议，争取在天黑之前找到一户人家。
于是我们又跑了起来。我们跑啊跑啊，跑了很久。跑不动了，我们只好大汗淋漓地蹲在地上，脑袋对着脑袋。我看见赵小兵的口水因为大张着的嘴流到了青草上，然后又顺着青草流到了地上。我想，我也是。
赵小兵说，怎么摘的，人呢？
是啊，人呢？于是我站起身竭尽全力地叫了起来，人——呢——
没有回音。
于是我们两人一起喊，人——呢——
喊了无数遍，嘴都喊干了，还是没人。
我们最终疲惫不堪地倒在了地上。我听见赵小兵哭了起来。他哭的样子还是当年的样子，眼睛闭着，嘴张着，泪水从两颊流下，部分落进嘴中。
别哭了。我安慰他。别哭了。
他说，我害怕走不出去啦。
别怕，我说，会走出去的。
这到底是哪儿啊？
我也不知道。说完，我突然悲伤起来，也哭了。
他说，你为什么也哭啊。
我说，赵小兵啊，我估计我们已经死了。
于是我和我十年前的兄弟赵小兵在草地上抱头痛哭。
小镇人物
孙方友
打 手
打手姓袁，叫袁四，“文革”兴起那年二十几岁。他爹叫袁甲，外号袁鳖，雇农出身，好吃懒做，与人赌博把老婆输给了人家。土改那年，他参加了贫农团，斗地主特狠，破鞋底子上扎钉，打在人身上一拉掉肉丝儿。那年袁四才几岁，袁甲就教儿子斗地主的小少爷，让地主羔子手握炮仗他点燃，不炸个血肉模糊不罢休。当年贫农团为挖浮财，常用些非常手段。袁甲为表现自己捞个官儿干干，就经常花样翻新。他的拿手戏除去鞋底扎钉外，还有一招儿叫“添麻坑”。就是烧一锅滚油，让地主的脸面对着热油锅，再朝油锅里点水。热油见水就炸，炸到脸上就起燎泡，燎泡好了就成了麻坑。这一招儿尤其对地主老婆和姨太太起效果，总能挖出不少浮财。但交待之后仍不放过她们，最后还是要落下麻坑。袁甲为此还真当上了民兵队长，只是好景不长，不久就因睡地主的小老婆被撸了职。
由于袁甲的名声太低，影响了袁四的婚事，父子两个是光棍两条。“文革”一开始，袁四便参加了造反。造反派自然离不开这类人物，便让他充当打手。
袁四打人，不同他爹。他爹招儿太阴太损，毁人不说，也给自己换来了恶名声。袁四曾多次公开声明，他不是他爹袁甲，而是新社会长大的新一代，打人也要讲个水平和档次。袁四说他打人只用手，别的什么也不用。袁四的双手不是一般的手，平常时候，他每天都用双手打树，镇东官道两旁的大柳树树皮被他打光了许多。原来这袁四年近三十找不到老婆，心里又急又愁，夜间睡不着觉，就到公路上拿树发泄。久而久之，那双手就布满了茧子。原想没什么用处，没想这一下派上了用场。每当斗争会开到高潮时，袁四开始上场，大喝一声，把批斗对象当靶子，左右开弓打上一阵，被打者至少要断掉几根肋骨。袁四的名声很快就传开，周围几个县的造反派都来相请。袁四也打上了瘾，几天没“活”就手痒。
这一年，县文化局揪出一个女局长，女局长原在县剧团演戏，长得很漂亮，后来因与一个抓宣传的县委书记相好，被一步步提了上来。“文革”中揪出那个“骚”书记之后，自然也将她捎带了。只可惜，由于女局长长得确实太漂亮，平常作风又不太检点，裤腰带松一些，不但人人爱她，她也爱人人。造反派将她揪出后却下不了手，尤其是一开斗争会给她列罪状时，她不但不低头认罪还抿嘴笑，她这一笑不当紧，将要打她的人手都笑软了。古时候有貂婵能将关公的刀笑掉之传说，不想现在成了现实。但是，要想将那个骚书记斗倒斗臭，这个女局长是关键人物。县里的造反头头给文化局的造反派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拿下这个女局长。无奈，文化局的狗头军师就向领导献计，请来袁四加强斗争力量，打开一个新局面。
袁四被吉普车接到县城后，住进了县招待所，而且是个单间，吃饭不定量，当晚还让他喝了半斤白干酒，为的是让他提足精神修理人。斗争会未开之前，造反派担心袁四看到女局长的漂亮容颜也下不去手，便给女局长来了个女扮男装。不料造反派内部的一个看守平常就暗恋女局长，深怕这回被借来的打手打坏了，并听说此打手掌法厉害，便想了个鲜招儿，偷偷在女局长的棉袄里扎了十几颗钉子。那钉子一寸多长，全是尖儿朝外，似露非露，心想只要那打手一用力，钉子就会扎得他手痛，提醒他手下留情，就是不留情也会减弱他的掌力，保着女局长别伤了美腰。晚上八点多钟，批斗会开始，与往常一样，先呼口号，然后高喊将X X X拉上批斗台。女局长被拉上台之后，便有人上台揭发。女局长虽然是女扮男装，但仍掩不住其秀丽，斗争会开得少气无力。这时候，袁四被领进了会场。袁四被领进会场时已有几分醉意。他打着酒嗝儿到了台上，先向众人扬起两只手，以示自己没带什么凶器，然后绾起衣袖，一步步走到那女局长面前。他向一个造反派头头说：“是不是这个人？”那造反派头头说正是她。接着，电灯突然就被拉灭了。袁四一看电灯灭了，就扬起双掌开始拍打女局长，只听他大吼一声，然后就听到女局长凄厉的惨叫声，一下就倒了下去。
女局长棉袄内暗藏的钉子全被袁四拍进了肉里，一颗扎住了肾，女局长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
“文革”结束后，那女局长的案子翻了出来，究起死因，罪过却安在了那个偷偷在女局长棉衣内藏钉的人，而对袁四却未追究什么责任。办案的人说，若对袁四这种人定罪，面太广，打击面也太大。再说，钉子带钉帽，怎能倒钉进人体内？不合逻辑嘛！
袁四现在已年近古稀，身体倍儿棒，而且每天坚持练掌。公路上的大柳树一棵接一棵焦梢，不久就干枯了……
刘老克
刘老克很瘦，外号“老干”，是那种皮包骨头埋在粮食堆里也吃不胖的人物。
刘老克旧社会在西北军里当过传令兵，至今还有走路着急的毛病。几个人一同走路，他总是比别人快许多。相书上称这种人为“急慌命”，一辈子为生活奔波，没什么福气。仿佛是印证相书秘言正确似的，刘老克从小失去父亲，随母亲嫁到颍河镇，人称他为“带肚子”。十九岁那年当兵，在军队里混了七八年，回来才同一个瘸女人结了婚。那女人为他生了一男一女，不料在刘老克六十岁那一年，儿子死了老伴儿也死了。好在他的女儿嫁给了镇里的一个后生，他才有了依靠。
过去，我家和刘老克家是一个生产队。文化大革命中，我常替父亲给队上看红薯。那年月生产队里的红薯很金贵，用窖藏了，为的是开春育红薯苗儿。所以挑选看护人员时，很慎重，最后就挑上了我爹和刘老克。红薯窖一般都是挖在离村子不远的田野间，搭的有窝棚。刘老克每天晚上都是早早地去。我走到的时候，他已在门口抽烟。等我铺好被子，他才弓腰钻进窝棚睡觉。有时候高兴了，他就给我讲西北军的事，唱上几段京剧。他最拿手的是马连良的《甘露寺》，把马派唱腔学得惟妙惟肖。他说他见过马连良；当年马连良去西北军慰问，他抬着汽灯随着戏班子半月有余。他说他还见过别的什么名伶，说完了又给我唱了一段“一马离了西凉界”，只可惜还未等他唱完，我已经“呼呼”地睡着了。
不想到了清理阶级队伍那一年，从兰州过来一份敌伪档案，上面有刘老克的大名，官衔是少校军需。清理阶级队伍时镇上成立的有“群专指挥部”，民兵们把刘老克押到指挥部内，审了几次，刘老克全承认了。这一下算是把镇人给震惊了。：原以为是个小人物，没人看得起他，却原来是个大人物！所以人人皆佩服阶级敌人狡猾，隐藏得好，瞒住了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刘老克被送进县城，大约关了两个多月，又放了回来，说是刘老克虽然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少校军需，但近年来只是隐瞒自己的罪恶，并没有进行新的破坏活动，所以要宽大处理。最后定为“划而不戴”——就是坏分子帽子一旁搁着，先不戴，以观后效，如若不老实，立刻就划为敌我矛盾。
虽然刘老克是“划而不戴”的准坏人，但人们看他的目光一下变了。谁说人家没福，人家可是享过大福的人。走路急慌是军训训的，走路不急慌能当上少校军需？瘦怎么了？林彪瘦，不照样当大官？观念如此一转，过去喊他“老干”的人开始喊他“老克爷”了。队长有了想不通的事儿，也开始向“老克爷”请教了。谁家娶媳妇，也开始偷偷请“老克爷”了。为啥？人家当过少校军需，见过世面。
不料第二年春，从县上来了两个人，专程到东街开了个群众会，说是真正的少校军需刘老克不是这一个，而是镇东刘村的刘老克。因为那份敌伪档案上只写颍河镇刘老克，而刘村也归颍河镇管辖。更重要的是当时这个刘老克一切都承认了，赶巧他又当过西北军，所以才造成这样的误会。
这一下，人们像受了愚弄，都用大梦初醒般的愤怒目光望着刘老克。刘老克这时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忽”地站了起来，上前拉住了那两个人的手，大声疾呼道：“你们这是冤枉我呀，我可真当过少校军需呀！”
县上人觉得很奇怪，问：“你怎么争当阶级敌人呢？你说你是少校军需，你把军需的‘需’字写出来让我看一看。”
刘老克不认几个字，一下傻了眼。
县上人很轻蔑地望他一眼，冷笑了一下，扭脸走了。
众人都朝刘老克吐口水，骂：熊样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