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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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机会）除了第一次稍微像点样，后来的所谓“北伐”却从未见分兵几路，先攻哪里後攻哪里，准备多少天攻下（准备粮食），这样最基本的作战计划，纯粹是骚扰式掠夺一些人口，暂时占领几个城市。有人会说弱小的蜀国如果不持续主动进攻，就会马上被魏国消灭，但史实告诉我们，诸葛亮死后北伐曾经中断，蜀国还是完好的存在了二十多年，可见诸葛亮骚扰式北伐，是立国必须的理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军权是权力之本，诸葛亮虽已执行政大权，在北伐的过程中却可以全集刘备本没全授的军权，而有了完全的军权（剥夺李严等其他政治对手的独立带兵权）才能保证权利巅峰的稳固。如果说第一次北伐，诸葛亮除了意图调李严，想集军权外，其他的确实还有为国立功之心，那后来多次没有明确战略谋划的“骚扰”式北伐，则大都是他为了集权和树立威信的意图捞功，不论国家及人民是否得利益与能否承受，而搞的“政绩工程”，为了维护自己的集权，他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因为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已经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通过上面对诸葛亮相关行为的分析，诸葛亮这样谨慎的人，为何会如此不顾国家实际的利弊和承受力，这么不谨慎的一次次发动战略目的不明确的战争，原因恐怕只有用他希望在战时状态中保持和享受集权，并希冀获取和他地位相当的功名，这样完全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的纯个人出发点，才能解释得通。虽然在一次次北伐的集权中，他已经“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但却始终没能安心。同时，他需要不断行使权利维护自己已有的地位，需要“功名”增加自己地位的说服力。如果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诸葛亮这样聪明的人，怎么会老干那些“劳师动众，伤民伤才”，对国家来说又不得多少好的事，就能解释得通了，诸葛亮北伐这样“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是他要那样坐在位置上被逼而成的。　
　　有人会问，诸葛亮在刘备刚死后，就已经开府治事，“事无巨细，先决于亮”，已经有了大权，他还有必要通过一次次的北伐，来集权吗？　
　　其实不然，诸葛亮掌权之初，重要的人事任命在第一次北伐时未必完全具备，诸葛亮正是借了北伐，牢牢的掌握了刘备并未全授的军权，才有了对皇帝颐指气使的特权。而且行使权力本来就是一个享受，那些曾有权的有几个想得开愿意歇下来。为何以前的那些老红军，七老八十的还不愿退下来？就想着整天没事找事，诸葛亮不断骚扰式的北伐，而且打二十的小事都要亲自决定，难说不是享受在军中“指挥”的特权。而且军权是保持政权的更本，诸葛亮只有通过一次次北伐，牢牢抓住军队，才能保持他权力巅峰的地位。　　　　当一种过度的集权，失去制约，就会出现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政绩工程”的普遍情况。作为诸葛的侄子诸葛恪，后来劳师动众，北伐攻打新城，也是出于差不多的情况，正因如此，他才会炮制出《後出师表》（已有历史专家考证）来，因为他和诸葛亮一样，把北伐不是作为真正的目的，而只是作为个人权利上的砝码，只是诸葛恪的运气不好，或水平不及老叔，北伐大败不算还搞不定内部的反对者，要是他也学学老叔，用向宠这样类似的手下，取代掌管宫廷的孙氏警卫军，还有失败后需要假装自贬几级，这些方面，如果他能像老叔好好多学学，最后未必会身败名裂。这方面讲诸葛亮确实是伟大的政治家，无人能及。　　　　同样，后来的姜维也有类似倾向，如果不搞个“九伐中原”他的大将军的职权和作用价值又如何体现？类似的，把个人的政治生命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上，为了所谓表面的“政绩”不顾实际的情况，更甚至不顾伤害国家和人民，这样的事到我们现代社会还在发生，这是集权下的必然产物，不见前几年，一些地方搞得“数字工程”“政绩工程”最后弄等财伤民怨，从深层次而言，不都是接了诸葛亮和姜维的衣钵了吗。　
　　我们现在反视两千年前，用诸葛亮的行为和结果，分析他潜在的动机，可以让后世的人，更明确的认识到集权的危害，只有以诸葛亮，诸葛恪等人为戒，对一把手的职权进行制约，贯彻统治阶层内部的民主评议，决策者行为的利弊评估，才能更好的减少“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数字工程，多一些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　　　　最后再说点题外话：我这个通过诸葛亮的行为，来分析诸葛亮北伐未必“全是私心”，却还有其他如“集权”“捞功增加权势砝码”等，为个人私利的动机存在着的相关文字在他处发表后，曾引起不少靠习惯思维崇拜诸葛亮的fans　的非议，有的人胡乱在此文头上套上“北伐就是集权”的名义，妄图用其他一样北伐的岳飞，戚寄光等人来偷换概念，还有的人说，说诸葛亮不好就是哗众取宠，其实，我这片文字并不是纯粹针对诸葛亮的伐亮文字，原是想谈一些想法，从诸葛亮的北伐有集权造功的个人动机，引申到现在的一些“政绩工程数字工程”的现象，还谈了另两个人物姜维同诸葛恪，所以分析这样的问题也有些现实意义。　另外我想说的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通过史料记载分析问题，而不应被习惯思维世俗说法所左右，如有的人一说诸葛亮就认为他是“大公无私”“生活简朴”的模范，但史实未必全如此，诸葛亮临死说家里只几百棵树十几顷，这就和他自己宣称的已受待遇“位极人臣，禄赐百亿”很矛盾，难道这些禄赐的百亿，在身前都花完啦？如此的话生活非常的腐朽啊！如果诸葛亮真的很“简朴无私”的话，人民这么穷困，国家打仗也要好多钱，诸葛亮能像吕蒙那样退点“百亿”的十分之一也好啊？可惜没见过他退一分，所有的开销全是国家报效（具仰于官）高官厚禄安然享之，至少比不上吕蒙退钱的“无私”。　
　　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政治家，这除了他有非常好的排斥异己架御权力的能力外，三国志曾引孟子之言说诸葛亮“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就是说诸葛亮有本事（或者宣传攻势厉害），可以害了你苦了你杀了你，你都不会怨。（李严就如此）所以虽然诸葛亮在统治期，确实在不断的劳民伤人（因频繁战争伤自己人）但老百姓对他还是有好感，后世的人也为之敬佩，同时这也说明诸葛亮作为手腕高超的政治家，他的言论多有前后矛盾，言不由实的情况。他表面的言论和行为也有好大的欺骗性，因此必须根据拨开那些唐而黄之的口号与政治手腕，才能看清他的本质动机与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本文写了那么多的一个原因。　　　　　　　　　　　　
诸葛亮隆中对之重新解读　　　　　
　　关于诸葛亮的《隆中对》，学者们已经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就笔者所见，这些论述大都集中于隆中方略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它为什么会失败，责任该由谁来负，以及该如何评价诸葛亮的才干等方面。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却大体不出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论的范围。笔者认为《隆中对》研究中还有未尽之处。在下面的论述中，将隆中方略看作一个逐渐成形的战略思想体系，结合当时历史背景的演变，对有限的史料进行分析，力图勾画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在此基础上，再对一些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从而对《隆中对》进行重新解读。　
　　一　隆中方略是诸葛亮十年隐居生活的结晶。这一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一则诸葛亮素有远大的抱负，而要实现这一远大抱负，必需有一定的方法策略。这就是隆中方略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力。再则诸葛亮17岁即能脱离刘表的庇护，独立隐居生活，在隆中待时，一呆就是十年。也说明他人格上的成熟独立，已具备了酝酿隆中方略思想的心理条件。三则当时天下战乱，学者名士荟集荆州，当地文化繁荣。为隆中方略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因此，笔者认为隆中方略思想应当发萌于诸葛亮开始隐居的公元197年，而最终出炉于刘备三顾草庐的公元207年。其间的十年中，隆中方略思想有一个逐渐成形的过程。这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按《三国志》的记载，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为：“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由于隆中方略思想在其酝酿过程中，更主要地，是表现为一种观念上的东西，不大可能形诸文字。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史料直接寻出它的形成脉络。但隆中方略思想体系是由几个小策略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先分析这些小策略可能出现的时间，它们的演变情况，以及它们在整个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的地为，再综合得出隆中方略思想的形成脉络。　
　　跨有荆益，待机北伐。这无疑是整个隆中方略思想的核心。因为，无论是内修政理，还是外结好孙权，都需要有一定的地盘作基础。而有否北伐，这是判断隆中方略是一个统一全国的方略，还是一个只求割据一方的方略的标准。我们首先来分析跨有荆益思想的形成和演变情况。　
　　首先，按照一般的规律，当一事物还处于萌芽状态之时，它就包含了其成熟状态时的基本特征。因此，当隆中方略还处于酝酿阶段的时侯，它就应该包含了它成熟状态时的基本思想：跨有荆益，待机北伐。　
　　其次，当时荆州地区的豪族主要有：蒯、蔡、庞、黄、习、马等大姓。诸葛亮与他们关系密切：他的两个姐姐分别嫁给了庞家的庞山民和蒯家的蒯祺，而他自己则娶了黄家黄承彦的女儿。而且，由于这些大姓之间的互相通婚，诸葛亮又间接地和习家、蔡家也搭上了姻亲关系。诸葛亮和这些大姓结成了姻亲集团。考虑到诸葛亮隐居时已17岁，而汉代婚龄较低：男子14至18岁，女子13至17岁。这种姻亲关系的形成，当在诸葛亮开始隐居后不久即已形成。与此同时，诸葛亮与荆州名士集团的代表人物或为师，如庞德公和司马徽；或为友，如庞统与马氏兄弟，具有亲密的关系。（这些荆州名士后来大多随刘备入蜀，与诸葛亮共立于一个朝堂之上，成为蜀汉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可以说，诸葛亮已经融入了荆州地主集团中，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才会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因此，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时，以荆州为本位，是有其集团利益为根据的。　　　再次，从当时（197年）的外部形势（也是诸葛亮制定隆中方略思想的基本依据之一）看，天下割据方兴未艾：公孙度占据辽东，刘虞公孙瓒先后占据幽州，袁绍占据冀州青州并州，曹操占据兖州，袁术占据扬州的一部分，张绣占据南阳，陶谦刘备吕布先后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刘璋占据益州，张鲁占据汉中，李傕等先后占据司隶，马腾韩遂占据凉州。在这种群雄逐鹿的形势下，一种新兴势力想要保护和发展自己，最终统一天下，必需要有一块进可攻，退可守的根据地作为依托。而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进可以兵发宛洛，直指中原腹地；退可以依托汉水优越的地势，抵御北方的进攻。如能相机夺取益州，则更是如虎添翼。因此，以荆州作为隆中方略的立足点，有其地理优势为根据。而且，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也是隆中方略思想的酝酿过程）中，特别是官渡之战以后，北方渐趋统一，而江东孙权的统治也日趋巩固，可选择的地区只剩下荆州和益州。因此，跨有荆益的思想在隆中方略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不仅不可能动摇，反而只会加强。　
　　总之，诸葛亮选择荆州为立足点酝酿一个统一天下的方略，不仅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跨有荆益，待机北伐作为隆中方略的核心思想，最先出现于隆中方略思想体系，并且始终伴随着隆中方略的酝酿过程。　
　　再看联孙拒曹思想的萌发：到公元207年，曹操无疑是当时最大的割据势力。但他的发展也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在其统治区内，长期存在豪强抗命和黄巾余众的叛乱问题。与其他军阀的战事也并非一帆风顺，如与南阳张绣的战事，就一波三折。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是对曹操集团的一大考验，当时外有袁绍的大军压境，江东孙策也在密谋袭击许都，刘表则在荆州鼠首两端；内有汝南降贼刘辟等人叛乱响应袁军，攻略许下，袁绍还派刘备前去联络。即使在曹营内部，也有很多人不相信曹军能够取胜，而和袁绍暗通音信，事后连曹操也感慨：“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　可见，连曹操自己都认为官渡之战赢得侥幸。因此说，官渡之战前的曹操还不是一个不可与争锋的角色。只是经过此战，才“公破绍，天下莫敌”。　
　　再看江东孙氏势力的发展：虽然孙坚孙策父子，特别孙策的努力，为孙氏集团的发展打了基础。但是，在孙权接位之初还是：“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指出了当时孙权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山越问题，江东大姓和江东游士不与孙氏合作问题。只是在孙权接位后，一方面对山越进行讨伐，另一方面争取大族的合作才因此说，无论是曹操的不可与争锋，还是孙权的不可图，都是公元200年以后一段时间内才出现的。也就是说，联孙拒曹思想是在官渡之战后，才有可能产生的。官渡之战是隆中方略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调整。　
　　作为一个完整的方略，它应该包括执行主体，执行对像，目标，过程等方面。隆中方略思想发萌于公元197年，而刘备三顾草庐是在207年，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隆中方略本来就是为刘备考虑的吗？　
　　前面已经说过，诸葛亮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