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乱谈三国网络文集-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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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格对比是顺理成章的。再者，描写司马懿与曹操的关系，有助于表现曹操既重才而又忌才的性格。正如后来华歆曾对曹睿所说：“先时太祖武皇帝（曹操）尝谓臣曰：‘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司马懿前期没有得到曹操重用，是同曹操的性格和用人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尽管前期司马懿没有可能作为作品的重要人物出现，甚至他的出场次数也极少，但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某些关键性时刻，对他的军事政治才能已作了充分肯定和赞许。作者对崭露头角的司马懿形象赋予画龙点睛的几笔，就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为他后期建立的英雄业绩作了含蓄的预示和合理的铺垫。
第二时期，曹操死后，在曹丕和曹睿当权时期，是司马懿飞黄腾达、大建功业的黄金时代。这时司马懿不仅受到重用，成了两代帝王的砥柱大臣，而且也为司马氏在历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为什么曹丕开始重用司马懿，史书上提到由于他曾为魏王（曹操）太子中庶子，辅助曹丕，因而深得曹丕的信任。其实，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一、他能忠实地执行曹操的路线，所以曹操在临终时就召曹洪、陈群、贾诩、司马懿等四人同至榻前，嘱以后事。可见曹操后期也已把司马懿作为可以信任并能延续他的路线的心腹大臣来看待了。曹操死后，司马懿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始终恪守曹操的路线，首先重视与刘蜀的矛盾，把斗争的焦点集中于西蜀。二、在军事上，司马懿较有谋略，特别是能掌握诸葛亮的用兵规律，在对抗诸葛亮的进攻方面，整个曹魏集团的文臣武将，包括大将军曹真都算不上敌手，只有司马懿才能同诸葛亮匹敌。所以诸葛亮多次北出祁山讨伐曹魏时，除了内部主观上的不利因素造成失误外，大都受挫于司马懿。甚至连妒嫉司马懿的郭淮也坦白承认“久后能御蜀兵者，必仲达也”。解除西蜀对曹魏的威胁，司马懿是有功劳的，因而他赢得了较高的威望。他为巩固曹魏政权西讨东征不辞劳苦，战功赫赫。无论在曹丕或者曹睿当政时期，都受到了特殊的信任和重用。当曹丕率兵南下讨伐东吴时，就封司马懿为尚书仆射，留守许昌，“凡国政大事，并皆听懿决断”。曹丕临终时，也把后事托付于大将军曹真、陈群和司马懿。这时司马懿便以显要地位，进入了曹魏政权最高决策者的行列。在曹睿当政时期，他仍是帝王所倚赖的重臣，甚至较曹丕当政时还有过之。虽然曹睿即位之初，受到马谡的离间之计，司马懿曾一度遭贬。但在魏国安全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司马懿重新出现于政治舞台，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因而又受到曹睿的高度重视和信赖，升大都督。许多军、国大事，或帝王难于决断的问题，都要他提供解决的方针和办法。每当司马懿亲自出征时，曹睿总是授于他军、政大权；有时还亲排鸾仪出城送行，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荣誉。所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的权势和威望越过了其他臣僚，成为左右局势的决策人物。
第三个时期，即曹芳当政时期。司马懿也成了受托孤的重臣而与曹爽共同辅政。曹真之子曹爽无能，而又结党专权，控制军政大权，排挤司马懿。在这种情势下，司马懿不得不同曹爽进行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他一方面以年老多病，不多参与政事，并装病装聋，麻痹曹爽；同时暗中联络心腹，策划宫廷政变，剪除曹爽势力。终于乘曹爽兄弟和亲信随曹芳出城谒高平陵明帝之墓和畋猎之机，伙同心腹和元老重臣发动政变，关闭洛阳城门，占领曹爽兵营和武器库，并据守洛河浮桥，阻止曹爽回城。他乘势向曹芳上书，指控曹爽及其党羽罪行，又派人力促曹爽投降，诱使曹爽兄弟放下兵权、缴出印绶，结果曹爽和兄弟三人及其重要党羽都被一网打尽。这场政变搞得十分干净利索，充分地显示了司马懿高明的斗争艺术。由于司马懿这次斗争的彻底胜利和重大影响，就为司马氏后代夺取曹氏政权铺平了道路。
《三国演义》对司马懿这一时期活动的描述，基本上同史实相同。虽没有过多渲染，但是事实本身，已足以表现一个封建阶级中较为成熟的政治家形象；而且，同前期司马懿相比，人物性格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令人感到真实、生动而有感染力。
《三国演义》对司马懿形象的塑造，既表现了作者的历史观点，又坚持了艺术的典型化原则。作者不仅按照历史的线索和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去刻画司马懿形象，表现司马懿在三国后期的历史活动及作用；而且在艺术概括中，紧紧扣住司马懿的“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的性格特征加以精心的塑造。小说第九十四回：“司马懿克日擒孟达”，就把他同诸葛亮放到矛盾冲突的尖端，生动而具体地表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诸葛亮第一次北出祁山，魏方大都督曹真连败数阵，夏侯驸马失去三郡，损将失地，蜀方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原降魏的蜀将孟达准备反正，尽起金城、新城、上庸三处兵马，由东径取洛阳，约孔明直取长安。如果这样，北定中原就指日可待了。诸葛亮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正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一个曲折，曹睿督师长安，与蜀会战；又起用司马懿，要他起本处之兵会集长安。当时，司马懿正闲居宛城，叹息魏将累败于蜀，忽报天使前来诏命，遂调取本处兵马待去长安。突然有金城太守申仪家人，孟达心腹密报孟达欲反情事。这时，政治敏锐的司马懿立即感到这是关系两京安危的重大事件，非常重视这一情报，于是当机立断，不去长安而率兵倍程赶赴新城，并派一使者星夜去新城约会孟达准备进征西蜀，借以麻痹孟达。这样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新城，并在申耽、申仪和李辅、邓贤的配合下一举消灭了叛魏的孟达。然后去长安接受任务。司马懿非凡的战略眼光和用兵神速，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表现得异常突出，令人惊叹。当然，诸葛亮对此也是有预见的。当诸葛亮听到魏主起复司马懿时，就对马谡说：“吾岂畏曹睿耶？所患者为司马懿一人而已。今孟达举大事，若遇司马懿，事必败矣。达非司马懿对手，必为所擒。孟达若死，中原不易得也。”
如果说，《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善于用兵，有智有谋，料敌如神，给予高度评价的话，那末它又通过诸葛亮等人之口，对司马懿也作了相应的评价。早在曹睿即位之初，诸葛亮听到曹睿封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又提督雍、凉等处兵马时，就大惊曰：“曹丕已死，孺子曹睿即位，余皆不足虑；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大患。”后来曹睿中了马谡的离间之计而把司马懿削职回乡时，孔明闻之大喜：“吾欲伐魏久矣，奈有司马懿总雍、凉之兵。今既中计遭贬，吾有何忧？”次日，即上表伐魏。从诸葛亮的一惊一喜，有力地反衬了司马懿的将才和谋略。“强中尤惧强中手”，每当孔明闻知司马懿领兵对阵，总是感到吃惊。这样描写，通过对立面来强调司马懿的善晓兵机、深明韬略，用笔是深刻有力的。至于曹魏内部对司马懿自然 看得更高了。最有代表性的是王朗的话：“司马懿深明韬略，善晓兵机，素有大志。”甚至认为“若不早除，久必为患”，他感到司马懿的才干、能力和大志，已经包括取而代之的危险了。作者就是这样通过别人的眼光，深刻地展示了司马懿的性格风貌。
对司马懿这样高度的评价，是否有些过分？从人物形象的历史真实性来看，不但不存在过分的夸张，相反，有些地方过分拘泥于史实。历史人物司马懿在三国后期确实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国的最后统一与司马懿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所奠定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三国后期，无论魏、蜀、吴三方都有一些后起之秀，如曹魏灭蜀的将军邓艾、钟会，蜀国的姜维和吴国的陆逊。但从人物复杂的经历和受到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的全面锻炼来说，只有司马懿是佼佼者。他的作用和影响远远超于他人之上。但是，司马懿作为艺术形象，作者的刻画和描绘，只能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因为司马懿后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行动，如征伐辽东的公孙渊和与曹爽的一场政治斗争，小说大体上没有离开具体的史实，缺乏更为生动的艺术想象和虚构。尽管如此，从整体来看，司马懿的性格还比较丰满、鲜明，并且是从一定的典型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具有较强的历史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
《三国演义》围绕拥刘反曹的主题，在曹操死后，就把司马懿作为延续曹操路线的代表人物，突出地表现了诸葛亮同司马懿的矛盾冲突。作者赋予司马懿多方面才能和英雄品质。首先他能洞察形势、分析矛盾，采取正确方针，解决一些重大的、复杂的问题，这方面，在曹操时期他已有所表现了。他对魏、蜀、吴三国之间对立而微妙的复杂关系，善于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随时掌握形势的变化，因而能从实际出发，确定斗争的战略重点。如有一次魏方中了东吴陆逊之计，去进攻东吴，曹休被陆逊大破于石亭。而协助曹休的司马懿却引兵而退。众将就质问他：“曹都督兵败，即元帅之干系，何故即回耶？”司马懿则说：“吾料诸葛亮知吾兵败，必乘虚来取长安。倘陇西紧急，何人救之？故吾回耳。”众皆以为司马懿惧怯，哂笑而退。其实，这正是他比众将高明之处。毛宗岗在这里批了八个字：“疑其惧吴，却其惧蜀”。说出了司马懿的深谋远虑。又一次，当陈仓失守，郝昭病亡，孔明复出祁山，张郃来长安告急。而南方的东吴孙权称帝，陆逊在武昌训练兵马，旦夕即可入寇。这时曹睿异常紧张，就找司马懿提供对策。司马懿胸有成竹地说：“以臣愚意所料，东吴必不举兵。”“孔明尝思犹亭之仇，非欲不吞吴也，只恐中原乘虚击彼，故暂与东吴结盟。陆逊亦知其意，故假作兴兵之势以应之，实是坐观成败耳。陛下不必防吴，只需防蜀。”这一分析透辟不过了，深有战略家的见地，形势的发展，果与懿的预料相符。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司马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蜀国，为什么只着重于单纯的防御呢？既然司马懿有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为什么在行动上又不积极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呢？看来这里似乎是矛盾的，其实正是罗贯中高明之处。他没有简单化的去处理人物和环境的关系，而是注意了司马懿与曹操所处历史环境不同，在战略上也就表现了同中有异。当时魏方还远未具备统一全国的必要条件和物质基础，蜀、吴两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和经营，也有着相当的实力，魏方妄图一举统一全国是不符合客观情势的。司马懿取得成功的奥秘，就在于既有远大斗争目标，又非常谨慎地重视每一战役和每一局部的斗争。
司马懿在政治上注意内部团结，顾全大局。大都督曹真屡败于孔明，又嫉忌司马懿与己争功，司马懿并不介意，反在曹真用兵受挫时，为曹真提供取胜之谋，建议曹睿告戒曹真“凡追赶蜀兵，必须观其虚实，不可深入重地，以中诸葛亮之计”。他深知诸葛亮运粮艰难，“只要坚守诸路关隘，不要出战。不需一月，蜀兵自走，那时乘虚而击之，诸葛亮可擒也”。曹睿听了即说“卿既有先见之明，何不引一军追之”，司马懿以防吴为借口，却把此功让与曹真，并嘱使者说，“吾以此功让与子丹；公见子丹，休言是吾所陈之意……”。这种政治家风度，诚为可贵。在军事上他还十分重视和善于调查研究，知己知彼。他对诸葛亮的用兵之法，甚至对诸葛亮平素谨慎必不弄险的性格，也摸得很透。因此他在与诸葛亮对垒时处处小心、步步为营，以防中计。正由于他对诸葛亮十分了解，所以诸葛亮之计，也常常为他所识破。在街亭战役时，当他进军街亭时，打听到街亭蜀方守将是马谡，就说：“（马谡）徒有虚名，乃庸才耳！孔明用此人物，如何不误事？”这里司马懿对马谡的了解，甚至超越孔明。此外，他对用兵的地理形势、山川水利，无不了然于胸。如在街亭战役前，张郃问曰：“今将军当于何处进兵？”懿曰：“吾素知秦岭之西，有一条路，地名街亭；傍有一城，名列柳城：此二处皆是汉中咽喉。诸葛亮欺子丹无备，定从此进……亮如知吾断其街亭要路，绝其粮道，则陇西一境，不能安守，必然连夜奔回汉中去也。……”他对这里地理形势、军事价值，了如指掌，这正是由于他“素知”调查研究的结果。
人们对“空城计”津津乐道，素称知己知彼的司马懿为何上了诸葛亮的大当。这里作者是独具匠心的。虚构这一情节，当然是为突出诸葛亮的大智大勇，但也表现了司马懿的过于谨慎的性格。司马懿面对复杂的斗争，特别同诸葛亮打交道，从来是非常小心的。他从大量事实中掌握了诸葛亮善于用计智胜的特点；从诸葛亮的审慎性格和用兵规律上知道诸葛亮必不弄险的秉性。所以，面对“空城”不能不谨慎行事，因而失去战机。这次中计并不说明司马懿愚蠢，这与知己知彼还是统一的，只不过司马懿注意了诸葛亮性格的一般性，而忽略了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特殊性。正如诸葛亮自己也承认：“吾非行险，盖因不得已而用之。”司马懿曾对张郃说过：“诸葛亮平生谨慎，未敢造次行事。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但怕有失，不肯弄险。”在司马懿看来，这样的有利机会，诸葛亮都未利用，何况西城诸葛亮处于极端劣势，更不致去弄险的。这也是合乎一般逻辑的。所以谨慎的诸葛亮利用了司马懿的谨慎，取得“空城计”的胜利，说明双方都是掌握知己知彼这一原则的。毕竟诸葛亮更高一筹，自然取胜了。
司马懿临战沉着，机智冷静，从不感情用事。要使他中计，确实很难。比较突出一例是诸葛亮屯兵五丈原时，累令人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