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7年3期-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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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宁在自己珍藏的妞妞和她妈妈的那张照片背面写下了一首藏头藏尾诗：
远离家
住林中
天天盼
目望穿
山遮眼
告乡亲
别友人
留恋重
椿芽见
屋会面这首藏头藏尾诗每句诗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
远住天日山
家中盼穿眼
告别留椿屋
亲人重见面
毛宁还主动给我看了他一直珍藏的几件可以从中寻觅那段历史的物品：两个他自己亲手用天目山上的毛竹做的烟嘴，烟嘴下半部油亮光滑，烟嘴的圆孔雕刻得圆润细腻，上半部则刮去了光洁的竹皮露出了有原木般质感的底纹。一个上面刻着“难忘牌”76。5，另一个上面刻着“海棠牌香烟嘴”1976中国制造。还有一样东西是一把小巧玲珑的指甲剪刀，毛宁用竹子为尖利的剪刀头做了一个精巧的小套子，上面也刻着记录历史的字样：剪刀套 临安天目饭店留念七六、九、七。我想，假如有一天真的如已经远行的巴金先生所愿，建立“文革”博物馆，那么毛宁在留椿屋亲手制作并保留至今的这些东西，一定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被收藏。
哥哥的这几个同学中我最不熟的是大耳朵。因为蛐蛐儿、晨光和我都是邻居，我家的后晒台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蛐蛐儿家的尖顶阁楼，我们小时候玩抓抓儿和躲猫猫沽儿的游戏时，常从他家前门钻进后门钻出。晨光的家更是和我们家同住在菩提寺路蕙宜村里，这条弄堂很短，一共只有八个墙门。我们家1号，晨光家8号，一头一尾，站在门口互相都能打招呼。阿斗家住在离我们家也不远的学士坊，且父母相熟，彼此经常串门。也许因为都是干部子弟，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家比较容易说到一块玩到一块，自然而然地就聚在一起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是杭州第十一中学的学生了。那阵子，学校里有两拨男生是很被女生瞩目的，一拨是春风得意，担任着红卫兵团大小职务的领袖人物，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已经被“解放”结合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当然也有和国民党老子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的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这些领袖人物在校园里呼啸而来，叱咤而去，十分威武张扬。他们口才极佳，演讲不用稿子，煽动性极强，走到哪里呼啦啦都会跟着一大帮同学，大有天之骄子横天下的气势。
另一拨却显得沉寂冷峻，有一种莫名的深邃。他们的父母多是仍然被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的“走资派”或“黑帮”。他们几乎总是蛰伏着，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抛头露面，但在私下的场合或小范围内，他们常常语出惊人，他们的身影走到哪里都会显现出一种强硬和坚实的姿态。两拨男生应该说都很优秀，长得帅，功课好，能力强，但他们在校园里的实际地位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两拨截然不同的男生不仅让校园里的女生无形之中分成了两大阵营，就是男生队伍也在不自觉中悄然分化。我哥哥、阿斗、晨光、蛐蛐儿都属于后一拨男生，除了晨光父亲早年因公殉职，他也没有了可以给他风光的背景外，其余几个人的父亲还都关在牛棚里。在我的印象中，大耳朵当时好像并不在这两拨男生中间。事实上，大耳朵既不可能因父母而春风得意，也不至于因家庭而受到歧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的后代，他身上虽然没有需要背负的包袱，但也绝不可能拥有供其炫耀的资本。大耳朵相信，人生靠自己选择，他觉得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对自己来说至关重要。
我曾经十分坦率地问过大耳朵，你为什么会和我哥哥他们走到一起的？那时候中学里年级班级的编排都流行部队建制，我哥哥是一连五排的，你在一连四排，阿斗在二连一排，蛐蛐儿好像是二连三排。那时候的排就是现在的班，你们分散在各个班级，按说也没有什么交往的契机呀？
大耳朵沉默了很久才说，上中学那阵，同学中小团体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你哥哥他们这拨人很正，很有头脑，思考的问题比较高比较大，身上也没有干部子弟的那种傲慢，我就是想和他们在一起，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层次，是和我的生活圈子里的人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我说，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你说的这种层次将你送进了监狱，假如你没有进入这个圈子，也许你根本就不会坐牢，你不后悔吗？我说这话时心里有点忐忑，因为我从毛宁、阿斗、晨光和我哥那儿早就听说了大耳朵在坐牢时曾经有过一次惊心动魄的举动，但他们每一个人说到这件事时都会闪烁其词，欲言又止。我不知道我这样毫无顾忌的提问是否会触动大耳朵久远的创痛，我心里真的是很没有把握。
大耳朵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给我讲了两件事情。
有一次年级语文期终考试，作文的题目叫《起点和终点》，分散在各个班的蛐蛐儿、大耳朵和我哥哥瓜子，却在不同的教室里，在不同的老师的监考下，分别写出了题为《除夕》、《落潮》、《晚霞》的三篇作文，这三篇作文老师都批给了“优秀”，而且三个班的语文老师在互相不知情的情况下，不约而同都拿他们各自所在班学生的作文做了范文在班上表扬，结果大家发现蛐蛐儿、大耳朵和瓜子各自的作文虽然题目各异，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无论行文格式还是语言风格彼此都很相像，但考试题目是闭卷的，他们也不可能事先商量。几个老师后来在办公室议论此事，得出的结论是：这几位同学有心灵感应，趣味相投。大耳朵有点得意地告诉我，很长时间里，他们的这三篇作文都被老师作为优秀范文留作教材。
另一件事情是大耳朵中学毕业下乡插队。1975年，大耳朵由于表现优秀，被公社作为唯一的知青推荐给下乡来招工的单位，并参加了体检。就在他翘首以盼，以为马上可以回城时，他的招工名额却莫名其妙地被乡干部的孩子掉包了。大耳朵欲哭无泪，他一个平头百姓的孩子，能向谁喊冤哪？他只好给远在杭州的我哥哥和蛐蛐儿打电话，他当时并不指望我哥和蛐蛐儿能将此事咸鱼翻身，他只想向两位哥儿们倾吐一下心中的郁闷和冤屈。没想到我哥和蛐蛐儿接到电话的当天就一起去了市知青办反映问题，他们慷慨陈词，将大耳朵所在的公社为什么都是回乡知青而没有一个下乡知青被招工和毛主席的知青政策联系起来，和杜绝“推后门”的不正之风联系起来，让市知青办的人大跌眼镜。我哥哥和蛐蛐儿为大耳朵的事情还专门去找了省委组织部的王叔叔，诉说大耳朵的情况。几天以后，公社就派人将招工的表格送到了大耳朵的手里。后来大耳朵终于如愿上调回城。我哥哥和蛐蛐儿他们为大耳朵招工一事仗义执言的勇气和有理有节的力争，让大耳朵为自己能交上这样的朋友而庆幸。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我义重新找出那张我哥哥和他那帮同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合影，我想看看大耳朵在照片上是什么模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只能看到一只耳朵，只有最边上的大耳朵长着两只十分醒目的招风耳。我想，大耳朵的绰号也许就是这样来的吧？
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在“总理遗言”案中，大耳朵好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且不说后来被公安部认定的炮制“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狗肉聚会”是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狗肉也是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单从公安人员查获的蛐蛐儿的数本日记本中看，大耳朵的名字出现的频率也是最高的。然而让我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似核心人物的要犯却为何没有押送北京，而是和比较外向的毛宁、晨光他们一起关进了留椿屋？
关于这一点，阿斗说他曾经从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揭批查”材料中看到过可以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注解的内容：在一次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听取有关“总理遗言”案追查情况汇报的会议上，王洪文和张春桥分别做了指示，王洪文说：眼睛不要光是盯着面上的几个毛孩子，要挖出长胡子的老家伙！张春桥的指示更阴毒：儿子背后有老子，司机背后有首长。一定要把隐藏在幕后的策划者揪出来！这就难怪1976年5月，我爸爸、阿斗爸爸和蛐蛐儿爸爸在这样的指示下作为“长胡子的老家伙”和他们的儿女们一起被公安部押送北京时，没有“老家伙”背景的大耳朵却不在押解之列。然而，大耳朵的平民家庭出身虽然让他逃脱了更严酷的羁押，但与信奉“平平安安就是福”的普通老百姓的传统观念比较，大耳朵选择的让他觉得可以进入一个较高层次的朋友圈子显然还是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来两天目的一路上大耳朵心事重重的样子，让我不由地猜想他是否在旧地重游时怀想当年，有了一种青春不再的懊丧和失落？然而，等到看见留椿屋时，大耳朵一下子爆发出来的激动和怎么也按捺不住的兴奋，让我义觉得大耳朵也许从来就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留椿屋前面大片大片的山坡上铺满了金黄色的银杏叶，满地松针将褐色和金黄交错成一种忧伤的美丽。大耳朵丢下我们一个人向山坡下跑去，灵动的身手和敏捷的步子就像重新回到三十年前照片上那个有着一对可爱的招风耳的小伙子。
看着大耳朵在山坡上欢快的身影和他在山脚下拼命挥手嗷嗷乱叫的模样，我有些纳闷他为何不直奔留椿屋里那间和他有过生死之交的牢房，而偏要和那些不着边际的大树小草缠绵不够呢？我哪里会想到，当留椿屋真正成了羁押大耳朵他们的囚笼的见证时，重新走近它，仍然需要聚集足够的勇气，毕竟这座因笼留在大耳朵记忆中的恐惧到现在想起来都会让他不寒而栗！
后来被公安部定为炮制“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是于1976年2月5日，正月初六的那一天在大耳朵家举行的。现在杭州市最热闹的一带，庆舂路新华书店的原址本是一排类似于上海石库门一般的老墙门，那当年日本鬼子占领杭州时建造的官员府邸。大耳朵的家就在这里，延龄路延龄坊2卉14号。
那一天，雨雪交加，冰寒彻骨。大耳朵从乡下背回来的那条狗已剁成大块在炉火上炖得香气扑鼻。我哥哥、阿斗、晨光、大耳朵都围坐在炉火旁。有肉还得有酒，那时候买酒是要用酒票的，大耳朵向他妈妈要来了所有的酒票，买了一军用水壶的黄酒。我哥哥说，这点酒不够的，阿斗和晨光就又出去买酒了。因为已经没有酒票，他们出去转了半天，买回来一种叫“於术酒”的瓶装药酒，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这种酒产于何地，更不了解这酒价值几何，只是觉得这酒口感不错，喝进嘴里味道香醇，余味绵长。
蛐蛐儿那天是最晚到的，进来时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眼圈红红的。他一直不说话，坐在角落里喝闷酒。
现在回想起来，那次“狗肉聚会”，其实只有两个中心话题，一个是议论时局；一个是蛐蛐儿的失恋。
时局的揪心是一目了然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人民群众对周总理喷涌而出的各种形式的悼念不仅寄托了大家对总理的哀思，更表达了对“四人帮”种种倒行逆施的愤慨。1月11日下午，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余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驶过，为人民心中最敬爱的总理送行。寒风中，人们扶老携幼，臂佩黑纱，胸戴白花，含泪等待……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被一批批清理、抬走；警察、工人民兵和广场上悼念的人群发生了冲突。1月21日和1月28日，毛主席先后两次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为此正式下达1976中共中央＇1＇号文件。虽然对总理位置窥视已久的张春桥这次没有达到狼子野心，但令人不安的是邓小平的名字也没有在＇1＇号文件中出现。更让人心生疑窦的是，文件中还说到叶帅身体不好，让其休息，请其他同志代替主持军委工作。这明显是剥夺了叶帅的军权。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央高层内部斗争的激烈几乎已经完全公开化了，“四人帮”紧锣密鼓地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与时局的揪心相比，蛐蛐儿的失恋似乎便显得无足轻重，但事实上这场看似无足轻重的失恋却是一个和“总理遗言”有着重要关联的长长的伤感的故事，我想我会在以后的文章里再专门讲述。
一直坐在角落里喝闷酒的蛐蛐儿突然站起来走到窗前，他脸色已经通红，扬起手臂挥舞着：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而我们现在又几岁？我们不能等待，我们要积极去斗争！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用我的热血去唤起民众！
蛐蛐儿说这话时眼睛血红，情绪激动，当时，我哥哥、阿斗、晨光都在议论中央＇1＇号文件，谁也没有注意到蛐蛐儿说这话时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