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 作者:刘统-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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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其后他被指派担任指挥黄河长江间五省军队的重要任务，在犹豫许久之后，他接受了这个委任，但是他又获悉不准在该地区组织民团——这是他一贯强烈主张的事情——并且某些地区，如武汉周围，将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他因此不愿就职，并怏怏赴沪。总统并无遗憾之意，并说这无关紧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因此疏远了那些久经考验的忠实于他自己和国家利益的人，或者至少是正在失去他们的有效合作。＇1＇面对司徒雷登不断施加压力，蒋介石因为有求于美国，表面上认真听取，但实际却不实行。当7月份司徒雷登获悉中国共产党即将举行会议，组建新的联合政府，16日他紧急约见蒋介石，要他认真团结反对派，并明确点出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傅作义的名字。但蒋依然不予考虑。蒋介石的态度使美国朝野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军援所以迟迟不落实，是因为谁也不愿将大批的武器弹药交给一个不可信任的军事统帅。司徒雷登与美军顾问团自作主张，把部分武器装备给了华北的傅作义。8月30日，司徒雷登、顾问团巴尔将军与何应钦在一次会上议定：从美国运来的全部装备的60％送到上海，30％送到傅将军指挥下的华北的天津；10％送到青岛，供山东半岛的防务之用。这是第一次越过蒋介石，把美国军援直接交给国民党战区指挥官。＇2＇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天天在华盛顿游说，催促军援。但他不止一次地遭遇这样的尴尬：美国朝野对蒋冷嘲热讽，对中国共产党人倒是印象不错。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美国官员不止一次说过，中共并不那么坏嘛，他们不是俄国式的共产党人，他们是农业改革者，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尤其是为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利益的政府。另一方面，他们也屡屡发现，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或大部分治国之策，并非良策，同美国民主政府、民主政治的概念相去甚远。这是不幸的一面。共产党人是很善于宣传的，他们利用了美国的这种思潮。当我出使法、英、美三国期间，在新闻报道和记者采访中遇到许多对国民政府很不利的宣传；它们不仅出自像中国共产主义事业杰出代言人之一——孙中山夫人这样富于辩才的宣传家，而且也出自像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1＇马歇尔国务卿也是这种态度。7月15日顾维钧拜访他的时候，他强调了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的问题。“国务卿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具有古老的文化。但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建成民主政府。但作为开端，需要有几个反对党对执政党进行监督，监督其政策，制止其极端行为。他在中国时建议把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其故在此。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会给中国树立一个有效的对立面，有助于实行民主政治。……马歇尔断定，就中国而言，他仍然相信把共产党纳入政府中使其在会议桌上争论问题，比将其留在外面，为实现其目的而诉诸武力要好得多。”＇2＇1948年4月批准的1。2亿美元军援，到9月底尚未交到国民党政府手里。这时，国共双方的战略决战已经展开。9月29日，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要他转交杜鲁门总统的急电，请他采取紧急措施，加速军用物资的采办和运输。但是这件事办得极不顺利。装运军火武器到中国的计划，在美中两国的官僚烦琐手续的迷宫中，两国官员们互相矛盾的意图中，缓慢地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耽搁了一个月的时间。11月16日，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首批总值约200万美元的1200吨的轻武器和弹药，才运到天津。规模最大的一批价值1600万美元的武器弹药，于1948年12月1日抵达上海。但这已经来得太迟，无法扭转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颓势。所以，尔后运往中国的军火，应蒋介石的要求被转送到台湾。在美国批准的1。2亿美元的军援中，1948年内支付的只有6090万美元。美国政府在军援问题上的消极，是因为他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已经看得太多，不相信军援能起到什么作用。美国驻华的外交官和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一致认为：即使军援能提前几个月到达中国，仍不可能避免自6月开始执行援华方案以后的七个月内，国民党军连续的四个大败仗。济南战役、辽沈战役及淮海战役都不同程度地暴露了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共同原因——缺乏斗志和士气。巴大维将军在1948年11月16日报告说：“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按我的看法：他们的军事败绩完全是由于世界上最拙劣的领导及其他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了战斗意志的彻底丧失。”当魏德迈将军在听证会上被问到他认为什么是中国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时，他回答说：“先生，我在军事上的看法是：缺乏意志。主要是缺乏意志，而不是缺乏装备。”当它的政权的政治基础已被侵蚀掉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又怎么能有战斗意志呢？＇1＇11月6日，在巴黎的联合国大会上，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将国民党外交部长的一封信交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这封信提出了四点要求：1。美国是否同意任命美国军官以顾问名义实际指挥中国军队？2。美国可否任命一高级军官领导特别代表团，主要为对于紧急情况提出意见及计划？3。美国是否将加速军火之供应？4。中国因苏联训练并装备日本军人与朝鲜人而向联合国提出呼吁一事是否可行？马歇尔和美国政府断然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要求。马歇尔表示：“派遣一位高级美国军官赴中国是不合时宜并不起作用。即使无中国政府在过去屡次不接受美国劝告之情形，当此中国政府在民政和军事两方面的权威分崩离析之际，美国从事如此荒唐不经之冒险，实是勇而无谋之举。”＇1＇美国政府的严厉态度，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低声下气，运用各种方式向美国乞求援助。当辽沈战役败局已定，淮海战役形势恶化的时刻，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赴美求援。1942年，宋美龄曾应罗斯福总统的邀请正式访问美国，呼吁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以生动的演讲和频繁的外交活动，倾倒了美国朝野。但是时过境迁，美国政府拒绝了宋美龄以第一夫人身份公开出访的要求，而是让她以“马歇尔夫人的朋友”身份作私人访问。并且规定了苛刻的条件。＇2＇非正式的身份和低调的接待，使宋美龄的美国之行充满了辛酸和屈辱。当她到达华盛顿的时候，马歇尔国务卿称病住进了医院。宋美龄只得去医院看望马歇尔，这种做法不符合正常的外交礼仪，引起了新闻界的议论。当宋美龄去医院与马歇尔进行了45分钟谈话后，出来沉着面孔一言不发。她要顾维钧代她向记者发表一个声明：她来美国未经两国间正式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得安宁。她特别强调：“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由我一个人负责。”＇3＇宋美龄到华盛顿后，就等待杜鲁门总统的接见。但是美国官方一再拖延，不定具体日期。除了少数的社交活动外，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都未要求宋美龄去发表演讲。12月10日，在宋美龄到华盛顿的第十天，杜鲁门才会见了她，宋美龄渴望商谈美援大计的会谈只不过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短短时间就结束了。当等候的记者们围上来问有何结果时，宋美龄表示无可奉告。白宫新闻秘书打着官腔发布消息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总统同情地予以倾听。”＇1＇尽管国民党官方舆论还在那里遮遮掩掩，《申报》在12月15日发表了驻美记者发来的通讯《蒋夫人美国行》，披露了真相。文章说：
蒋夫人的内心是伤感的，比二千多年前的楚国大夫申包胥更要难受，申包胥当年在秦国痛哭，对他个人，还是有生以来第一遭。蒋夫人今天为了祖国而来华盛顿承受各种各样的难堪，虽说出发点跟申包胥当年相像，但就她个人的际遇来说，不是一个平常的女性能胜任的。时光仅相隔短短六年，六年前的同一天日子，同一个飞机场上，蒋夫人被美国朝野像宝贝一样前呼后拥。六年以后的今天？还是同一个蒋夫人，却遭遇到这样难堪的冷遇。
全美国的报纸，都用“冷淡”一个字描写蒋夫人的“秦廷”之行。杜鲁门平常万事都含含糊糊的，惟独对中国问题，斩钉截铁，态度非常倨傲。杜鲁门全力支持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亚洲呢？费用太大了，暂时冷观吧。就这样，杜鲁门发表了一连串对华政策的声明，借款不借，麦克阿瑟不派，侨民撤退，甚而至于发表声明“官方没有邀请蒋夫人”！
勇敢的蒋夫人，她跑去医院找马歇尔，作了两次长谈。内容还没有发表，ABC广播电台报告说：马歇尔态度之傲慢，如若接见德国和日本的人民代表。WBC电台幽默地报告说：杜鲁门这几天正忙于重新安排美国的宝藏，让勇敢的蒋夫人找不着美国的金银何在。
宋美龄访美的失败传达了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内议论纷纷，司徒雷登感到应该表明立场了。蒋介石12月13日派张群约见司徒雷登，想打听一下美国政府的态度。司徒雷登直言不讳地告诉张群，大多数美国人确实认为，“广大人民群众感到蒋委员长是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应该削除他的权位。而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要求是美国制定政策的主要因素”。12月17日，司徒雷登又对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表示：“如果劝告总统放弃他的紧急权力，并将更多权力委托给行政院，那对于总统是有好处的。要是这样过于难堪的话，则将权力委托给一个他所信任的而能真正地代表或至少是表达人民的意志的一小群人。”＇1＇美国政府摊牌了，要蒋介石下台。没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的战争也打不下去了。12月31日晚，蒋介石召集李宗仁、白崇禧、孙科等开会，多数人认为蒋应当下野，把权力移交给李宗仁。在国民党内反对派和美国政府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承认“戡乱”的失败，转而呼吁和平。他表示：“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只知为国效忠，为民服务，实行三民主义，从而履行一革命者之神圣任务。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2＇为了表示“诚意”，1月4日，蒋介石来到李宗仁的官邸，宣称自己要引退，请李出面与共产党谈判。李宗仁坚决推辞说：“现在的局面，你尚且干不了，我如何能顶得起？！”蒋说：“共产党绝不同我讲和。你出来，最低限度可以变一变。”李说：“我出来，共产党一定要我无条件投降！”蒋说：“你谈谈看，我做你后盾！我做你后盾！”第二天，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就找到李宗仁，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总统有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的计划，巴大维为此事曾与司徒大使商议。
司徒大使愿知道李将军的意思。”傅氏的话使李大为吃惊，美国大使馆的情报远比他灵通。原来蒋介石要李宗仁在前台当替死鬼，自己已经在安排后路了。＇1＇那些天，南京政府的“和谈”之声高唱入云，一些“第三方人士”也随声附和。继张申府的《呼吁和平》之后，1949年2月12日，梁漱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表示：“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中国共产党，你们必须容许一切异己者之存在”。他“承认今日国内腐恶势力仍然遍处都是，终须加以铲除。但武力却用到今天这样恰好，不可再用”。他表示：“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他援引1938年1月在延安对毛泽东讲过的话，指出中共“过去最大错误”：
一是（民国）十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的武力不知小过那时全国军阀的武力多少倍，而北伐卒能成功。这成功全是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并非成功于军事。对照来看，过去十年间（1927—1937）共产党革命之无成，甚且党命几乎不保，即证之其在政治上失败了——政治路线错误。若在政治上是适合时势需要的话，那配合你们的军事早当成功了。
又一是自抗战前夕到现在（指谈话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试问这何尝靠武力得来，只为倡导团结抗日，放弃了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政治路线上走对了，所以就成功。对照来看，则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恃军事维持一条党命者，显然是政治路线不对可知。
面对这些言论，共产党人如何应对？毛泽东胸有成竹，于1949年1月1日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开门见山地宣告：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回顾了人民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路程，总结了1948年战争的特点：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