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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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基本的事实，不可能会有争论。那个人，当被火焰吞噬时，大声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却由于加尔文的教唆，并得到日内瓦市行政会的同意，而被残酷地处死了。卡斯特利奥继续问道：“米圭尔·塞维特斯真的犯了什么罪？既然约翰·加尔文并没有掌握政治大权，而只掌握了教会大权，那么他怎么能够把这纯粹是神学上的事务移交给市行政当局呢？日内瓦市行政当局有什么权利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塞维特斯呢？最后，又根据什么人的许可、根据什么法律或成文津把这外国神学家在日内瓦处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为了肯定米圭尔·塞维特斯犯了什么罪，卡斯特利奥查阅了档案记载和加尔文的陈述。卡斯特利奥所能找到的唯一罪名是塞维特斯由于受某种无法解释的、刻意标新立异的渴望所驱使，“冒失地歪曲了福音书”。于是，加尔文对塞维特斯的全部指控是，那西班牙人独立地、武断地解释《圣经》，这导致他（塞维特斯）的结论不同于加尔文的基督教会教义所表达的方式。卡斯特利奥回击说：“难道塞维特斯在宗教改革的芸芸斗士中，就是唯一独立地、武断地解释福音书的人吗？如果有人散播了武断的解释，因此就脱离了宗教改革的真正教义，那么还有谁敢说三道四呢？难道这样的各抒己见不正是宗教改革的一项基本要求吗？那些福音派教会的头头们除了要确立一个重新解释《圣经》之权外，他们还在忙些什么呢？难道加尔文本人和加尔文的朋友法里尔在以这样的方式重建教会而努力的人们中不是最勇敢和最果断的吗？”不单是加尔文自己表现了对革命的过分热中，而且他在这方面过多的作为给别人以走得太远而已濒临危险的印象。在十年的进程中，他作出的革新，比天主教会在六个世纪来所作出的更多。加尔文，作为最勇敢的改革家之一，是无权在新教教会范围里把作出新的解释诬蔑为罪行的。
“然而，加尔文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认为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任何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是错误的。”这就使卡斯特利奥引出了第二个问题：是谁授权加尔文去判定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不真实的呢？“当然，加尔文告诉我们，每一个不跟着他唯唯诺诺的撰稿者都是心怀叵测的坏人。因此他要求不光阻止那些与他有不同意见的人写文章，而且阻止他们发言。这表明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阐述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现在卡斯特利奥坚持认为，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也不会有任何党派有资格说：“只有我们知道真理，和我们不同的所有意见都是错的。”所有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是可争论的和有分歧的。“过分绝对地对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秘密作出裁决，表现出好象我们参与了他最秘密的计划似的，那是放肆。还有，如果幻想我们能够肯定掌握诸如此类的事情，并幻想我们能清楚地代表它们，那是十足的妄自尊大。因为，实际上我们对它们是一无所知的。”
自从有了世界，五花八门的灾祸就是教条主义者们的工作。那些人毫不宽容地坚持他们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是唯一可靠的。正是这些狂热性使他们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的模式统一思想和行动。他们自我吹嘘，争论不休，扰得世界不得安宁，他们把本来应该平行不悖，并列的思想变为敌对的和充满杀气的争论。卡斯特利奥控告加尔文精神上的不宽容如下，“所有的宗派把宗教建立在上帝的语言上，每一宗派的成员们把他们自己的宗教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拥有者。但是，根据加尔文的说法，只有一个宗派是正确的，其它宗派一定要服从它。当然，对于约翰·加尔文大师，他自己的教义看来是真的，而其它宗派的领导人也对他们的信念抱着相同的态度。加尔文说别人是错误的，而别人说加尔文是错误的。加尔文要想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官，而别人也这样想。那么，由谁来决定呢？不管怎么说，是谁任命加尔文为至高无上的、拥有独一无二的权去判决极刑的仲裁人呢？加尔文是根据这——上帝的言词中取得这资格的，但别人也同样提出有此权利。或者，可能，加尔文向我们保证他的教义是无可争辩的。在谁的眼睛里无可争辩呢？在他自己的，在约翰·加尔文的眼睛里。如果真理真象他宣称的那样显而易见，那又为什么他要写那么多的书呢？为什么他不允许其它人花一些时间去掌握对他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呢？为什么不给一个机会就把他们打倒在地而使他们丧失了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就象他已领会的那样呢？
卡斯特利奥因此提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论点。加尔文僭取了他没有资格授予的地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至高无上的仲裁人的地位。如果他认为塞维特斯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该做的是通知塞维特斯，他在什么地方迷失了道路。但加尔文不是有理性地和善地进行辩论，而是轻易地诉诸武力。“你一开始就逮捕了你的敌手塞维特斯，把他投入监狱。在审讯中，除了那西班牙人的一些仇敌外，你排除了所有的人。”加尔文乞灵于教条主义者的老法宝：发现论争逐渐对他不利时，就不再听放手的话，把他的嘴塞起来。如此求助于审查制度暴露了他对一个人或一个教义的不安全感。卡斯特利奥好象预见到自己的命运似的，继续诉说加尔文道义上的责任。“让我问你一个问题，加尔文先生。如果你同一个人为继承权问题进行诉讼，而你的放手从法官那里取得了一个裁定：只有他（敌手）有资格讲话、而你却被禁止不得开口，难道你不立即抗议这不公平的对待呢？我们投入了一场有关信仰的争论，为什么你要求我们缄口不言呢？难道你不是已深刻地认识到你论点的弱点了吗？你是否非常害怕结论将不利于你，使你丧失独裁者的地位？
为了召唤一个证人，卡斯特利奥把抗议中止了片刻。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因为反对传教士约翰·加尔文，愿意作证说：上帝的法律禁止地方当局使用暴力压制纯精神上的过失。这位现在被召来作证的大学者、著名的神学家乃是加尔文本人。在这件事上他很不情愿地进入证人席。“加尔文发现混乱不堪，所以他立即谴责别人，以免他自己被怀疑。但是，很显然，只有一件事造成了上面的混乱情况，那就是他作为迫害者的态度。对塞维特斯的判决是在他的唆使下作出的，那在日内瓦，也在整个西方世界，激起了惊恐和愤怒。现在他试图把自己亲手的作为所引起的责难栽到别人身上去。他改变了当他还是受迫害者一员时所唱的调子。当时他写了成篇累犊的文章痛骂并反对这种迫害。我愿从加尔文的《原理》一书中抄下一章，免得我的读者怀疑我。”
一五五四年的加尔文，很可能会把写出卡斯特利奥行将摘录的那些话的加尔文送上火刑柱。因为在《原理》中加尔文曾写道：“把异端处死是罪恶的。用火和剑结束他们的生命是反对人道的所有原则的。”但一旦他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就迫不及待地在他的书中删去了人道的要求。在原理的第二版中，上面所摘引的语句已被谨慎小心地修改过。正如拿破仑，一当上第一执政，就留意收购和烧毁能到手的雅各宾派写的描写他年青时代的小册子。同样，日内瓦教会的头头一旦成了一个迫害者而不再是被迫害者的一员，就急于要镇压一切了解他以前要求过节制的人。但卡斯特利奥不愿让加尔文从他自己所说过的话里滑掉。他逐词逐句将它们复写了下来进行驳斥。卡斯特利奥在引文结束以后接着说：“现在，我的所有的读者，把加尔文原来的宣言，同他今天的文章和行为比较一下，事情就很清楚了：他的现在同他的过去之不同犹如光明之与黑暗。国为他已经处死了塞维特斯，他现在想要把一切持有与他不同意见的人同样地处死。他，立法者，抛弃了自己的法律，要求处死持不同意见者……加尔文要处死别人，因为他害怕他们会揭露他的反复无常和他的蜕化变质，使他成为注目的中心。对此，我们还会感到惊诧吗？那些干坏事的最怕光天化日了。”
但卡斯特利奥要的是光天化日。他坚持认为加尔文应义不容辞地向全世界解释：为什么一个曾经是自由思想的倡导者会把塞维特斯活活烧死在查佩尔。因此审讯要毫不宽容地继续下去……
两个问题解决了。对事实进行的平心静气的研究表明，米圭尔·塞维特斯的罪行，如果有的话，也是在纯粹精神方面的。此外，即使那西班牙人偏离了加尔文认为是正确的解释，也永远不该作为普通犯罪对待。加尔文，为了镇压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竟诉诸尘世的权力，卡斯特利奥问道，那是为什么呢？思想家之间的分歧只应该用思想的工具来处置。“如果塞维特斯拿起武器来对付你，你就有权利找市行政会帮助你。但是，由于他反对你的唯一武器是笔，为什么你要用火与剑抨击他的著作呢？告诉我，为什么你去找地方当局做你的后台呢？”
一个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在维护神学教义上市行政会不应插手，因为那只与学者们有关。市行政会的业务是保护一个学者，正如它保护一个匠人、一个雇工、一个医生，或者别的任何公民，使他们免受坏人之害。只有当塞维特斯试图谋杀加尔文时，市行政会经请求才能进行干预，保护加尔文。但是，由于塞维特斯除了使用理性的争辩来推动他对加尔文的攻击外，什么也没有干，加尔文理该用辩论和合乎逻辑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卡斯特利奥对加尔文的批驳不容置疑。加尔文试图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支持了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命令。卡斯特利奥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神圣的或基督教的命令会去杀人。加尔文求助于摩西律，他宣称，摩西律命令用火和剑消灭不信教者。卡斯特利奥激烈反驳说：“真没想到。加尔文是怎样求助摩西律呢，我看他会摧毁所有城市中的居民点、牲口和家具。如果他调得动足够的军事力量的话，他一定会攻打隐匿着他认为是异端教义的法国和其它一些国家，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杀死男人、妇女、孩子，甚至胎儿。”加尔文在他的自辩书中宣称，整个基督教教义将全部灭亡，除非那些负有保卫教义天职的人有足够的勇气把那坏疽性的肢截掉。对此，卡斯特利奥回答道：“把不信教者从教会中开除出去是教士们所考虑的，他们有资格革除异端的教籍并逐出教徒会议，但无权处死他们。”在福音书中没有，在世界上任何道德专题论文中也从来没有要求过这样的不宽容。“作为最后的一着，你敢说就是耶稣他自己教你去烧死你的信徒吗？”于是卡斯特利奥向加尔文咆哮了，此人的“双手滴着塞维特斯的鲜血”，写出了如此荒谬的自辩书。因为，加尔文继续宣称，他是为保卫教义而被迫烧死塞维特斯的，他是被迫去保护上帝的旨意的；因为，象所有诉诸于暴力的人一样，加尔文一再试图为使用暴力辩护，说那与一些超越个人的利益有关。现在，在最阴郁的世纪长夜里，犹如一道闪光，卡斯特利奥提出了不朽的名言：“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这一格言何等的真实而清楚，何等的不朽而人道。在这段精辟的话里，卡斯特利奥一锤定音，对杀害塞维特斯的人作出了宣判。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流血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正确；没有一个真理能因为狂热性而变得更真实。也不能靠吹捧一个教义或者一个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来使一个教义或者哲学变得更真实。观点和概念是个人的经验和事务，除了隶属于持有它们的个人以外，不从属于任何人。它们无法加以训练和控制。一个真理可能会援引上帝的名字一千次，可能会一再宣称它本身的神圣不可侵犯，但没有批准它去毁坏上帝所给予的一个人的生命。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虽然，对于加尔文教义和宗派来说，为了不朽的思想，腐朽的人们是应该灭亡的，这些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卡斯特利奥主张说，每一个为了他的信念被折磨被屠杀的人都是无辜的受害者。精神事务上的高压统治不单是对精神的犯罪，而且也是徒劳无功的。“我们不要强迫任何人，因为高压统治不能使人进步。那些试图强迫别人接受真理的人，其愚蠢不亚于一个人手持木棒把食物塞进病人的嘴里。”因此，其结果必然是对持有异议者进行镇压。“要最后剥夺你们的官员们使用武力或进行迫害的权力。要给予每一个人自由地使用舌头和笔的权力（因为，这是圣·保罗的意思，他说：‘你们可能都在预言……你们想要预言，并禁止人用舌头说话’）。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旦从高压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由将会创造何等的奇迹！”
审查了事实，回答了问题。现在，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予以总结并以被凌辱的人道名义宣判。历史批准了这一判决：一个名叫米圭尔·塞维特斯的人，上帝的追求者，“《圣经》的学生”被杀害了。加尔文是控告人，是审讯的教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