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4期-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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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杆打得又直又远，落在球场正中，但球童告诉你那球出界了。因为那是个斜坡，你的球滚落山脚下的大沟里。
也有时，这一杆打得很臭，是个“剃头球”，那球却连滚带爬，赖皮似的停在旗杆边，让你喜出望外。于是，今天业绩如何不光看本事，还看手潮不手潮。
不论在仕途或商界，不也时而遇到这样的事吗？你认为自己德才兼备，却硬是不被提拔；另有一位在你看来的平庸之辈，却步步高升，其人并不只是会擦皮鞋，但人家赶上了点儿。你除了感叹生不逢时，仍得自励自勉，说不定哪一天“点儿”也砸到你的头上。
2001年，爱尔兰有一位富商兼赌徒马谬斯向世界排名第一的老虎·伍兹挑战，条件是伍兹每杆都要重打一次，打出两个球，从中选择球位较差的那个球，接着往前打。伍兹这般顶级高手，挥杆技术已达炉火纯青，两杆的球路差不到哪儿去。而打“最差球位”等同赌“最差运气”，结果是伍兹穷于应付，落败而归。
人类时而产生一种不能完全支配自身命运的无奈感，这时就会觉得被一股异己的力量凌驾，并对那冥冥之力加以神圣化，于是就有了迷信，又有了宗教，在职业高尔夫选手当中流行诸多迷信。他们不光迷信用什么牌子的球（尽管不同牌子的球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大体只分两类：软一点儿或硬一点儿）；也相信用什么牌子的球杆（虽然球杆之间有些差别，但再大的差别也不如人手那么一抖索）。还有许多球手迷信下场时穿什么颜色衣服。哪些话吉利，哪些话忌讳，直至一样小物件是正着放或是反着摆，都有许多讲究。他们怀着虔诚和敬畏的心理，履行犹如宗教一般的仪式，伺奉着高尔夫这个难以预测的小玩艺。
高尔夫的正式比赛需要打三场或四场，一连持续几天，其意在于把偶然性摊至最薄，由实力来决定择汰。但是，每个球手仍可感到运气的无往不在。那不仅仅是每个球落位好不好，而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身心状态。轻度的兴奋，大脑像水晶一样清澈，节奏似圆舞曲一般流畅，动作不需多想却愈打愈顺手。那是神来之笔。一位球手一辈子都会赶上那么几遭，那股劲儿来如风又去无踪。一位艺术家，作家或科学家也都会有神来之笔，于是成就了他的代表作。我常听到球友说起这种体验，那状态可遇不可求，并想到李商隐那名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神圣与世俗
西方的球场经营方式虽然各有特色，但大体说来，可以分成泾渭分明的两类：一类是较少的私人球场，一类是众多的公众球场。
私人球场采取会员制，那是有钱人的小圈子。要想加入私人球会不光是钱的事，最重要的一关是私人资格审查，例如有没有良好的信誉，有没有赖账、偷税或欺骗的前科，再有就是“差点”，某些人的球技是否会把草坪刨得像红薯地一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球会的第一要务是“打假”。终身会员多为世袭或老会员的推荐。
一旦进入私人球会，则会员的权益受到严格保护。球会决不会出于牟利的目的准许非会员来打球，从而侵犯会员的权益。私人球会有繁琐的礼仪规定，这也难免背上“贵族化”的名声。“贵族”这个称谓，仅就强调教养和优雅的气质来说，似也没有什么不好。
与此同时，国外有更多的公众球场。工薪阶层或退休者都可以花费一餐便饭的钱数，去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去公众球场的人纯属个人爱好，既不为显示身份也不为了社交。又免除“贵族化”的某些虚伪的排场，只需埋头过瘾就够了。因此，通过公共球场往往产生著名的伟大的球手。他们是自己背着球袋啃着三明治打出来的天下。
在公众球场上礼仪与诚实仍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有谁粗野撒泼或在比赛中弄虚作假，则被视为“失格”，有可能被不客气地逐出场外。
不久前，英国圣安德鲁斯球场董事长来北京访问，北京球会主人邀我参加座谈。圣安德鲁斯球会被视为全球高尔夫圣地，是高尔夫规则的权威和执牛耳者，跟他们讨论高尔夫文化明显是班门弄斧。我一时心血来潮，说起中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可以解释为爱心、道德、礼仪、智慧和信誉，证明它与西方高尔夫传统异曲同工，老外自然很感兴趣。
但是，我知道就在西方将高尔夫戴上神圣光环的同时，刚刚在中国落户的高尔夫却迅速庸俗化。
不久前，有一篇外电报道：“高尔夫在中国似乎正演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运动，因为充斥着大量赌博、作弊、喝酒、喧哗、阻挠、偏袒行为而变了味。” ．
公平而言，中国职业高尔夫发展迅速，也较为规范与健康，而球场经营则是另一码事。中国既鲜有私人球场也少有公共球场。中国自诩为私人俱乐部的球会无节制地发行会籍，但并不保护会员权益。在数以亿计的现金到手后又允许甚至招引非会员以各种名目来打球，于是发售会籍就成为变相发行货币，但却逃避了对发行货币的监管。高尔夫到中国变了种。捞一把就走之的行为又给日常经营管理者留下沉重的压力。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的球场都是花招百出高额收费的开放式公众球场。但老百姓却无缘高攀。
由此，球场上的风气也可想而知，在球道上无视他人存在的“慢打者”，在“果岭”上打手机的侃客，动不动就恶语相向的大少，令高尔夫在各类运动场地中成为最少规矩的球场。再有，高尔夫因为以绝对诚实为前提而不设跟踪式裁判，成绩听凭个人填报。于是在许多业余比赛中，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高尔夫是一项阳光下的健康运动。它本身并不腐败，却在滋生着霉变。在中国的各项体育运动中，就球场管理方面而言似乎是较为无序的一个角落。目前没有一个职能机构对这个行业负有行政责任。总有一天，社会弱势群体的对立观念终将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淡化，这项运动也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行业的问题依然存在。
中国人的体质特别适合打高尔夫，中国迟早也会有更多的人打得起高尔夫。但愿到那时我们高贵而睿智的古老文明将得以苏醒，在球场上坦然地面对着来自圣安德鲁斯的绅士们而不再汗颜。
外婆家
■ 子 页
外 婆
我外婆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一岁多被别人收养，没有裹脚，这在那个年代是很特殊的，正因为如此，她才能随军营转战了多年，人家都叫她铁妮子。
她嫁给外公后，人家叫她周铁氏，有了孩子后叫她周嫂。
外公去世后，她带着五个女儿，从小拐迁居到迪化，住在满城。顾名思义，满城是满族人居住的地方，居市中心。清廷统治新疆，大大小小的官员都是满族和汉族，他们自然要居住在一起，每家都是一个四合院，和北京四合院的模式一样，一是显示权贵，二是为了安全。它是城中之城，一有风吹草动，就有重兵守卫。
外婆能迁居于此，得力于她的大女婿，也就是我的大伯，也可以称他是我的大姨父。他进过黄埔军校，清朝灭亡后，新疆成立了民国政府，实权掌握在军阀的手里。我大伯任独立团团长。
外婆不懂政治，她的信条就是当一个贤妻良母，为丈夫生儿育女，可动乱的现实不允许她过安稳的日子。她成了一个传奇的女人，她个头不高，好动，可以骑马，可以打枪，在危险时刻能做到镇定自如。我母亲讲述过她的故事，有一年，一股土匪窜到奇台县，县太爷正和老婆躺在炕上点烟泡，听到叫声，屣了鞋到院子看动静，手下的人全跑光了，他还不知道，扯着嗓子叫人，没人应，嘟嘟囔囔回屋又去吸大烟。土匪进了院子，从窗户洞里看见县太爷和老婆正睡得香，一脚踹开了门，县太爷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被砍了，头滚在地上还睁着吃惊的眼。三个土匪把县太爷老婆轮奸后，赤条条拖到院子的樱桃树下，吊起来又奸，最后放火烧了院子。一夜之间土匪洗劫了整个县城，能杀的都杀了，能抢的都抢了。奇台县离迪化并不远，土匪如此猖獗，震惊了全疆。当时的新疆总督急忙抽调驻扎在吐鲁番的军队救援奇台，军队赶到奇台，土匪已撤出县城。我外婆亲眼目睹了那惨状，自告奋勇担当了引诱土匪的角色，她头上包一块蓝花布头巾，骑上一匹骡子，由外公赶着，嘴里哼着小调，像是回娘家的新媳妇。朦胧的月色中，树林子里晃动着人影，继续往前走，几乎听到了林子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外公就赶着骡子折回头，黑影就跟了过来，结果三个土匪中了埋伏被活捉。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了土匪藏匿的窝子，军队把血洗奇台的一千多土匪全消灭了。
我外公当了半年的奇台县县令，没有正式的委任状，我外婆就成了县令的太太。在老百姓的口中，她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说是她亲自捉住了土匪头子，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说她把乌黑的辫子挽在头顶，上面插了花，她的布袄里面藏着一把德国制造的短枪，在当时，土匪还没有枪，用的是大头棒，上面有铁钉。神出鬼没的三个土匪把外婆团团围住，外婆就笑，笑得土匪不知所以然。她掏出短枪比比画画，土匪不知何物？她开了枪，把一个土匪打得满脸开花，土匪惊慌逃窜，外婆用套马绳把另一个土匪套住了。
连年闹土匪，灾民很多，外婆就用大铁锅熬了粥给灾民喝，救活了不少的人。
外婆一身布衣布褂，从不沾绫罗绸缎，吃的也很简单，一碗米粥、一碟咸菜就满足了。只要她在家里，家里的一切都会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她总是无声无息的，可到处都是她的眼睛。她万般遗憾的是没有给周家生一个儿子，她不但教会女儿做针线活，还教她们识字，给女儿讲述她通晓的所有事情。她最厌恶不忠不孝和说谎话。我三姨妈小时候心眼多，嘴也会说，我外婆就不怎么喜欢她。我母亲过生日，有人送了一条红绸裙，我三姨妈就用一个红绣球和我母亲换了红绸裙穿在自己的身上，我外婆看在眼里，没有吭气，外婆叫三姨妈去洗衣服，三姨妈端着洗衣盆到井边去洗衣服，外婆坐在门槛上心不在焉地剥青豆，青豆在碗里滴溜溜转，她的眼睛注视着草丛中的一只鸟，这鸟名叫叫天子，一眨眼的功夫就可以飞上九霄。传说它是女娲的使者，专门察看天上哪儿有漏洞。只听在井旁一边洗衣服，一边察言观色的三姨妈一声惨叫，人已爬在了井台上，一只碗砸在了她的腰上。我外婆没有想到自己出手会这么重，以为是三姨妈装的，并不理会，看看天色，对我大姨妈说，今天天气靠不住，洗的衣服晾不干。我大姨妈跑到井边一看，三姨妈昏了过去，她的背上渗出一大片血来，急忙叫我外婆，外婆这才慌了，搂着我三姨妈说，三啊，你不该使坏心眼把你二姐的白衬衣染黑了。
我三姨妈被我外婆打成重伤，躺了两个多月才好。一到天阴，背上就隐隐作痛。外婆很后悔，在后来的日子里就格外宠着我三姨妈。她再也没有打过自己的女儿，守着五个女儿过日子。
清朝灭亡后，世事变化太快。政府换了一茬又一茬。杨增新摆下鸿门宴血刃了他的上司，篡位不到两年，金树仁用同样的办法灭了杨增新，盛世才步他们的后尘，成了新疆又一代枭雄，他先是联苏联共，后来，摇身一变，把延安派给他的七十二个共产党员全杀了。他还秘密活埋了他小姨子的丈夫，逼着他的老丈人服毒自杀。凡是他怀疑的人都杀尽斩绝。我大姨父是他的同僚，正准备退出军界，被盛世才关押了。
外婆一直相信我大姨父会回来的，那是一个炽热的中午，街上走来一个稀奇古怪的人，他的头格外的小，小得和身子不成比例，他看到在门口满脸憔悴的外婆，就说他是从云南来的，会算命，知人生死，外婆犯迷，就请他给算命，他掏出几张纸牌，上面都是牛头马面的人物，他抽出一张说，外婆是在等一个人回来，这让外婆大吃一惊，认准他是个神人。其实，她的心思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人要外婆放心，说她等的人一定会回来。外婆赏了他很多的钱，坚信了他的卦。实际上，在我外婆算卦的那阵，我大姨父的尸骨被抛在盛世才专门用来枪杀要人的燕儿窝的乱坟岗里，已有三个多月的光景了。
我外婆和我大姨父的年龄相差无几，甚至我大姨父还要大几个月，当我大姨父第一次叫我外婆做妈时，外婆的脸红到了耳根，她在魁梧的大姨父的表情中，体验到了一种梦境的东西，之后，就把母爱全部给了大姨父，她能在一堆人中准确无误的分辨出大姨父的脚步声，大姨父承担了周家的全部。大姨父是军界的要员，别人只看到他的显要，看不到高处不胜寒。大姨父内心最深层的忧和愁都瞒不过外婆，外婆简简单单的话语常常能解开大姨父心中的郁结。外婆非常珍惜大姨父书房里养的一盆君子兰，她把它侍弄的叶片油光可鉴，就在她感冒发烧病倒的那天晚上，一股大风推开了窗户，把君子兰打碎在地，外婆大惊失色，大姨父安慰她说，不过是一盆花而已。外婆喃喃说，花是有灵性的。
我外婆最后信了佛，她并不烧香磕头，而是吃素行善。她似乎有点万念俱灰，看着变化的世界又陌生，又失望，逼着人少了某种东西，脸上郁郁沉沉的，每到有月亮的晚上，就能见到她在院子徘徊的身影，她还不到六十岁，老得让人伤心，她几乎成了时间的化石，经常自言自语说一些陈年八股。她把地上的落叶一片一片捡起来，夹在我大姨父留下的一本书里，书是大姨父的手抄本，都是大姨父写的诗词，外婆以惊人的记忆力把诗词全背过了，她是以此打发岁月，怀念她日夜思念的亲人。
我外婆是什么时候走的，没人知道。她睡在自己的小屋里，床头的那盏油灯彻夜亮着，月光如水泼在地上，她喜欢的那只花猫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