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04期-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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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留你自己决定。如果你不去深造，我可以帮助你联系上函授，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一向矜持的张维萍很明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时的她对陈冠英心里已经打了谱——非其不嫁。
就这样，陈冠英失去了上师大的机会，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先后在甘肃师大函授四年、在陕西美院进修二年，并拜著名画家阎松父等人为师。终于学有所成。在我和陈冠英的接触中，我能感觉到，陈冠英是个很聪明的人，当然他的聪明不是为蝇头小利，而是心存高远，具有远大志向的那种人。当了几年美术教师后，陈冠英调到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后又坐起县文化局长的位子。回忆起那段日子，陈冠英说：“当老师，使我有时间大量的钻研诗书画印；当商业局长，使我有机会利用采购的空隙到全国各地美术院校去欣赏名书名画、拜访名师大家；当文化局长，使我能协调、整合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坚持拯古老文化于濒危、弘扬地方文化之特色的宗旨，从民间文化这个宝库中去感悟生活，提炼艺术。”
陈冠英书法自成一家，其字体以汉碑为宗，糅进篆法魏意，遒丽清新；他的国画既有传统意蕴，又有现代风范；他的印刻立意高雅，古拙深沉；其工艺设计100多件在省级1）2 1…_出版，多件曾获全国大奖，特别是其学术论文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上发表，他被称为学者型的艺术家。张维萍在就读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期间，就赢得了“陇上才女”的美誉。她除系统学习中国画创作，打下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外，还师从著名篆刻家丁希农先生研究古文字学、金石学。其艺术功力深，涉足宽，造诣高，成果丰。早在1981年，甘肃省政府曾抽调她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进行美术创作。张维萍在艺术创作上涉猎广泛，善于从各门艺术中汲取营养，其工笔白描、写意花鸟、诗文篆刻、剪纸摄影、民间美术都有不俗的表现。她的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性的展出并获奖，多种报刊加以介绍，同时被日本、韩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收藏。1980年，由赵朴初先生题字的《大象山》出版。之后，由启功先生题字的《大象山白描花卉》出版，书画名家胡絮青、田世光、刘力上、俞致贞等分别给予高度评价。1990年，中央电视台《祖国各地》栏目专题播放了她主办的民间美术陈列馆，对其研究、弘扬民间艺术的精神高度赞赏。1994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冠英、张维萍书画艺术》，业内人士称他们“诗书画印，相得益彰”，赞其生肖篆刻作品“方方见功力，刀刀寓深意”。
这种资料性的一般介绍，在读者看来是乎淡的。但我如果不这样集中地加以介绍，读者或许就很难理解这两位伉俪艺术家为什么选择了生肖篆刻这门充满创新精神的艺术形式。陈冠英对我发自肺腑地说：“我和维萍选择生肖篆刻这一艺术形式，就是想把我们从艺多年的经验和体会进行尝试性的总结，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同时又想把它作为一种‘传统美德的载体，精神灵魂的象征’，来抒发感情，寄托情思，唤起更多的人共同为重建一种现代化的民族魂去呼吁，去努力。”
现实生活中，人选择一个目标很容易。但要完成这个目标，却是很难的。甚至在选择的一堆目标中，也未必能实现一两个。就说生肖篆刻，创作者必须具有很专业的综合艺术，既包括诗书画印，也要融入宗教、哲学、美学、几何、数学、历史、民俗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章法。章法，在印学中最吃功力，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制印章法并非机械排版布局，而是在其中充满了朱白、有无、疏密、聚散、纵横、往复、平奇、正侧、高低、俯仰、方圆、刚柔、开合、争让、松紧、强弱、虚实、动静等对立统一和相互生发的美学形式辩证法的巧妙运用。陈冠英、张维萍夫妇深谙其个中奥妙，在每一种、每一枚生肖篆刻上都匠心独运，如方鼠、圆龙、三角羊、半瓦当狗、菱形猪——从而使每一种生肖的构形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著名作家萧乾说：“千二百方印足可见你们印外之印的功夫，说实在话，没有学者的积累和思维，光靠某一方面的艺术技巧和经验，要想完成这一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在制作《百龙飞升》时，其印方形状呈圆形，除取圆天之意，更主要是象征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陈冠英、张维萍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龙已不再是皇权的象征，而是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精神符号。龙在今天除了具备滋润万物的期盼之外，更应昂然腾飞，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精神象征。但是，要塑造大量生动可感的“龙”像，谈何容易，为此，他们俩除在一些古籍中约定俗成的程式图案里进行挖掘外，还不断地到民间进行走访，从龙灯、龙船、脊兽、剪纸等形象中去体悟龙神。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说：“龙者，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民间则有“九似”之说：“头似马，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民间还有谚语：“龙脸愁地像，出现必升降，龙身遍体甲，其数便无量。”这则谚语既阐述了龙的形象，又道出了其飞升本性。在如此的飞升降雨的祝愿里，陈冠英、张维萍不着意刻画细节，而力求简约意长。比如飞龙的气势，团龙的凝练，生龙的蒸腾，游龙的雄强，卧龙的沉静，开口龙的勇猛，闭口龙的深沉——这些生动的态势，将肖龙高度艺术化、浪漫化和人性化，从而注入了人类无尽的情思。在印章边框的处理上，充分给龙一个飞升的空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使龙尽情尽致。边沿的残断，既是显示古龙斑斑驳驳的时空岁月，又是显示龙的乐观处世和豁达畅通的开放胸襟。边线的凝重稳健与龙形线条的轻捷动势对比呼应。阳刻与阴刻各占一半，寓意天地和合。阳刻背景空旷，似白日腾龙；阴刻气韵朦胧，似雾中游龙，满红背景衬出盛世腾龙。多种传统刀法，灵活运用，针对肖龙的特殊造型，大多圆转如意，刚柔由之。通观整体肖龙，与其说陈张二人是在努力塑龙，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一种象征语言，以表达那早已永恒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种希冀。
在制作《百虎撼岳》时，陈冠英、张维萍紧紧扣住“撼”这个神韵，所刻百虎，力求威武雄浑，具有气吞山河之磅礴精神。关于虎的传说与习俗，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人们给虎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形体：有长着翅膀的“飞虎”，有足踏五毒的“镇宅虎”，有表达生生不息的“虎穿莲”，有威而不怒、怒而不狞、稚憨喜人的“布老虎”，有傲视群雄的“下山猛虎”，有像家畜一样搔首蹭痒的“懒虎”，有满身挂满铜钱串的“喜虎”，有种类繁多的“泥虎”，有给孩子过端午节的“艾虎”。至于在各种文艺作品中，有关虎的描写多如牛毛。当然，最有名的莫过于武松打虎了。以我个人之见，施耐庵写老虎吃人是假，写武松制服老虎以烘托出武松是大英雄才是真。你想，假如武松打死的不是虎，而是狼、是狗，武松还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吗？唉，可怜老虎在此成了“托”。尽管如此，老虎并不因为有个武松出世就人气指数大大降低，相反，从古至今，人们始终充满了对虎的敬畏和对虎气的渴望。陈张二人在《百虎撼岳》的生肖印中，大多吸收汉画像砖的特点，体现恐怖中的雄浑，劲健中的奇特，威严中的凝重，神秘中的想象，造成一个猛虎撼岳的氛围，渲染虎的威风。有些虎形取自敦煌壁画，其蜿蜒抽象，理想色彩十分浓厚。有些还取自石刻、雕塑、瓦当，其形明显，笔墨简练、大势动人。在具体创作上，他们采取形方印刻，寓意四面八方，以现“百兽之王”。通观陈张所有十二生肖系列篆刻作品，虎是最为夸张、变形，最具抽象性的一组。陈张认为，威严的虎魄，绝非细线小点所能承载，而须在大体大势中展现。如汉印中的急就章一样，整斜错落，刀痕锐利明显，刀法粗犷无比，冲切结合，以切为主，线条浑厚大方，构成威武的筋骨。为体现虎之强力，对虎爪、虎尾着重加以刻画。四爪抓地，宏尾劲卷，力量四射。有的凝思静卧，有的鼓腹而立，有的虎尾横扫，势拔千钧，有的纵横跳扑，勇猛狂怒。特别是在表现“虎啸”之虎口上，或张口而气
势逼人，或半闭双眼而怒啸山冈，无不使人感到在方寸印石之内，气象万千。
写至此，我不由想起著名诗人李瑛在《刀石铸虎魂》一文中对陈冠英、张维萍篆刀之下生肖虎印的激扬文字：看着它们，不禁使人似进入峰峦峡谷，溪涧密林，仿佛听见他们高亢的啸声在群山回响，感到它们威武的虎步震动重峦，一时风声乍起，万木萧萧，一股逼人的寒气迎面袭来。此时，我忽然发现，激荡于寸石之中的这一个个跳动的生命，这风雷之魂，磅礴之气，不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崇高精神的写照吗？不正是我们这个即将全国振兴的古老民族龙腾虎跃的英姿的写照吗？不正是作者融篆法、章法、刀法于一体的独具识见人格力量的写照吗？在这里，作者把性情、意趣和生命完全浑为一体了，用以寄志，用以寓情，以召人子，以醒尘世；在这里，篆刻家完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创造，这是一种无声的召唤，使我们面对这方方有生命的刀石笔墨，心头便熊熊燃起对生活的火炽激情，涌出对未来理想追求的巨大力量以及对壮丽人生的无限美好的遐想。
对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生肖篆刻艺术之境加以赞美的何止李瑛一人，在陈张二人的生肖资料库里，有大量他们与各界人士交往的书信，这些书信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陈张二人的钦佩。美术大师徐悲鸿的夫人、著名书画家廖静文女士在《天水识君结奇缘》文中写道：悲鸿先生在抗战期间，在他的画马的作品中常常题杜甫秦州杂诗之五：“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辅骗。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万没想到，这次在天水，我找到了其出处，有心的冠英先生，不仅将它挖掘出来，而且放大刻制广为传颂，既弘扬了杜甫和悲鸿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力地宣传了天水，丰富了文化内涵，真是奇缘啊！因我属猪，他俩又将其生肖百刻图之一的《百豚赐福》赠我，说“猪居无求安，土石其邻；食兼生熟，不计粗精；可委身而饲虎，每屈己以循人，资万众之一利，虽九死而如生”的品格好像和我的做人做事有些相似，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弘扬着悲鸿先生不羡龟鹤遐龄、只系施惠苍生的人格精神。再仔细欣赏，在100个菱形的民间春帖的印石上，百头活泼憨厚的豚类与百个形式不同的福字，相互映照，极具艺术魅力和视觉冲击力。这种在雅俗文化的结合部上做文章的艺术探索的确是难得的，有成效的。
廖静文在文中所言徐悲鸿在画马时常常题画的“杜甫秦州杂诗之五”，是指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5年后的公元759年秋天，他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到成都，途经秦州——即今日的天水市时曾逗留三个多月，他来的主要目的是看在秦州为官的朋友。其间，他在天水的奇山异水间纵情游览，将个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寄情于山水之间，共写诗117首。清朝初年，大诗人宋琬在秦州做官时，非常喜欢杜甫的秦州杂诗，于是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等诸名家书法，请刻工摹刻杜诗嵌于壁上，因为诗妙、字妙，后人便以“二妙”命名。但多年以后，“二妙轩”诗碑石刻拓本真迹已了无踪迹，散失民间。1994年，陈冠英在天水市文联工作期间，市里把筹建诗圣碑林的任务以责任人的形式下达给了他和一位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身上。于是他不顾腿疾，全方位投入，跑遍了天水的方方面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在某县一个老教师家里，珍藏着“二妙轩拓本”，于是他几经周折，细心地做工作，在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经霍松林先生指导，终于使“二妙轩拓本”重见世人。再经过以其为主的有关人员的修补、放大、研究、考释、策划、设计和建设部门的精心施工，如今，在天水市南郭寺北流泉前赫然新建起一座诗碑廊，这就是著名的“二妙轩”。碑廊总长35．6米，高4，36米，为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碑廊正中镶嵌着25块镌刻有60余首杜诗的蒙古青石碑，长30．2米，黑底白字，非常醒目。
或许，从历史年限上看，宋琬将二王与老杜硬性的结合起来，多少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但就艺术本身，谁又能说它不是化境的创造呢？这使我不禁想到天水的艺术王牌——麦积山石窟。麦积山始凿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保存有194个洞窟，荟萃历代的泥塑、石雕造像7200余尊、壁画1000多平方米。同时，我还想到甘谷大像山的那尊高23．3米、腰阔10．4米的巨型佛像。这些，足以说明天水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艺术之境，实乃人生之境。
艺术之旅，亦即人生之旅。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说，十二生肖是中国人的专利，好多外国都没有，而且生肖使他们感到奇怪。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聪明而方便的记忆方式，当产生抽象的数之前，还是十二进位。或许它的运用能证明生物进化和人类智慧积累的漫长。人和周边的动物共有一个地球，密切之至，有着原始的平等和互为依存的关系，这就是十二生肖告诉给我们的哲学。
丙篇 文化之光
天下奇人奇事有很多，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创造，只是你不一定知道。毫无疑问，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倾其全部心力所追求的生肖篆刻艺术肯定算得上奇人奇事。每当望着那一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