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与黑 作者:王蓝-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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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一面倒” 的情势下，他居然有勇气上台发表“反调”。果然，他将方才几位同学所说的话一一加以驳斥；可借他的口才实在不太高明，一着急，更有些可可巴巴，人又长得矮小，声音也不够洪亮，最要命的是他大谈其理论，他引经据典的批判马克斯、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错误所在，然后又不惮其详地讲解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与伟大——一些同学听得不耐烦，反对者又借机跺脚拍倒掌，或是嘘嘘地“开汽水”——这时，“笑面外交”以一副“温柔小生”的姿态走上台去，打断了最低领袖的讲述，指责最低领袖大谈理论浪费宝贵时问，然后他开始显明露骨地支持罢课的意见，并且，他更火上加油地再多给国民政府加上几条罪名。
我和郑美庄并坐在台下最后一排，一直在静静地听，静静地看。她不断地问我：“‘笑面外交’一伙儿到底讲得对不对？”
我表面上沉默，内心里实在已经一步一步地激动得不能忍受。我突然咬紧下唇，捏紧拳头，猛地站起，奔向台去。郑美庄误会我要去打“笑面外交”，追了我几步，连喊：
“不许动武呀！不干我们事，我们走吧！”
我推开郑美庄，三步两步跳到台上。同学们中间立刻起了一阵骚动，他们从未看到我在这种场合“抛头露面”，他们深知我对开会、演讲，谈论党派，一直毫无兴趣，他们曾一致批评过我是政治系中最不“政治”的人。
“诸位同学，我要求大家给我一点时间，把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孔，赤赤裸裸实实地报告出来！”我这样做了开始。
我向无面对大庭广众演讲的习惯与训练，我知道我不会有丰富的辞藻与美妙的手式；可是我一字一句都说的是来自肺腑的老实话，我越说越激动，眼看着台下的听众由怀疑变为信任，由冷淡变为热烈。显然，他们的心弦已经被我打动！不，应该说是被铁的事实所打动。
从离开天津到太行山参加国军说起，我道出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如何禁止人民售粮给国军，如何强迫人民献粮，如何设卡抽税，如何强征救国捐、富户捐、慰劳捐、特别捐，如何自行印制“边区银行”钞票强行购物，如何稍不顺心便把“汉奸”的帽子和刺刀一齐加诸人民头上，如何跟我们办理藏了一肚皮刀子的“笑面外交”，如何在我们对日军、皇协军艰苦作战时，自背后发动五倍于我们的兵力来消灭我们，最后，我沉痛地讲出来，我如何被八路军击伤，如何翻下山坡，如何被救到老百姓家，如何脱险过黄河，又讲出来迄今我的右肩上还有一颗未曾取出的八路军发射的子弹——
“我今天不讲理论，”我大声地说，“刚才，主席已经将一位平日对理论最有研究的同学批评得不值一文，尽管那位同学讲解得十分正确。我只要说一说铁一般的事实。在河北大平原上，许多忠勇抗日的部队连续遭到八路军的围攻，一本血腥的账目，清楚地记在我心里，我马上可以背出来：自二十七年年底起，八路军在新河攻打河北民军得心应手以后，二十八年一开始，刘伯承、贺龙、吕正操便合率三万大军在北马庄张蹇寺围攻河北民军和四存中学的学生，死伤惨重，单单被俘的学生三百多人，被俘者都被指为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身分，竟被一律枪决！然后八路便乘
胜追击溃集在平汉路西的河北民军，造成‘赞皇事件’；然后又在邢台、沙河、磁武，劫击抗日国军；然后又在武安解决第一战区第二十一支队李光部队；然后又在隆平、尧山、束鹿、枣强，解决抗日的保安团队——共产党动不动就说国军不抗日，请问当年在东北的抗日英雄赵侗全国皆知，年前他带兵北上准备出山海关到东北打游击，行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竟被八路军伏击杀害，赵侗就是我们人人敬爱的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的儿子，共产党硬说他们母子俩也是不抗日的，你们可有谁相信这种漫天大谎？新四军在苏北的所作所为——袭击国军，企图消灭江苏省政府，正完全是八路军在华北的翻版！”讲到这，台下响起了一片掌声，我想，我已获得了一部分同学的信任。我继续说下去：
“刚才几位同学提到不满现实，对，青年人不满现实是应该的。我在太行山当兵的艰险情况和大后方一部分人的享乐情况比照之下，真可以说是‘前方出生入死，后方醉生梦死！’这当然令人痛心！然而，无论如何醉生梦死的人究竟是少数，大多数同胞仍都正在过着卧薪尝胆含辛茹苦的战时生活！不幸近来一些纯洁的同学们，受了野心家的煽惑，竟反对军训教官，罢军训的课，进而要全校罢课。诸位也许没有在沦陷区尝受过亡国奴生活的滋味，亡国奴的痛苦与耻辱诸位该想象得出，亡国奴的生活就是没有自己国家军队保护自己人民的生活，今天我们有机会在祖国接受军事预备教育，就是要每一位青年都能肩负起永远不使我们的子孙再沦为亡国奴的神圣责任！然而，竟有人卑视军训，破坏军训，请问这与‘醉生梦死’有何不同？这是最可怕的一种醉生梦死！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苏北，专门枪口对内，政府在忍无可忍之下，才决定解除新四军番号，事实上，新四军如今仍然在苏北盘据，继续扩军，只不过军长叶挺换成了陈毅。政府处理新四军是一桩单纯的制裁军队不守军纪的事件，并不是因为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韩复渠（注：韩复渠久任山东省主席，抗战初期，中央命其率军守山东，却擅自撒退，欲保存实力，被政府枪决。）是国民党员，并没有称兵作乱袭击友军，仅由于未能执行抗日命令，被枪决正法，是否也有哪位同学要站起来为韩复渠打抱不平而指责政府？
“我做过抗日军人，但是我从未加入任何政党。我已经读了三年政治系，我从书本与老师的讲授中，从未发现任何一个民主国家能允许用武力盘据一片地方，便自行成立特殊化的政府，要中央政府承认的政党存在。我们今天有报纸可以发表批评政府的文章，我们今天有参政会可以发表指责政府的言论，批评指责得再严格再厉害一点，我也赞成，因为那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应该尽的责任与应该享的权利，也是一个民主国家的执政者应该接受的建言与鞭策。如果嫌这个执政党不好，不久宪法正式公布后，我们可以各凭意志良心自由投票，用选票把我们喜爱的政党选上台去；舍此正途不用，而以欺骗、蛊惑、恐怖等等手段胁迫人民流血叛国，我誓死反对！任何一位信仰民主政治热爱国家民族的人也必誓死反对！”这样，我结束了我的讲述。台下掌声如雷。最低领袖和郑美庄同时兴奋地跑上台来，一人挽住我一只臂，三人一块儿走下了台。
在掌声趋于零落的一剎那，“笑面外交”重又跃上台去：
“诸位同学，我承认张醒亚同学讲得很动听；可是我实在不敢相信他所说的全是事实，譬如刚才他说他的右肩上还存有一颗八路军打他的子弹，这怎么可能？一粒子弹在肉体里三年多竟没有事？我要求张同学请医生当众开刀取弹，如果真能取出弹来，我便承认他所说的一切，绝不追究那子弹究竟是日本人打进去的，还是他自己因为失恋或失意自杀而打进去的！如果根本没有子弹取出来，就证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吹牛者、大骗子。”
我立刻在台下站起来：
“我完全接受主席的决定；不过我可以预先告诉主席，您的军事常识与医学常识实在贫乏得可怜。难怪您，您不曾当过兵。许多老兵的身上都有十年八年不曾取出的子弹，他们照样活得生龙活虎一般，照样在前方打敌人！”
“好，不要争辩了，”“笑面外交”的少数喽啰叫嚣着，“最好今天就请校医给张醒亚同学开刀，让大家看个心明眼亮。”
“你肩膀上真有子弹啊？”郑美庄一把拉住我。
“我从不说谎，”我回答她，“我如果也说谎，便永远没有反对共产党说谎的资格了。”
“开刀痛不痛？一她关心地瞅着我。
“怕甚么？当初挨中子弹时也没有感觉怎么样。”我微笑了一下。
“要得，英雄！”她笑玻Р＇地瞅着我，眼睛笑成两道弯，散溢着温柔的爱慕的光辉，然后她把双手挽住我的右臂，把脸斜靠在我的肩头，我发觉郑美庄从来没有像今天，像现在一剎那这么好看过。我内心对她充满感激，因为她呼叫我为英雄！天哪！这也许是男孩子的弱点，当他被女孩子歌颂为英雄时，他怎能不全心喜悦而感激呢？
同学们蜂拥住我，找到校医。校医因为设备不够，由他介绍我到重庆一家著名的私人外科医院去开刀。
医生先透视了我的右肩，然后为我注射了局部麻醉的针剂。爱克斯光片清楚地显现了子弹的部位，“笑面外交”居然还表示半信半疑。在大家的请求下，“笑面外交”和一名他的亲信，最低领袖和美庄，四个人获得特准，能够在手术室内亲睹我开刀过程，其它同学则在手术室外走廊上听消息。
郑美庄扭转头去，不敢看那刀、钳、剪，在皮、肉、血管、纤维上动来动去的一幕。最低领袖站在一边，不住地给我拭汗。
“最低领袖，子弹开出来没？” 郑美庄隔一分钟问一回。
最低领袖一变往日不屑跟郑美庄说话的态度：
“莫要着急嘛，放心，一下就好啦！”他说得好轻，好和蔼。过一会儿，他高兴地低叫着：
“好了，好了，子弹就要夹出来啦！”
当的一声，取出的子弹被医生丢到器皿中。
郑美庄立刻回头一望，欣慰地向我眨一下眼，再把头扭回去。就在这时，“笑面外交”和他那一名亲信悄悄地溜出了手术室。接着，外面起了一阵骚动，夹杂着争吵与欢呼。
“现在开始缝线了！郑同学，全部手术就要完了！”最低领袖说。
“谢谢你，谢谢你呀，最低领袖！”郑美庄充满友善的声音。
最低领袖和郑美庄给我的真挚关怀与照料，很使我感动，尤其使我欣慰的，是这俩人由于同有爱护我的心，而消除了彼此间的隔阂与厌恶。
住院数日，这俩人每天进城看我。最低领袖常是把嘴一咧：
“多亏郑同学有自用汽车带我来；否则，我还没有办法天天来看你一次呢！”维他命Ｇ、丈母娘、一大堆男女同学搭郑美庄的小汽车探视了我两次，军训总教官和几位教授也相继代表学校当局来慰问我。
拆线，出院，回到学校，学潮早已平伏。
同学们开始给我和郑美庄、最低领袖三个人，起了一个集体绰号——“反共三角联盟”。他们这么说：
“最低领袖因理论而反共，张醒亚因事实而反共，郑美庄因张醒亚反共而共！”
四十五
寒假很快地降临了。最低领袖去年没回贵州老家，今年决定要回家一趟。这个冬天特别冷，郑美庄的母亲要到昆明“避寒”，他父亲正好也要去参加与他有八拜之交的一位云南军界著名人物的五十寿诞庆祝会，于是郑美庄便被她双亲带往昆明。行前，郑美庄曾邀我同行，并说她的爸妈一定会答应。
我考虑再三，不能接受这一盛意的邀请。郑美庄的邀请已属唐突，我如承诺则更属冒失；何况我和她爸妈尚无一面之识，要我夹在他们中间，去昆明和一些陌生的达官显要酬酢周旋，对我岂不是一种苦刑？同时，我正在进行寒假期间的临时工作，希望能由自己的劳力换取一些补助生活的费用。正好我担任特约记者的那家报馆需要一名短期的助理编辑兼校对，我被优先获准录用，自此，我得以亲自进入报馆学习一部分勤工作。
报馆内白天睡觉夜晚做事的生活，对我新鲜而有趣，我愉快而忙碌地过了这个寒假。新年期间，我用自己在报馆领的薪水买了一幅“川缎”被面。这是一件可纪念的大事——因为从那天起，我不再仅仅盖着白白的棉絮睡觉。
三十三年度春季始业了。最低领袖和郑美庄前后来学校注册。寒假里，我确实有些想念他们，无论如何，这二人已是我同学中的好友。
最低领袖给我带来两小瓶贵州名酒——茅台。郑美庄送给我一盒普洱茶还有一支镶有一小粒蓝宝石的帕克钢笔：
“最新型的自来水笔呀，是刚刚由印度航空到昆明的一批货，重庆街上还没有卖的呢！”
我认为这种礼物太贵重了，我只愿收下那盒云南出产的名茶。
“已经电刻上你的名字了，”郑美庄说，“就算我父亲送给你的好了，老人家送的东西总不能拒收呀！对了，我父亲说过好几回了，他很希望见见你。”
我收下了那枝笔；可是，我一直没有去拜见她父亲。我似乎有意不愿去见他。为此，郑美庄好几回都对我不大开心；不过她倒没有生真气，只是把嘴一撇，说一声：
“哼！我家里有老虎呀？还是有狮子？会吃掉你吗？”
已是初夏，一个礼拜日的早晨，郑美庄家的小汽车，把我们接到了重庆。她请我在广东大酒家吃早点。
“我们吃完了，再回家。”她说，“爸妈他们起床起得晏，同时家里的早点也没有这儿做得又好吃，花样又多。”
经过多日来，郑美庄再三再四挚的邀约，十时左右，我终于来到观音岩附近一片巍峨华丽的大宅邸——郑公馆。
汽车高傲地连响了几下喇叭，大铁门开了，车子驶进去，两名守卫的武装士兵，给汽车里的郑美庄行扶枪礼。铁门内是一片树木茂盛花草蕤葳的大花园，地势逐渐向下倾斜，汽车在一条迤逦曲折的道路上，缓慢溜下，汽车路旁还有两条石级路，几个花匠、勤务兵正在那儿拾级而上。
“从大门走到我们正厅，有一百多级呢，”郑美庄告诉我，“没有车，我可跑不动。下面就全是平地了，我们的房子一共有十一个天井，占的地皮可真不小哩，从后门出去，就是枣子岚桠了。”
车停在一座古老风味的门座前，一个勤务兵毕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