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魔鬼下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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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我们充分肯定池莉以其对当代中国城市中处于大多数的底层市民生活与市民形象的既极其鲜活灵动又相当合理到位的艺术描绘与表现而对当今中国文坛作出了某种原创性贡献，但与此同时却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池莉创作的某种局限性的明显存在。在笔者看来，正如同她对市民之生态与心态的捕捉表现与她强烈的读者意识有关一样，池莉创作局限性的存在也与她那过于强烈的读者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窃以为，正是因为池莉内心深处对于大众接受心理有着一种甚为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散在的大众读者喜欢什么，愿意接受什么，才最终导致了我们在池莉的小说作品中只是看到了对于市民生活的近乎于镜像式的直接描摹与如实状写，而没有能够看到作家对于自己所如实描写的现实生活所进行的一种带有精神深度的逼视与追问。我们注意到，在为《池莉文集》第五卷《午夜起舞》一书所写的《我─代后记》中，池莉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世界上的至真至美至善都天然存在，只是被积年的岁月风尘所掩盖。我的写作，为的是拂去那些灰尘，让真善美显露出光芒来。”在这段话中，池莉特别强调了生活本身的重要性，在她看来，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在我看来，事实上，正是池莉这种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是对生活的顶礼膜拜的文学观念在影响并制约着池莉在自己的小说作品中不可能对现实生活进行一种有精神深度的逼视与追问。换而言之，池莉的小说所拥有的是对世俗的日常现实生活足堪以真实细腻称之的镜像式再现，所不具有的便是对于自己所表现的日常世俗生活进行必要的审视与反思。
四 浑浑噩噩的无批判原则
论述至此，或许有人会以中国的小说传统便是对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为由对我们的观点进行反驳。因此，我们便很有必要首先对小说与世俗的关系进行一番简略的清理。首先应该承认的当然是中国小说与日常世俗生活之间的重要的内在关联。由于中国是一个以诗文这样一类抒情性文体为文学主导传统的国度，所以小说在中国的古代一直处于被贬抑被压制的地位，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关于这一点，阿城在《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中有着极有见地的论述：“近现代各种中国文学史，语气中总不将中国古典小说拔得很高，大概是学者们暗中或多或少有一部西方小说史在心中比较。”“小说的价值高涨，是‘五四’开始的。这之前，小说在中国没有地位，是‘闲书’，名正言顺的世俗之物。”“做《汉书》的班固早就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而且引孔子的话‘是以君子弗为也，’意思是小人才写小说。”阿城的这部著作是专门疏理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抽象地提炼概括一下阿城此作的主旨，大约便是自古以来君子所不为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天然地与日常的世俗生活有着内在的亲和关系，而这也就自然而然地使得中国小说形成了注重于表现世俗日常生活的主导性传统。因此，在阿城看来，只有那些注重于日常世俗生活表现的小说作品方才称得上优秀的中国小说。从中国古代的话本小说，到现代文学阶段的“鸳鸯蝴蝶派”，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文学，再到汪曾祺、贾平凹，那些颇获阿城青睐的小说家的创作差不多都与世俗日常生活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应该承认，阿城对于中国小说在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对于中国小说与世俗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作为个案存在的那些小说家与小说作品的虽然只是片言只语但却又深得个中三昧的精妙点评，都是具有相当合理性的。假若以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池莉的小说，那么我们便似乎没有更多的理由去指责池莉的小说只是对日常世俗生活进行了一种真实细腻的镜像式再现了。但问题在于，池莉写作的时代毕竟已经是20世纪之下半叶了，在由中国古典文学向以文学“现代性”为内核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不仅小说业已取代诗歌、散文而成为现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标志性文体，而且关于小说的基本观念也已经较之于中国古代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对于这一点，其实阿城也是有着清醒意识的。虽然他关于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的论说并未终止于“五四”新文学开始之时，虽然他也谈到了“鸳鸯蝴蝶派”与文化寻根文学，并且还发现了5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的曾被主流意识形态一力肯定的诸如《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苦菜花》等一批革命小说中潜藏着的世俗因素，并颇具创造性地将其称为“革命”世俗小说，但阿城其实还是明确地意识到了小说观念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还是在这部《闲话闲说》中，阿城说：“‘五四’引进西方的文学概念，尤其是西方浪漫主义的文学概念，中国的世俗小说当然是‘毫无价值’了。”“这也许是新文学延续至今总在贬斥同时期的世俗文学的一个潜在心理因素吧？但新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改变，影响了直到今天的中国小说，已经是存在。”虽然颇有一些痛心疾首的意思蕴含其中，但阿城对于“五四”之后小说观念已有很大改变的事实还是无法否认的。在笔者看来，阿城不仅承认了小说观念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变化，而且对于这种变化发生的最初端倪，其实也是有着敏锐认识的。我这里强调的乃是他在《闲话闲说》中对于千古奇书《红楼梦》的评价。在谈到《红楼梦》时，阿城一方面强调“《红楼梦》，说平实了，就是世俗小说”，但另一方面却又这样写道：“我既说《红楼梦》是世俗小说，但《红楼梦》另有因素使它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这因素竟然也是诗，但不是小说中角色的诗，而是曹雪芹将中国诗的意识引入小说。”那么，何以为“诗”呢？阿城紧接着解释道：“诗是什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无一句不实，但联缀这些‘实’也就是‘象’以后，却产生一种再也实写不出来的‘意’”。在进行了这样的一番解释之后，阿城又回到了《红楼梦》：“曹雪芹即是把握住世俗关系的‘象’之上有个‘意’，使《红楼梦》区别于它以前的世俗小说。这以后差不多一直到‘五四’新文学之前，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小说。”真不愧是写出了堪称杰作的中篇小说《棋王》的一代小说名家，虽则只有寥寥数语，便相当准确到位地对《红楼梦》作了精要的评价，真所谓删繁就简要言不烦者是也。在我看来，阿城此处所强调的《红楼梦》与中国其它古典世俗小说相比而增加了“诗”的意识，其实正是强调《红楼梦》中事实上已经有所包容了的“现代性”因素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对《红楼梦》有着很高评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其中对于某些“现代化”因素的蕴涵与包容。虽然我们并不能说置身于满清中叶时的曹雪芹就已经具备了自觉的现代意识，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如《红楼梦》这样足堪以空前绝后称之的文学文本中包含一些作家自己其实也并不很明确但却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而被逐渐发现阐释的带有一定超前色彩的因素却又是并不鲜见的一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中潜藏有一定程度上的“现代性”因素便是可以理解的了。虽然“五四”前后发生巨变后的现代小说观念中的“现代性”，肯定绝不仅仅是如阿城在《红楼梦》中发现的“诗”的意识，肯定还包括有其他许多更为丰富复杂的因素，但毫无疑问这“诗”的意识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在笔者的理解中，阿城所强调的“诗”的意识完全可以被置换为现代语汇中的“精神哲学”一词。这也就是说，当阿城强调《红楼梦》有着明确的“诗”的意识存在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强调着在《红楼梦》人物故事的背后与语言文字的纵深处其实是潜藏着作者曹雪芹的一种横贯于整个《红楼梦》文学文本的整体精神哲学的。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先生曾说《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窃以为，俞先生此处之“色”“空”二字，其实正是他对于曹雪芹贯穿于《红楼梦》文本中的“诗”的意识亦即基本精神哲学的一种理解和认识。笔者认为，是否能够在自己所建构的文学世界中横贯一种基本精神哲学，正是衡量“五四”后中国现代小说优劣与否的根本标准之一。“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形式，文学从来都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方式，来揭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它是依靠创作主体强劲的内在人格与卓尔不群的精神动力，向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断发出富有力度与深度的拷问，并以此表达一个作家独一无二的艺术理想和人生操守。”（洪治纲《陷阱中的写作》，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洪治纲此处所强调的创作主体应以其“强劲的内在人格与卓尔不群的精神向力，向一切现实和历史的存在不断发出富有力度与深度的拷问”其实正是对作家在其文学文本中应该确立并贯穿体现自己一种基本精神哲学这一命题的一种深刻阐述。
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池莉的一系列小说创作，则池莉小说中一种基本精神哲学的根本性匮乏这一明显的艺术缺陷也就暴露无遗了。在笔者看来，池莉小说精神哲学匮乏最突出的一种表征，便是她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的无批判原则的认同与肯定。而在导致池莉更多地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持认同与肯定态度的原因方面，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一度甚嚣尘上的“新写实”理论确实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误导作用。最早给池莉带来巨大世俗名声的《烦恼人生》，虽然因了作家初次涉及此类小说写作所必然带有的朴素和稚拙，尚能给读者的心灵世界造成较大的情感冲击。但在《烦恼人生》之后，由于这一作品在社会上激起的巨大回响，更由于这一小说被批评界普遍地指认为“新写实”的代表作，我们其实便不难发现此后一个时期内池莉的小说写作与“新写实”小说理论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关联。在洪子诚看来：“‘新写实小说’的‘新’，是相对于当代写实小说的一段状况而言。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有异的是，对于平庸的俗世化的‘现实’，‘新写实’作家表现了浓厚兴趣，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的日常琐碎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的烦恼、欲望，表现他们生存的艰难，个人的孤独无助，并采用一种所谓‘还原’生活的‘客观’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持较少介入故事的态度，较难看到叙述人的议论或直接的情感评估。这透露了‘新写实’的写作企图：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应该承认，洪子诚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新写实”小说的基本状况。一种符合当时那一时期小说潮流演变实际的情况是先有若干预含“新写实”因子的小说文本出现，再有一些理论批评家在对作品的具体评价过程中总结演绎出一套相对具有体系特征的所谓“新写实”理论，这理论反过来又对作家的具体写作过程产生某种具有导向意义的影响作用。就池莉的小说写作而言，则应该说其《烦恼人生》的写作还更多地处于感性的不自觉状态之中，而这一作品之后的小说写作则明显地受到了“新写实”理论的制约影响，是“新写实”理论引导下的一种自觉写作了。其中负面效果最明显的便是所谓“零度叙事”了。所谓“零度叙事”者，便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介入到故事中去，不要在叙述语言中表现出明显的情感倾向性，以做到如洪子诚所说的“不作主观预设地呈现生活‘原始’状貌”。也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言，从当时那些“新写实”小说的理论家的本意来看，确实是要通过这种“零度叙事”来明显区别于“当代写实小说强调‘典型化’和表现历史本质的主张”，而且从小说文本所达到的实际审美效果来看，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了现实生活中若干被所谓“典型化”和历史本质所遮蔽了的带有原生态性质的本真生活状态。但是，强调叙述者尽可能地不要在叙述话语中流露出明显的情感倾向，强调作家应尽可能少地在作品中作浮泛浅表的哲理议论却并不意味着作家就应该对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作一种无原则的认同与肯定。我们在此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所有被指认为属于“新写实”阵营中的小说家们都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共同的倾向，但最起码在池莉的小说写作中，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我看来，在池莉的小说标题“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设定过程中所首先透露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肯定认同倾向。虽然小说呈现出的只是武汉市民生活的一个小片断，但当池莉通过这一片断刻意地强调无论天气冷热（在此处天气之冷热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人物生存处境之好坏的一种象征性表现），只要生命能够继续存在，只要生活能够继续顺延就行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放弃了对于一种人格尊严的坚持，对于一种精神价值理想的守护。这也就是说，池莉实际上放弃的乃是对于自己所表现的生活对象的批判性审视。池莉自然可以以现实生活中的武汉市民所实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存观念来为自已辩护，但实际上，对于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而言，仅仅表现出生活的真实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绝不应当简单地臣服于生活，绝不应成为生活的奴隶，而应该对于生活有所超越，虽然我们也不否认作家理应忠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