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命 说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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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子，将会遇到什么，会不会有危险，会有怎样的危险我是一无所知。
出了西宁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视野中是看不出来有多么高的，能看出来的只是那山体一律的光秃，偶尔有棵树，丑陋地吊在那里，与奇形怪状的山石相衬，根本谈不上诗画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来的，而是车轮自然碾压出来似的。那么宽阔的草场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压，在草原中间压出来了笔直的辙线，一直通向远方。远方蒸腾着温润的气息，令人神往。
打官司的滋味儿（12）
草原的草经过一冬的休眠，更枯更黄了。还有一些未融化尽的积雪，折射着阳光的斑驳。停了一冬的高原，被我们这第一辆公共汽车唤醒了，其欢迎我们的热烈情绪，不难从四周的景色中感受到。阳光越来越热烈，枯草也越来越光芒闪烁，还有黑色的牦牛朝我们观望，牦牛毛编织的黑色帐篷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我倍觉亲切。
傍晚时分，汽车停靠在河卡，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兵站。简易土房子围成一个四合院，外墙粉刷着白灰。房子里瞅哪儿都是灰蒙蒙的一团，窗户透风，一铺土炕，炕边有一个火炉子，烤火取暖靠得是干牛粪。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了牛粪的作用。后来，在孤身去往黄河源的途中，我在藏民的帐篷里看到藏民用干牛粪当做抹布擦拭饭碗，然后给我倒上奶茶时，我对于干牛粪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
在河卡的那个傍晚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当时，我一个人踱出了兵站院子，来到了更为广阔的街上。街上其实很少有人，我看着沉甸甸往下垂落的夕阳，就不由自主地逛到了牧场。所谓牧场周围没有高大而严实的围栏，随时都有缺口。而这种缺口处是导致我进入险境的最直接原因。
我仰望着高远的天际，头一次在这么平阔的地方散步，根本不用担心马路上的车辆，那份感觉真是爽极了。我悠然自得地行进着，不知不觉间，走进了牧场深处，定睛一看，我的前边突然蹿腾起四股狼烟，四条壮硕的狼径直朝我扑来了。我惊恐万分地回顾一眼，身前身后全不见人，眼见那四股烟尘迫在眼前时，我根本无处躲藏，只能硬着头皮等待危险。
我把四只藏獒当做狼了，事实上藏獒比狼可怕，它们猛如雄狮，发鬃被风吹拂掀动着，使脑袋看上去显得很大很凶。当时我的神志格外清醒，几乎是在一股旋风猛烈刮来的同时，四个凶神从不同方位同时朝我扑过来，遮天蔽日，它们的战术非常明确，是要霸占领空权，希望将我扑倒，然后再作处理。当它们大气磅礴地扑向我时，我半蹲着左扭右晃，一一躲闪着。我的肩头感觉到了藏獒的巨爪，耳边被它的脑袋和喘息弄出的一片恐惧的风声淹没。当我绝望中忘记了呼喊时，我的身后有人替我呼救了。那是一个藏族女孩子，她的声音惊人地响亮，可能传出去很远很远。随着她的惊叫，我听到了远处有一个男人的权威声音响了起来，随后，这几条藏獒不再朝我猛扑了。在我几乎瘫倒着无法迈步时，一个身着藏袍的男人远远过来了。他冲我一笑，黑炭般的脸上跳荡着一排雪白的光亮闪闪的牙齿。
我的肩头被抓破了，衣袖也不知怎么被扯开了个大口子。
藏獒的凶猛令我惊魂甫定。我把它们当成荒原狼了。后来的日子里，当我一个人在通往星宿海的途中遭遇了荒原狼时，我才真正比较出来狗与狼的差别。我在《西部生命》一书中，翔实记述了我遭遇荒原狼的情景。现在想想，还恍然如梦。
那次真是一次如梦的远行。危险不仅仅来自猛兽，还来自海拔五千多公尺的高原反应，来自天气的瞬息万变，来自我体内的多种不适应。终于我浑身瘫软地躺倒了，先是躺在藏民的帐篷里，而后是搭乘了淘金人的汽车回到了玛多，依然昏昏欲睡，不吃不喝，在玛多的一个招待所里我昏睡了两天半，发着烧说着呓语，如果再发烧下去，我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在那种孤独无助的情况下，不止一次地思考过死亡。我就像一个人在滔滔浪涌的大海中游泳，筋疲力尽时，你不能指望任何人来救你，你只能靠自己的仰泳，慢慢地躺着漂着来逐渐恢复体力恢复信心，只能自己救自己。依靠别人是不行的。
事实上，我在孤身闯入黄河源时，最深切的感受就是生命的无助感。
我回味这些危险经历，是要说明当时妻子一点都不知道。后来，她从我的文章里边看到了，才开始了真正的后怕。这种后怕使她越来越敏感。比如我在柴达木时，她必须让我每天给她一个电话，报告我的行程，否则她就睡不着觉。而我在遭遇到那场大风沙时，三天没给她电话，她就疑神疑鬼了。
还有，我去欧洲那次。行前，我还在写《西部生命》这部书。我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抢在去西欧之前将我在柴达木的感受写出来的。最后一篇散文是《忧郁的敦煌》。这篇文章我写得很有宿命色彩，不仅沿途的石头是黑色的，连莫高窟里边的武则天的画像也变成了黑色的，岁月是以黑色的形态在向我讲述着生命的悲情，当然还有我对三毛走西部走到了人生尽头的感慨，抒发了一个人孤寂行旅中的宿命意识。
当我写完这最后一篇文章，并打印出来时，已是翌日清晨了。当天我就乘车去北京，然后由北京飞赴布鲁塞尔。由于我只是沉浸在头一次出国远行的亢奋之中，完全忽略了我妻子的心情。她看到了我的《忧郁的敦煌》，她在我走后读完了这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她的担心一下子达到了极致。她开始恐慌地注意电视新闻，担心是否有飞机坠毁。当我到达巴黎，在街头的电话厅里给她报了个平安消息后，她哭了，而后又笑了，她说她一整夜听到的都是飞机坠毁的声音。
应该说，她是个非常爱操心的人，她是个弱者，身体心理都很脆弱，我应该更多地照顾她。但是，我一旦远行，就顾不上她了，而她为我的担心焦虑却会永远伴着我的匆促步履。
打官司的滋味儿（13）
当一些记者因为张建伟轻松地在十天时间里完成17万字的《蝉蜕的翅膀》，并且与我一同获奖时，他们都在问我，为了写作《西部生命》究竟付出了怎样的辛苦怎样的代价时，我都要有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有些所谓艰苦是可以说出来的，而有一些是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就沉淀下去了，而且永远也消化不了，形成了内心的疾患。
或许经历过多次的孤身远行，比如后来又两番去了柴达木，又去了新疆，去了西藏，对于整个西部的轮廓感受得以完成后，我觉得，基本上能够从容应付我所遇到的许多困境。从而，我一次次获取了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我已经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和信心，我自以为我不会在乎任何挫折与磨难了。
如果说远行使我置身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能够磨练我的意志与信心的话，那么在打这场官司中我所处于的无助状态，则令我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搞得我相当一段时间心绪很烦。
时常会发些无名火，这些无名火对周围对家庭无疑都像病菌一样，会传染会伤害别人，或许基于此因，我在2003年的春天，放弃了我为之敬业了23年的编辑业务，辞去了主编兼社长的职务，我选择做一个自由的专业作家。
我这样抉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想还回自己一份清静的心态。但是，即使我这样努力去做了，也不能真正摆脱内心的烦躁，因为我可以摆脱主编社长工作，却无法摆脱官司的马拉松式的纠缠。即使是一审开庭了，判决下来了，官司的程序仍然没完，你就得一步步耐着性子去走完这个程序。
这是一个越来越无聊的程序了。越往下走，你越会感觉你想寻找的正义，你想维护的东西，却在这个程序中，在慢慢的消耗。这是后话。
上边我说到的是领导希望我高姿态，作出让步，朋友们的劝告也对我影响很大。有位知名老作家在春节后，也就是2月4日那天晚上，给我打来了电话。他中心跟我谈了两个字“分寸”。他认为媒体已经报了，许多人都知道了，就像温度达到80度了，但还有20度，如果这20度太费力气，便得算算小账是否合适。他认为既然部长们都出面调停，如果我这边再一味坚持，弄僵了反而不好了。他在政治上确实比我有经验得多，他认为行政也不是不可以干预法律的。他认为打了官司满城风雨，最后要是打不胜，或不欢而散倒不如见好就收，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他还说，人们同情弱者的。
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感觉他好像是受了谁的委托，当说客似的。他说完问我对他的这番话作何感想？我说，我现在恐怕欲罢而不能了。
这个电话使我内心长久地无法平静。我很尊敬这位老作家，他确实是替我着想的，他的这番话说得很有分量，也很有道理，不能不打动我影响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苟同他的这种道理。怎么能说成是80度温度呢？哪来的这么高温？再一个，他说人们同情弱者，谁是弱者呀？好像我要是坚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话，他张建伟就成了弱者？！天下有这样的弱者吗？他可以依仗着如此大的“后台”给我施压，他可以封杀新闻舆论，让我的声音变得如此微弱，他怎么居然还能与弱者为伍？而我只不过是在使用一个作家仅有的一点权利维护自己罢了，却并不能够得到应有的声援与支持。由此看来，我的上诉之路肯定充满凶险，恐怕是难以走得通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古今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如何识时务呢？
我家的电话那时候响得很是频繁，所有电话几乎都是关乎到这场官司的，一位同乡好友在青年团部门工作，他对我说得更为直接：你算了吧，你还想跟张建伟打官司？你根本不可能赢的，你趁早拉倒吧，你知道人家有多大的背景吗？我说，他有多大的背景也不能侵权吧？我的同乡好友轻蔑地笑了，他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呀！你一点都不明智。
这时候，外地的报纸有几家登出了我起诉的消息，而我们当地的主要报纸只有《沈阳晚报》以《我省作家刘元举状告北京记者》为题登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中，自始至终没有敢点张建伟的名字。还有另外一家报纸说，张建伟到沈阳讲过课，他们不敢登这样的文章。
一个当地的有影响的作家，居然得不到新闻舆论的起码支持，何况这不是支持我个人的事情，这说明媒体对于知识产权的意识有多么淡漠。
那家晚报刊出了我进京告状的文章并配发了照片，在我们当地倒是产生了一些影响。那天我去市场买菜，有位卖土豆的小贩两眼不去瞅秤而是定定地看我，半天，他说你是不是到北京告状的作家呀？我从报纸上看到了，打官司告状不容易呀，得费多少钱呀！说着，他居然以怜悯的口气不收我的土豆钱了。我怎么给他钱，他也不要，那种大度使我哭笑不得。当时旁边的小贩也围过来，弄得我挺难堪的。这以后我一到这个菜市场买菜就会有人对我指指点点，还有的时常会追问我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能不能打赢，搞得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后来，我拒绝去市场了。普通人的同情方式与官员的工作方法同样令我极不舒服，同样苦恼着我。
我家附近还有个复印社，我时常去那里复印稿子。他们也从报纸上看到了我的打官司消息，每当我去复印时，他们也都格外关心地问长问短。问得你很是心烦。那段时间，我最怕别人问我打官司的事情。
打官司的滋味儿（14）
北京有一家报纸曾刊出我的一张照片，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在照片旁边写了这样一排字：一直默默写作的刘元举会因这一告而扬名吗？这句话的新闻导向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即使没有这样的导向，我的周围也不乏其人将我的上诉说成是炒作。甚至有人以开玩笑的口气当面就说你炒作得不错云云，好像我占了什么大便宜似的。
网上的网友也有这样的议论：刘元举，人家张建伟抄袭你是瞧得起你！你别不知好赖！
你还得便宜卖乖呀！天下文章不就是一大抄嘛！你刘元举就敢保说你没有抄过别人的？
一些人就是这样认识问题的。但总得有个是非吧。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是非，那这个人就会行同行尸走肉，而一个民族没有了是非评判标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是最没有希望的民族，或者说是最堕落的民族。
各种看法纷至沓来，由不得你分辩。
更多人持这样的观点：刘元举你好好写你的东西多好，打什么官司？多费精力呀！
好像我没事找事似的，好像我不安分写东西却热衷于这种“炒作”。
这期间，我妻子也从班上带回来一些话，往有利的方面说，是希望我别因打这种官司而耽误写作，往不好的方面合计，便是人家言外之意是你丈夫何必没事找事呀！
我成什么人了呢？
上边行政干预，周围舆论压力，里外被动。我如同置放在舆论的火炉上被烘烤着不得安宁。
6 我只有再一次踏上漫漫告状路
我这里有一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时间是2001年3月9日。裁定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本院在审理原告刘元举诉被告张建伟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张建伟在答辩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被告住所地在天津市河西区，因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请求将本案移送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刘元举答辩称，张建伟的住所地虽然不在北京市，但被控侵权作品《蝉蜕的翅膀》一书完成于北京市，对此张建伟在该书的后记中有“1999年4月30日子夜于北京西坝河”的记述；并且该书是由地址在北京市东城区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该书还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了首发式，现在北京市场上仍有销售该书。以上情况有1999年6月3日购买的《蝉蜕的翅膀》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