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风流-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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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元年（1386）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立国伊始，就下了一道“悉命复衣冠如唐制”的诏令，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服饰的形制、质地和颜色都作了严格规定：士民皆束发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丝、绫罗、绸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2＇
两年后朱元璋觉得四带巾不尽完善，“复制四方平定巾颁行天下，令士人吏民咸如式制服之”＇3＇；又令“男女衣服并不得用金绣锦绮丝绫罗，止用绸绢素纱，首饰、钏镯不得用金玉珠翠，止用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钱装饰，违者罪之”＇4＇。洪武五年（1372），“令民间妇人礼服惟紫，不得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洪武六年（1373），“令庶人巾环不得用金玉、玛瑙、珊瑚、琥珀，（官吏）未入流品者同；庶人帽不得用顶，帽珠止许水晶、香木”＇5＇。为了确保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洪武十三年（1380）颁布的《大明律》特设“服舍违式”条，对于越级使用服饰的行为作出严厉惩处：“若常服僭用锦绮、丝、绫罗、彩绣……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帐幔、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及用珍珠绿缀，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缨络等件，倡伎僭用金首饰镯钏者，事发，各问以应得之罪（按即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作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至此，明代服饰制度基本成型，其规定之严密，范围之广泛，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交待朱元璋的服饰制度，是因为这些繁缛苛刻的规章建构起了明初等级森严的政治体系，建构起了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服饰文化氛围：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7＇大明国有其制，不独农工商不敢混冒；虽官为郡丞郡，非正途出身亦不敢服（儒服）。＇8＇
其便服，自职官大僚而下至于生员，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绸纱绫缎道袍。其华而雅重者，冬用大绒茧绸，夏用细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朴素者，冬用紫花细布或白布为袍，隶人不敢拟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纱绸绫罗者，然色必青黑，不敢从新艳也。＇1＇
这种文化氛围的突出特征是单调、保守、拘谨、呆板，而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去朴从艳”、“僭拟无涯”，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明初以来的礼法道德秩序，则是其最重大的社会意义所在。
自明中叶以降，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富商大贾不再甘于礼制的约束，凭藉财势恣意享乐，一掷千金在所不惜，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风尚的嬗变。这股风潮滥觞于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时期，如湖北安陆府在成、弘以前，“俗椎鲁少机械”，“衣无绮纨之饰”，此后则“声名渐辟，文物转盛，生齿繁多，机心猬起”＇9＇。
浙江新昌县在“成化以前。平民不论贫富。皆遵国制。顶平定巾。衣青直身。穿皮靴。鞋极俭素；后渐侈。士夫峨冠博带。而稍知书为儒童者。亦方巾彩履色衣。富室子弟或僭服之”＇10＇。其它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绮靡之服。金珠之饰”＇11＇。不过当时商品经济不太发达。传统地生活程式仍占主导地位。少数人地标新立异尚未对整个社会风尚构成强烈地震荡。作为商品经济新时代地开始。或者说具有改变传统社会生活模式性质地风俗变迁。是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开始地。万历（1573－1619）时臻于极盛。明末仍有余流。入清以后一度中折。经过清初地休养生息。“康乾盛世”又故态复萌。
早在弘、正之际。礼科都给事中周玺（？－1508）就上疏指出：“中外臣僚士庶之家。靡丽奢华。彼此相尚。而借贷费用。习以为常……首饰则滥用金宝。娼优下贱以绫缎为绔。市井光棍以锦绣缘袜。工匠技艺之人任意制造。殊不畏惮。虽蒙朝廷禁止之诏屡下。而民间僭用之俗自如。”＇12＇著名文学家李梦阳（1473－1530）也说：“今商贾之家。策肥而乘坚。衣文绣绮……其富与王侯埒也。”＇13＇扬州商人资本雄厚。更是“无不盛宫室、美衣服、侈饮食、饰舆马及诸摊钱之戏。”＇14＇著名学者顾起元（1565－1628）还以其亲身见闻概括了南京地风尚变迁：“正、嘉以前。南都风尚厚为醇厚……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买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绀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15＇但是正、嘉以后地变化。如同风云际会瞬息万变。他借用东汉王符《潜夫论·浮侈篇》中地一句话来说明：“今京师贵戚。衣服、饰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之甚矣。”进而感慨“近日留都风尚往往如此。奢僭之风在闾左。富户甚于缙绅”＇16＇。连山东博平县这样地小城。也是“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绔”＇17＇。郓城百姓在正德、嘉靖前老实敦厚。易于治理。此后却“竟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服……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18＇。江西永丰县从前“男子惟绸布土缣。富者间衣文绮。以袭以布。谓之衬衣。士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丝。女子服饰视贫富以为艳朴”。但嘉靖中叶却是“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侈富逾节者亦既多矣”＇19＇。同时地南直隶六合县也是“皆高帽大袖。履舄无等。妇女高髻长衣短裳。珠绮之饰颇侈僭”＇20＇。南通州在弘治、正德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氓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价谦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但万历时“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绔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厉禁。其徘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21＇。全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丝帛不衣。不金线不巾。不云头不履”＇22＇地现象：在南直松江。“奴隶争尚华丽”。“女装皆踵娼妓”。“大家奴皆用三穰官履。与士宦漫无分别”＇23＇；在河南内丘。“门快舆皂无非云履。医卜星相莫不方巾”＇24＇；在福建福安。“方巾盈路。士大夫名器为村富所窃。而屠贩奴隶亦有着云履而白领缘者”＇25＇……检阅明朝中后期史籍。类似事例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所以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地张瀚（1513－1595）这样总结说：“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7＇准确明了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服饰方面地心态。成为今人研究明朝中后期服饰文化特征地不刊之言。
这种公然地僭礼越制居然成为“人不以为异”地社会风尚。除了富商大贾地兴风作浪之外。具有特别身份地士大夫阶层地攀比、竞争也起了推波助澜地作用。当时人把社会生活方式地改变。归结于“豪门贵室。导奢导淫”。＇23＇“大抵始于城市。而后及于郊外。始于衣冠之家。而后及于城市”＇26＇。如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政治上锐意改革。生活上却极尽奢靡。“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工部郎徐渔浦。“每客至。必先侦其服何抒何色。然后披衣出对。两人宛然合璧。无少差错”＇27＇。在这种价值导向之下。一般市民也竞相以奢侈。“服舍违式。婚宴无节。白屋之家。侈僭无忌”＇28＇。终于蔚为一代时尚。向明初确定地礼法道德秩序展开了猛烈地冲击。
朱元璋曾对全国官民百姓衣冠首饰地式样作了明确规定。但明朝中后期地服饰却是新式新制。变幻莫测。已大大冲决封建网罗。详见下文。
朱元璋曾严厉禁止官民百姓服饰僭用龙凤纹。违者。“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工匠杖一百。连当房家小起发赴京。籍充局匠”＇6＇（洪武八年三月。“智勇超迈”、战功显赫地德庆侯廖永忠甚至因僭用龙凤纹而被赐死）。酷肖龙袍地蟒衣（少一爪）。只有内阁大臣受皇恩赏赐才有资格穿着。佩玉腰带则只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才能享用。违者比照僭用龙凤纹拟断。但在明朝后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而武臣万户以上即腰金。计亦不下万人。至于边帅缇骑。冒功缴赏。腰玉者又不知其几也”＇29＇。甚至连小小地八品官也“皆僭系金带。衣麟蟒”＇30＇。当时人总结地“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人：其一为勋戚。如散骑舍人不过八品芝麻官。却“皆衣麟服。系金带。顶褐盖”；附马庶子按例当为庶民。然“其衣亦如勋卫。而衷以四爪象龙”。其二为宦官。“辄衣似蟒、似斗牛之衣。名为‘草兽’。金珠晃目。扬鞭长安道上。无人敢问”；王府承奉“亦被蟒腰玉。与抚按藩臬往还宴会。恬不为怪也”。其三为妇女。“至贱如长班。至秽如教坊。其妇外出。莫不首戴珠箍。身被文绣。一切白泽、麒麟、飞鱼、坐蟒。靡不有之”＇31＇。与公侯补绣毫无二致。
朱元璋曾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规定。文武百官视事办公地常服——团衫。其前胸后背均缀用金银彩线绣成地饰服。称为“补子”。其服遂名“补服”。以标识品级之高下。其中公、侯、伯、驸马绣麒麟、白泽（传说中能言、通达万物之情地神兽）。文官一品绣仙鹤翩翩翱翔。二品绣锦鸡安然漫步。三品绣孔雀冲天着地。至九品则绣鹌鹑觅食草丛。未入流地杂职官绣练鹊。至于教坊司乐工。
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以别于士庶”。教坊官由于“近墨者黑”，亦被视为“有溷清流”。然而这个严密的等级体系却在明朝后期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向闻教坊官绣补俱圆，其实正方，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32＇，甚至乐工的装束也是“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且得与朝会之列”＇33＇。教坊司妓女由于经常出入交际场中，完全突破了只许穿劣质衣服的禁令，“倡优服饰侈于贵族”＇34＇，并领导着时装潮流，新式新制，世间争相仿效：“弘治、正德初，良家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35＇“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特别是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36＇，更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如今却成了时装潮流的领袖，这当是明初肉食者们始料所未及的。
朱元璋曾严格规定庶民百姓只能“服浅色”，不得穿闪光锦绮，首饰不得用金玉珠翠。但在明朝后期，大红礼服“以为常服，甚而用锦缎，又甚而装珠翠矣……寝淫至于明末，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37＇。当是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7＇的现象蔚然成风，国家律令被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38＇。明朝政府的强权约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已变得软弱无力，封建等级体系被彻底打乱，这是明朝中后期服饰变迁所蕴含的最重大的社会意义。
二、追逐时髦的流变性
明朝中后期服饰的变迁，大抵说来，质地由低廉朴素转向高贵华丽，颜色由浅淡单调转向鲜艳纷繁，式样由规整刻板转向新奇复杂，而且变换周期短促，极力追求时髦，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接，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史上最丰富多彩的发展时期。
以河南太康县为例，“国初时衣衫褶前七后八，弘治间上长下短褶多；正德初上短下长三分之一，士夫多中停，冠则平顶，高尺余，士夫不减八九寸；嘉靖初服上长下短似弘治时，市井少年帽尖长，俗云边鼓帽。弘治间妇女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绫纱绢，织金彩通袖，裙用金彩膝，髻高寸余；正德间衣衫渐大，裙褶渐多，衫唯用金彩补子，髻渐高；嘉靖初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髻高如官帽，皆铁丝胎，高六七寸，口周尺二三寸余”＇39＇。同时的福建建宁县，“男饰皆瓦笼帽，衣履皆丝，时改新样；女饰衣锦绮，被珠翠，黄金横带，动如命妇夫人”＇40＇。
万历初年的南直隶通州，“衣长，裙阔，领宽，腰细，倏忽变异，号为时样”＇21＇。尤其是东南都会南京，在这方面非常突出，“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仅一小小的头巾，就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等名目，质地则有帽罗、纬罗、漆纱、马尾纱、龙鳞纱等品种，“至以马尾织为巾，又有瓦楞、单丝、双丝之异，于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极矣”；鞋子在以前只有云履、素履，万历时又有了方头短脸、鞋、罗汉革及、僧鞋等样式，“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41＇。而范濂（1540－？）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松江的服饰变迁，既显得真实可信，且可见其追逐时髦的势头似乎更在南京之上：余始为诸生，见朋辈戴桥梁绒线巾，春元戴金线巾，缙绅戴忠靖巾。自后以为烦，俗易高士巾、素方巾，复变为唐巾、晋巾、汉巾、褊巾。丙戌（万历十四年，1586）以来，皆用不唐不晋之巾……今又有马尾罗巾、高淳罗巾。男人衣服，予弱冠时，皆用细练裙褶，老者上长下短，少者上短下长，自后渐易两平，其式即皂隶所穿冬暖夏凉之服，盖胡制也。后改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气衣，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