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清-第4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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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院改组，更直接推动了工商总会瓦解，为推选代表自己的院事，新的工商联会将所有注册的大小公司一网打尽，看似势力空前大增，却因为地域和行业的分布，不再如之前的工商总会那样有凝聚力。但因为有西院在台面上承载他们的利益表达，这种改变，工商界很是欢迎。
西院的院事虽没了工商业主的身份，甚至大多也是读书人，却跟工商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现任院总事彭依德就是彭先仲的父亲，英德巨贾彭家的代表，他交卸了所有工商股份，以民人之身，统筹西院议权。
刚说到西院的本质，外面的呼喊声变得混杂起来，依稀听到有人喊：“禁蒸汽机是祸国殃民！谁敢言禁，谁就是国贼！”
另一个院事嘴角翘起，得意地道：“那是咱们香港县的船厂工人，他们靠蒸汽机煮木得材，才应付得下现在的造船大潮。香港船厂正在研究在船上装蒸汽机，可以无帆而动，谁要对蒸汽机下手，谁就是他们的生死仇敌。”
过了一会，西关的织造工人也来了，佛山的铁业工人也来了，甚至还来了一帮顺德的榨糖工人，闹哄哄地不下数万人，原本那帮民人的动静顿时被压了下去。
隐约听到双方冲突的叫喊声，接着是巡警和卫军的哨子声，彭依德叹道：“天灾就在眼前，虽与理不合，但这一国纷乱，与情而言，工商也要背责，我们西院也要背责。陛下丧子，怕无心出面调停，我们就得多想想办法。”
议事堂里一阵沉默，的确，他们虽只为得工商利的国人代言，但就这么硬顶回去，乱了一国人心，对工商也没好处。
一人匆匆而入，大声道：“东院已否了两项法案！他们也认为，两案不利一国，要政事堂重新考虑两案细节！”
呆了好一阵，彭依德无比感慨地道：“什么时候，东院也跟咱们站在一起了？”
原因也很简单，毕竟鼓噪而起的反对者，不足以代表一国民人，其他书友正常看：。东院院事虽多出自乡绅和到了蒸汽机对民人生计的好处，他们不可能只单纯跟工商唱反调，不为推选他们的民人考虑利益。
更直接的原因还是，往日都沉在田间地头的人，因蒸汽机大兴，都纷纷出了乡野，来到城市成为工人。东院的很多院事，都由工人所组的西家行推选上来的。蒸汽机将东西两行，东西两院融在了一起，也怪不得两院第一次有了默契。
“这法案的确要大改，比如说，不能光由用蒸汽机和买卖蒸汽机的工商出钱，生烟可跟煤有关。还有，跟蒸汽机的烟害相比，佛山炼焦的焦厂，冶铁的铁厂，那烟害可是十倍于蒸汽机。”
“研究怎么降烟除害，这钱肯定要出，毒烟大作，伤不伤天不清楚，可伤人伤庄稼，甚至毒物排到江河，伤水都是很明显的。”
“补贴之事不能提，补贴哪些人，补贴多少，这太难权衡。之前遭害的人？那有什么办法？南洋没加盖，完全可以出洋嘛。”
西院的院事们纷杂地议论着，政事堂的法案就此也遭西院否决。至于那些受害的民人，既然没多少人肯为他们代言，大家也都不怎么在意了。
蒸汽机轰鸣着，历史就此碾压而过，牺牲者绝难避免，即便是李肆，也无心为这些人花费太多心力，此时太过注重什么环保问题，那真是太过蛋疼。
就李肆自己而言，一方面确实是因丧子而消沉，另一方面，工业社会已经开始成形，工人、工厂主，以及工业资本的力量，即便是新生，也表现出了引领社会的强大力量，越来越多的责任，已不由李肆来背负，这些问题，该由正向工业时代迈进的社会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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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二十七章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第六百二十七章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行越远
“官家，断七已过，你得振作起来，今日该去政事堂听政了，其他书友正常看：。别担心妾身，就只怨小四……自己没得享人世的福分了。”
晨光洒枕，秀园寝殿，安九秀低声说着，李肆看着眼圈发红的妻子，怜爱地再将她揽入怀中。
四子夭折，对他的确是一个打击，不仅他心痛，安九秀悲痛欲绝，连带其他媳妇都很伤心，萧拂眉更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就觉是自己医术不精，照顾不周。这一个多月来，无涯宫后园是一片萧瑟。
在这种氛围下，李肆自然无心理政。原本他也不再过多盯着内政，这四年来，政事堂已基本接下了内政事务，再健全了省级财税，让内政也由各省分摊了一部分。而东西两院有了财税审核权，精力无比旺盛，跟政事堂和计司成天打架，只到闹得不可开交了，他才出面来作终裁。
从四子病重到现在，两个多月他都没去政事堂，也没对政事运转提过什么意见，但先有大疫，现在春旱又起，似乎是老天爷对他这般怠政有了意见。
捻着颌下的短须，乘车去政事堂的路上，李肆感叹道，三十而立，自己已经三十一岁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自己好像真有些倦怠了。光推转历史就能立稳一国了吗？现在不过是两场天灾，就让国中人心动荡，还将罪魁祸首推到了蒸汽机身上，这一国人心的根基，还是不够稳啊，自己还真是不能对内政完全放手。
到了政事堂，见到内阁群臣眼中的欣喜，李肆心说你们这帮家伙，是为我终于出来帮你们顶缸而高兴吧。
内阁的确正无比头疼，农人因春旱而失生计者，广东一省估计就有数十万，再加上福建、湖南和广西，国内受害农人绝对要超二三百万。虽说各省各县都在极力安抚，免田物税，赈济灾民，但要担起二三百万人至少半年的生计，地方之力远远不够。
若是换在满清，内阁、东西两院以及地方可不必背这么大的压力，免掉本就收不上来的税，让灾民自己流离去异地讨生活，有条件的地方供点粥食，注意着不让他们聚众闹事，这样已是仁政，反正黑锅都有老天爷背着，这是天灾嘛。
可现在英华一国，官府掌控地方很深，自然也要背责到底。而且灾民还有乡院、县院乃至省院和东西两国院的院事代言，都眼巴巴地看着官府、朝堂，乃至皇帝，各家报纸也将灾情细细道来，就觉惨不忍睹，各级官员都觉民情如山倾，根本不敢懈怠，李朱绶和刘兴纯两眼发红，他们已是几宿没合眼了。
这种情况下，李肆再不来政事堂，那就真的是怠政了，很多事情还需要他来拍板。
李肆也没废话，深吸一口气道：“有什么预案，其他书友正常看：！？”
国事已不必他来出主意，内阁该已拟好了各类方案，就等他定夺。
李朱绶身为首辅，心中估计已揣下了数十份预案，他擅调和，自然也擅归纳。
三个预案，第一是老办法，以工代赈，地方修小水利，乡县道路，中央修大工程，将百万灾民纳入临时的基建体系。但这一案的花费太大，需要地方、中央以及工程受益者诸方协商，而且中央肯定要出大头。今年预算的摊子铺得很大，还受南北局势，以及缅甸战事的影响，预算也很紧。
第二是新办法，移民！说起这一案，政事堂都在感叹，皇帝见机在先，先南后北，现在有南洋这么大一块地盘，甚至还有南洲那样浩瀚无垠的大地，什么都不缺，缺的就是人，简直是再理想不过的泄洪之地。将失了生计的灾民转给殖民公司，由朝廷补贴，殖民公司安排灾民在南洋各地定居，既是救灾，也是开发。
殖民公司也正需要移民，朝廷花费会少很多，但问题也是有的，大多数灾民都不愿移民，毕竟故土只是遭了短时间的天灾，为此背井离乡，实在划不来。
第三案其实是第一案的变种，朝廷在遭灾之地扶持新业，将灾民转化为工人，让灾民可以不依赖田地吃饭。这办法需要结合实地情况，要费很大精神，同时花费也很多。新立之业能不能稳住也是个问题，风险难测。
最后一案，就是汇聚上述三策，因地制宜，办工程，兴新业，加上移民。但这需要地方和朝堂投入海量人力去规划、管理和监督，同时是一项长期工程。三案齐上，就意味着将主旨为“安内”的国策继续推行下去，而且更加深入。
《浒墅和约》已进入第四个年头，同时在南洋，英华跟荷兰、不列颠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恶劣，这时转头安内，变数太大。
李朱绶总结道：“内阁认为，单行一策，都只是治标而已，仅仅分流灾民，而并行各策，成效最大，花费也少，未来还能见得绝大好处，唯一顾虑的，就是两三年内，不宜大举动兵，书迷们还喜欢看：。”
内阁肯定已充分讨论过了各项方案，甚至都跟东西两院密切沟通过，李朱绶才能这般笃定，断言会有绝大好处。因为这事涉及军事和外务，李肆不拍板，内阁可无法按策实施。
李肆沉吟片刻，缓缓道：“多难兴邦，说的不是一桩必然的道理，而是我们应该化天灾之害，为国民之利。内阁这几桩建策，只有最后一策符合这个道理，其他各策，仅仅只是应付天灾本身而已。”
春旱不是一桩单纯的天灾，随后往往又伴随着夏涝，被动地应付这些天灾，国中人心也会不断动摇，这个过程，前世见惯了天灾场景和社会反映的李肆，已有很深的认识。
抛开道德不谈，就现实层面来看，这场春旱，以及后续多半会有的夏涝，带来了一桩绝大的财富，那就是几百万“活动人口”。
地方和中央的工程，需要海量人口，平日风调雨顺，不仅找不足这么多人力来办，工价也很高。
南洋殖民地的移民潮最近越来越疲软，不少新发现的熟地都无人去垦殖。扶南人口到了二十万就再没大的增长，勃泥辛苦开发多年，现在还不足十万人口，吕宋那边甚至还有不少民人回福建讨生活，因为国中百业兴旺，机会很多。而在殖民地，几乎只有种田挖矿一条活路。现在有了几百万活动人口，推出去十分之一就是大成功。
另一方面，因为田物税很低，种田虽难得富贵，过日子却不成问题，这也使得国中新业渐渐缺乏人力。比如广州县西关的织造坊，即便有了蒸汽机，还需要大量飞线挑梭的织工。但男织工的工价越来越高，不得不开始广召女织工，由此引得国中争论不休。另一方面，不少织坊干脆搬到江南龙门，召廉价的江南织工。
现在将这些活动人口推入城市，或者是推入新业，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正蓬勃兴起的工业对海量劳力的需求，书迷们还喜欢看：。要知道奴隶制已在吕宋和交趾渐渐兴起，华夏人诱骗甚至捕虏土人为劳力，去干挖矿背砂一类的低技术劳力活，已成为工业资本家们最青睐的选择。
李肆没马上作决断，再问了一句：“如果选择诸策并举，除了影响国策之外，还有什么坏处？”
彭先仲说话了，显然他提过反对意见：“大兴工程以及殖民等策倒是没太大坏处，就是花费太大，执行困难。而推农人入新业，就需要市场，足够大的市场，容纳百业勃发而产出的海量商货。”
既是要推新业，肯定要并行各项政策，比如对织造、钢铁、机械等业降税，对收纳这些灾民为工人的工坊进行补贴。各业就此放大产能，出产商货肯定会激增，国家就必须为这些商货寻找销路。
李肆叹气：“这跟安内的国策可是冲突的……”
激增的商货，自不可能由国内马上消化，肯定要放眼于外。南洋、欧罗巴都是出路，当然，更现实的则是江南乃至江北，这又会影响英华周边的形势，国政还真是要走钢丝，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就靠着一边。
萧胜也在政事堂蹲着，他豪迈地道：“有什么好怕的，只要不是倾国之战，就靠眼下常备的陆海军，也足以应付南北东西四面的麻烦！就像在缅甸和琉球，我们都只是在用一根小指头跟对方顶着。”
这倒也是，只要不是决战，眼下的英华，靠陆海常备军，就足以解决绝大部分威胁。而此时在英华四周，有胆子跟英华作生死斗的还有谁？雍正吗？
李肆暗自嗤笑，雍正……他有这胆子？
英华如今的国力，已完全超出了寻常读书人的想象，北面的雍正自然也难以明白。
以圣道八年为例，在这一年，英华拥有航海许可证的海船已有五千四百艘，总规模为三百万料，海员数量高达二十万人。
圣道八年，英华人口总数为三千五百万，其中一千六百万人在城市里。长沙、潮洲、肇庆、泉州、福州等几个城市都是五十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应天府所营造的“大广州”，更容纳了两百万人口。
而最能体现英华已一只脚步入近代工业社会的数字，就是钢铁产量。仅仅只是佛山冶铁公司一家公司，圣道八年产生铁是四千万斤，这已是明永乐年间全国铁产量的两倍。算上其他冶铁企业，圣道八年，英华一国生铁产量为一亿斤左右，折合为六万吨。而不列颠在1720年，铁产量也不过两万吨。
这个数字可非简单的数字，马车的底盘，龙门吊的铁架，水网的管道，以及蒸汽机等机械，甚至织造机乃至正在船厂兴起的铁肋，英华一国对钢铁的需求无处不在，就这一条，就能显现英华和满清的国力差距。枪炮，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极小一角。
而制成英华这个“半近代工业社会”国家的金融体系，还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到圣道八年，英华已拥有一家中央银行，三十多家上市的商业银行，以及两百多家无银行券发行权的票行。英华的工商资本和大宗货物流动，基本都以银行券和行间汇票来往，加上债券和股票，社会最上层的资本流动，已经初步具备了建立信用货币的基础。数亿乃至十两白银的银钱，都在以票据的方式来往，流转于民间的实银和铜钱非常充裕，同时还通过外贸在源源不断地从美洲和欧洲吸金。
圣道八年，英华国入六千万两，其中用作军费开支的只占不到四分之一。李肆自己都已不太确定，英华一国，如果全部动员起来，只为打仗，到底会爆发出怎样的力量。
数字也好，景象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