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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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登的观察引起了魏德迈极大的兴趣，他在整个谈话过程里没有表露出*情绪。但卢登敦促他亲自去延安看看*正在干的事情时，这位指挥官也没有表现出敌意。当魏德迈听取汇报时，魏德迈的参谋长罗伯特·莫克莱尔将军也对卢登的评论感兴趣。尽管他想利用外交官们的专长，尤其是要他们帮助确定共产党领导人的特点和他们的武装力量的能量，但将军相信他比卢登或其他外交官更懂得战术。他没有以卢登所期待的热情来接受卢登的建议。
事实上，在他们开会的时候，魏德迈正准备返回华盛顿去讨论对华总政策。他让卢登也一起同行，并享有优先权，这样他可以随时接受咨询。卢登完全明白，一旦到达华盛顿，由于魏〃承受不了压力〃，魏德迈会放他和埃默森回国务院。
在魏德迈离开重庆前，卢登和谢伟思给卢登的观察记录写了一份总结。该总结言简意赅地说明，国民党对打败日本没有多大兴趣，却对维持自身的权力有更多的兴趣，政治上的分裂造成中国军事上的失败。美国最安全和最明智的行动途径是靠它们准备抗击敌人的决心，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各方团体和势力。
几天后，在赫尔利离开期间负责大使馆工作的乔治·艾奇逊（GeorgeAtcheson）决定给国务院一份比赫尔利在使馆时关于中国的更加真实的情况报告。他和大使馆人员一起发电报建议，请罗斯福总统告诉委员长，军事需要要求给共产党和其他抗日组织提供给养和合作。电报说，这样做是个好主意，不但可以赢得战争，而且可以让共产党站在我们这边，而不会在苏联参战时将他们推入苏联的怀抱。
当赫尔利获悉电报的内容时，他的脸都气青了。作为大使，他努力通过审查他们的东西而使得他的下属都听话。在阿瑟·林沃特（ArthurRingwalt）给他看这份言辞尖锐的已发电报后，他即在林沃特的电报上画了一把手枪，他说：〃我知道是谁起草了那份电报，是谢伟思！我最后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惩罚这个狗娘养的！〃
当他被法官和审问者〃要求在国务院里同一群亲共分子一道回答关于美国驻华使馆的官员如何捍卫美国在中国的政策〃的问题时，赫尔利就更生气了。他相信，他的人都〃与他作对〃，就等着他离开重庆才发电报，而他们实际上就是这样干的。为了报复，他使艾奇逊调到另外的岗位，让谢伟思从魏德迈的手下变成大使馆的手下和返回国务院。该行为表明罗斯福支持他的大使对抗国务院。 ＇返回目录＇
第五章 外交、分歧与赫尔利 外交、分歧与赫尔利（9）
而在延安，共产党注意到召回了戴维斯，戴维斯不知疲倦地为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工作。他们认为，来自蒋介石政府的压力已经排挤了这四个国务院的人。实际上，赫尔利及其手下都错误地以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可以妥协。
当赫尔利知道就在他不在中国期间，魏德迈的酒友和牌友罗伯特·莫克莱尔与他的好朋友包瑞德向*表示，美国的直接援助可能就要有了时，赫尔利对〃迪克西使团〃及其目的的态度更加消极了。赫尔利生气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没有通知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立场与那些外交人员的立场是相似的，他们抱怨他拒绝告诉他们有关他与*谈判的情况。尽管魏德迈同意可以这样做，但大使也没有冲过去与魏德迈分享或咨询。
事实上，赫尔利不高兴所有去过延安的人。假如观察组组建时他在位，他肯定不会同意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然而在莫克莱尔和包瑞德失败后他也没有建议或要求解散使团。但在延安见识过他粗犷的西部风格的人向魏德迈汇报说，共产党认为他是个小丑。当多姆克听到他讲重庆话时，他给彼得金写信说，这个小白胡子就像美国国内竞选公职的某人一样乏味。
当卢登去阜平回来后去见赫尔利时，赫尔利做的惟一的事情就是问他为什么被第一批派往延安。卢登给大使带去了一个从延安带回来的精美的马刀，但他对大使缺乏兴趣是如此的失望，他让艾奇逊转交给赫尔利大使。卢登觉得许多在重庆政府里供职的有风韵的妇女都对赫尔利着了迷。
在谢伟思看来，赫尔利爱信口雌黄。他在延安待了三个月后返回重庆，与赫尔利待了一个半小时。在大部分时间里，大使告诉谢伟思他与总统的谈话和人们是如何说他亲华和反史迪威。实际上，他说，他明白史迪威的难处，并认为他不是完成该工作的合适人选。赫尔利说他肯定要为共产党争取武器。〃先生，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得到武器，而且他们也会得到武器。我知道也要学会对付他们，我知道，人们总是告诉我，而他们不知道我有很多经验，他们认为我是个小孩！〃谢伟思想告诉他，中国共产党非常顽强，而且坚持他们的主张，但赫尔利不是一个喜欢问为什么的人。
因为谢伟思的延安报告，他注定要在一些时间里成为赫尔利泄愤的特别目标。甚至包瑞德都警告他：〃你自视很高，当成了哈曼，小伙子！〃谢伟思回答说：〃戴维，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就直说吧。我只是把我认为的真相说出来而已！〃
1945年12月，当赫尔利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他辞职的原因作证时，他说艾奇逊和谢伟思都暗中破坏他统一中国的努力。他不能控制谢伟思，因为〃他说他在史迪威将军手下工作〃。赫尔利作证说，谢伟思1944年10月曾建议让国民政府垮台。而且他还说，〃在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列强是德国和日本。今天帝国主义是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苏联报纸《真理报》（Pr*da）在报道这次听证会时，将赫尔利贴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喉舌〃的标签。
赫尔利错误地认为，一旦他让球滚动起来，就可以让双方走到一起。当他看到生活在延安的共产党与生活在重庆宫殿里的蒋介石的差别时，他可能已深信国民党人更好，因为他们同他更相似。
赫尔利常说〃我们在中国的政策〃，有时候也自相矛盾。一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而另一方面他宣称，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他的不一致弄得埃默森把他看成一个机会主义者，他随风倒。作为一个消息不灵通的人，他〃把国民党和共产党看成像共和党和*党那样，它们能够为同一个政府服务〃。赫尔利说，〃我能对付这些家伙，他们就像墨西哥人，因为我能对付墨西哥人〃�
〉�1944年11月赫尔利到达延安时，多尔在场，他觉得丑陋的美国人的传闻就是从赫尔利开始的。就在赫尔利到达延安后，一个小型的茶话会在离机场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进行。赫尔利站在六七个人中间，转向周恩来说：〃喂，你在这儿是干什么的？〃
不是所有〃迪克西使团〃的人都对赫尔利没有好感。高林的升职就与赫尔利有关。他离开使团而变成了赫尔利的随员。高林觉得他能给予大使缩短战争的信息。他还相信，往往源于赫尔利的错误实际上应归咎于罗斯福总统。总之，罗斯福总统挑选了一位对中国完全不了解，只关心自己形象和前途而不关心外交本身的人。赫尔利的战争叫嚣遭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回敬。后来离开的有些人指出高林也是个机会主义者。通过拍摄大量包括他自己的照片，他最初引起了赫尔利的注意。照片使他能够有机会陪同赫尔利坐私人飞机飞回美国去过圣诞节。
赫尔利对〃个人外交〃的信仰使他在处理中国存在的微妙复杂的情况时进行拙劣的选择。〃当我想我能冒险告诉委员长一桩脏笑话时，我就知道我的能力了〃这反映了他的风格。他的战争叫嚣让中国共产党将他看做一个小丑，而这一印象又因为他称蒋为〃Shek先生〃、称毛泽东为〃MooseDung〃而加强了。为此，战略情报局给他的代号为〃信天翁〃。
赫尔利的傲慢可能掩盖了一种虐待心态。他告诉为作战情报处工作的曾经在使团工作过一段时间的麦克拉肯·费舍尔（MacCrackenFisher），〃麦克，你是这个机构里惟一没有啐过我的人〃！他多变的个性使在中国的美国军官瞧不起他。使馆人员叫他〃胖上校！〃，并说他是〃粗鲁的傻瓜〃，是一个〃笨蛋〃和〃一个想成为伟人的草包〃。他的人将他看做〃50％或大于50％的公牛〃。他们和中国人称他为〃吹牛大王〃或〃纸老虎〃。 ＇返回目录＇
第五章 外交、分歧与赫尔利 外交、分歧与赫尔利（10）
假如没有这些，赫尔利是一个政治上有抱负、脾气暴躁、自相矛盾的自大狂，许多使团的人都领教过他的脾气。他的不安全感让他扼杀异议，冲动地责骂对自己的批评。然而尽管他是一个浅薄的人，但他不傻。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对中国的无知没有产生任何害处。当那些更为世故的人如高思变得怀疑和消极时，他仍旧充满希望。也许没有人能解决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或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一个简短的〃蜜月〃后，毛泽东就决定不信任他了。
有的历史学家把赫尔利叫做一个装模作样的傻瓜，一个演起来像大人物的无能者，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权威，因此挤占了官方的决策。他懦弱、自大，对中国一无所知，而且对上司撒谎，至少他给上司讲他们爱听的。但是，他和他之前的其他总统使者劳切林·加利、温德尔·威尔基和*都代表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而史迪威和他的支持者，包括那些与〃迪克西使团〃有关的人不是主流。
当〃迪克西使团〃前往延安时，中国共产党是乐观的。不过，当他们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这种积极的态度逐渐变成了失望和愤怒。赫尔利使命的失败适逢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他们需要什么来达到目标和是否需要〃迪克西〃的援助之时。在某种意义上，尽管没有达到和谐，但就延缓不可避免的内战来说，赫尔利和〃迪克西使团〃的作用还是有效的。面对美国谈判者，延安和重庆都暂时被迫进行谈判。这种不情愿的宽缓期有助于维持中国战线直到盟军在太平洋取得胜利为止。 ＇返回目录＇
第六章 共产党人试图绕过赫尔利 共产党人试图绕过赫尔利（1）
帕特里克·赫尔利在中国的任务就是要把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起初他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开始他的任务的，但谈判破裂后，他就公开站在国民政府的立场上了。为了应对他态度的转变，共产党改变了与美国打交道的方法。从1944年12月中旬到1945年1月上旬，他们试图绕过赫尔利和蒋介石，并和他们认为比较友善的美国人直接合作。但在这期间，很多美国支持与延安合作的人丧失了影响力，于是共产党就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的直接接触。他们也表示了对来自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军事援助的兴趣，并且倚重〃迪克西使团〃或战区总部。共产党显然始终相信美国迟早都会认识到他们对抗战的贡献。但除了做出一些调和的姿态，美国的政策一直都只着力于削弱共产党的权力，他们通过与苏联合作或支持国民党来达成这一目的。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945年6月。
在延安，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午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马海德秘密会见了〃迪克西使团〃的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方面要求他亲自给华盛顿的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ErnestJ。King）送一封信。
希契的回答是：〃好啊，主席先生，但在这儿的我可不是海军的首领。我在重庆还有上司，而且我的上司还有上司，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在美国的海军和军界渠道。我的上司从魏德迈将军那里得到许可后我才能这样做。〃
毛泽东误认为希契这样说是因为他不想做这件事，但其实他很乐意带这封信，他认为他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他说，〃说真的，这件事对于你们来说很重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许可〃。中国方面说他们理解他目前的处境，但还是强调他一定要对〃迪克西使团〃的其他成员保密，对包瑞德也要保密。
约翰·戴维斯是希契认为值得信任的人，此时他恰好在延安。希契去找他请示，〃约翰，我有些事情必须要告诉你，你别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包瑞德上校也不能告诉。我本可以劝杰瑞尔（Jarrell）上尉来做这件事的，但我不认识魏德迈将军，因为在我到延安之后他才到中国，所以，我需要你帮助与他联系〃。
戴维斯回答说他准备回到重庆，他们可以一起乘飞机去。希契就去找包瑞德请假去重庆，说他有事要和上级军官谈谈，包瑞德批准了。希契拿着共产党人的信件，登上了飞离延安的下一趟班机。他一飞抵重庆就与杰瑞尔取得了联系，告诉了他共产党人的意图。杰瑞尔上尉同意引见。希契于是和约翰·戴维斯取得联系，他们一起拜见魏德迈。三人长谈了大约三小时。
这时，为报复盟军对他们海岸船只的袭击，日本人准备向中国纵深进攻。魏德迈将军为此十分担心，并在商议一条从重庆经中国北部或西藏撤离的路线，以防日本会在攻取重庆的过程中占领他的总部。希契在和本书作者谈及此事时，推测当时魏德迈由于对这方面问题的担心，他个人会特别容易同意传达毛泽东的信件。
魏德迈用摩尔斯码写了一封介绍信说，尽管他本人并不了解希契，但约翰·戴维斯对他的评价不错。他问希契要何时离开，希契说他还得回延安告诉毛泽东，他已经得到了传递他信件的许可。魏德迈说：〃好，我会尽最大可能给你便利条件，希望你能把这封信尽快带到那儿。〃
希契离开重庆前，给杰瑞尔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详细描述了他对延安共产党的印象。也就是他在日军战线的后方观察到的这一地区的军情、共产党的武器状况和内部交流合作情况，还有他们是如何对待战俘的以及他们聪明才智的潜力。他是以这样的评价结束报告的：
《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