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启示录(柳溪)-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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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此座房屋，在这次“会谈”后，经过修整，即做了土肥原的宿舍，命名为“重光堂”，日汪秘密协定，即在此处出笼。
②陈公博，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汪兆铭死后，升为第一号汉奸，１９４７年枪决。陶希圣，投敌后不满其职位，又回重庆，后为蒋介石撰写《中国之命运》。
李大波无法判断这些条款的实施性有多大，但他却痛切地感到刚进入抗战的中国，绝不应该有这种内部分裂。倘使在目前真的出现了云南、四川两省军队的“独立”，那对于中国抗战的前途，真不敢想象。所以他在心里暗自痛骂这伙祸国殃民、卖身投靠的大汉奸。后来他得知，散会后今井武夫带着这份条款，便乘军用飞机直飞东京，面见板垣陆相，在近卫首相官邸，向与会的多田骏、土肥原做了汇报。次日就在五省会议①上通过。
①“省”的概念与中国不同。是中央的“部”的意思。“五省会议”是最高级会议，出席人员为总理大臣、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及大藏大臣（财政）。
与此同时，为了保险起见，高宗武仍暂回香港，担任联络员，而梅思平一人乘飞机由香港，返回重庆，和汪兆铭、周佛海汇报谈判达成的初步协议。
这是天赐良机。这样，上海只留下董道宁守摊，而董道宁对李大波几次试探后，已基本上放弃了监视的责任，凑巧的是他又被“米高美”舞场新近来沪的一位红舞星“唐妹妹”迷住，在等待第二轮谈判的间歇空档里，整天留连在灯红酒绿的舞厅，也无暇关照李大波的行动了。
李大波摸准了董道宁的活动规律，整个上午是董道宁刚从舞场归来正是他香甜入睡的时间，李大波坐在屋里，安静地抄写或读报；偶尔他起来小解，看见李大波仍在伏案工作，他便更加放心了。但是他不知道的是，等他下午五时睡醒吃饱，开始一天钗光鬓影、颠鸾倒凤的夜生活时，李大波早已溜出旅馆，去找地下党组织汇报这件极其严重的叛国勾当了。
朱丽珍和陆晓辉在楼顶小阁楼里听完李大波的详尽汇报，几乎都惊呆了。他们都意识到，国民党中这种大敌当前的可耻分裂，将给国家民族、抗战前景，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害。他们都深深地陷入了极为忧虑的情绪之中。小阁楼是那么静谧，又那么沉闷。
“现在，可以看出，日本的行动不是孤立的。”陆晓辉在沉默之后，吸着了烟，这么说道，“纵观世界局势，法西斯正在制造动乱，叫嚣战争，希特勒疯狂地兼并了奥地利，又开始将德军开进捷克的苏台德区，还下令国防军颁布消灭捷克斯洛伐克的密令；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乘机向法国提出割让北科西嘉和突尼斯的领土要求；大英帝国的首相张伯伦在这时候跟法国的总理达拉第，一个劲儿地推行他们的所谓‘绥靖政策’，张伯伦甚至两次亲赴德国，攀登伯希特斯加登高山，到那座‘鹰巢’去会见希特勒本人，达成了出卖捷克利益的‘慕尼黑会议’……等等，德、意、日是‘反共协议’的轴心国家，这些行动，自然也刺激和鼓励日本要积极参予国际事务，这恐怕也就是日本急于要通过和平谈判结束中国大陆战争的原因，哼，没那么容易！”他甩掉了熄灭的烟蒂，愤愤地说：“狼，要是进了羊圈，那只有敲折它的腿，打碎他的头！现在很明显，我们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武装，毫无疑问要成为抗日战场的主力了！”
“依您看，欧洲大战有可能大规模地爆发吗？”李大波这样问着。
“完全有可能，英法越是软弱，德意就越是逞凶。”陆晓辉又抽着一棵烟，斩钉截铁地说，“根据你的汇报，我还感到日本正在多渠道想方设法解决中国问题。土肥原以‘对华特别委员会’的身份正找那个老僵尸吴佩孚谈判，而今井武夫就联络了这个老牌亲日派汪兆铭，真有点像没头的苍蝇，乱碰乱撞起来了。”
“晓辉同志，您看我什么时候撤退才好呢？”
“你的工作很有成就，你已经从敌人那里获得了一颗重磅炸弹。”陆晓辉睁着明亮的大眼，兴奋地说，“我看，就以你现在获得的材料也足以揭发敌人的阴谋活动了。你现在就突然失踪也可以。但是考虑到你得此机会不易，最好还是继续隐蔽下去，为以后的工作开一条路，当然，这是很危险的。”
“晓辉同志，我并不怕危险，只要是工作需要。”
“是的，你的表现很好。我们将尽快把你得到的情报，用密码拍给延安。我想，你一定会受到表扬。你尽量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吧，好吗？”
李大波点点头。他这个北方局的地下成员，受到南方局党代表的表扬，心里自然有说不出的高兴。他那有些苍白的脸，因兴奋而泛起光辉。他那既喜悦又腼腆的神态，使坐在一旁的朱丽珍感到他真有点像穿新衣戴新帽过新年的娃娃似的那么兴奋。朱丽珍手里拿着李大波带来的那叠手抄的密密麻麻的资料，准备在夜深人静时，在隔音的暗室，偷偷地发报。这所住宅地处法国租界，对日本来说，总算暂时还有一点保护的薄膜。
正式工作谈完之后，李大波走到朱丽珍跟前说：
“丽珍，我很惦念家里的情况，天津那边没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现在联系工作越来越不方便了，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怎么，你想家了吗？”
“是的，我很想。这是我过去单身时所没有的体验。”
“不要说你想红薇，连我都在想她。如果不是工作在身，纪律约束，我早就忍不住要跑到天津去看望她了。”
“没有办法啊！”陆晓辉也走过来，参加了他俩的谈话，“要不是大敌当前，必须参加这场惊天动地的革命，谁愿意抛家舍业，扔下妻儿老小呢？做为解放全人类为奋斗宗旨的共产党员，就只能如此呀！你们说对不对？”
李大波在这里跟他们吃了一顿几乎是素食的晚餐。小虾米炒油菜，骨头汤熬豆腐，糙米饭，还有一小碟榨菜丝儿。李大波边吃边想：地下党的同志生活很是艰苦，而那些跟敌人暗中勾结的人，倒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他自从进到董道宁这所阔绰的别墅，吃喝他们都包了，李大波没掏自己的腰包，把钱省下来，又加上去重庆新得到的月份薪水，以“中交票”折换了“准备票”，已有一个可观的数目，他就想拿出一些来捐给朱丽珍他们贴补伙食。
“你们的生活够清淡的了，我这回多挣了一点钱，我想拿一部份给你们。”
陆晓辉苦笑了一下说：“根据地比这儿困难多了，由于蒋介石不拨给经费，八路军和新四军，每天每人的菜金才只有五分钱，更不用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他们爬冰卧雪，到冬天连草根都吃不上，想想他们，咱这儿还是在天堂哪。为了减轻公家的开支，我们也要自谋职业，自费革命，熬过这最黑暗的时期。”
“您说的有道理，是那么回事，”李大波也微笑了，“我在晋察冀呆了一年多，很有体会，日本鬼子一扫荡，有时我们要饿好几天。有一次，我们被围困在阜平的山沟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好摘点去年树上掉下来的烂枣儿充饥。不过后来打退了鬼子，回到群众中，坐到老百姓的热炕头儿上，吃着热腾腾的窝头，就又补充上了。因为那是新鲜粮食，营养成份高，太阳和空气又好，这是上海大城市比不了的。所以，你们还是要尽量保护好身体，就是被抓，逃跑也跑的快，因此，我还是要贴补你们一点儿钱。”
朱丽珍看到李大波是那么诚恳坚决，便从旁说：“我收下了。在这儿是我当家，具体的困难，老陆不太晓得。”说着她伸手接过钱，又问：“你出门在外，真的不需用钱吗？”
“你看，我还有这么些呢，足够了。”他掏出一卷百元的伪钞让朱丽珍看。
朱丽珍点点头，放心了。那一天他留在那里直到深夜，彼此推心置腹地谈说自己的身世。由此李大波才闹清楚，原来为了应付上海警察局和新推行的保甲制度，她和陆晓辉是假配夫妇。陆晓辉是江西弋阳人，跟方志敏①是同乡。他读过私塾，在乡里上过高小，后来他这个中农受气“眼子户”的子弟，参加了方志敏领导的农民运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便随着工农红军第十军，转战赣东北的广大山区和丘陵之中。在整个的战争期间他是方志敏随身的警卫员和小文书。１９３４年他随队抗日北上，那时他刚满２５岁。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堵截、阻击。次年一月，方志敏在德兴县陇首村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半年后在南昌英勇就义。消息传来，他哭得死去活来。从这以后，更坚定了他革命到底的意志，他发誓要给培养爱护他的方志敏烈士报仇，并以方志敏为他终生学习的楷模。此后，党委派他在几个大城市里做了城市地下工作，一直到今天。李大波还发现，陆晓辉和朱丽珍还真是假配夫妇的关系，不像他和红薇。这更引起了他对他们那种难能可贵、坚贞情操的无比尊敬。
①方志敏（１９００—１９３５）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人之一。江西弋阳人。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江西领导农民运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领导弋阳横峰起义，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政权，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历任中共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省军区司令员、闽浙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和红十军政治委员。１９３１年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同第二、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中国共产党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途中遭国民党反动派阻击。１９３５年１月在江西德兴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狱中贤贞不屈，７月在南昌英勇就义。遗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记实》等。
陆晓辉身穿一件烟色丝绸小棉袄，头戴一顶毛线帽，故意打扮成“上海小开”的模样，以掩人耳目。他的仪表和他的内心世界、谈吐，是多么地矛盾。朱丽珍则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李大波送给她的那件天蓝色的毛衣，衬托着她那焕发着青春的脸是那么宁静而艳丽，完全是一个恬静的贤妻良母型的温柔女性，和方红薇的山野气息、淘气调皮的气质，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那一天他呆得很晚，才恋恋不舍地告辞，回到他的住处。照例是董道宁还在舞场留连，没有回来。他独自躺下来，回味着刚才的谈话，内心倍感充实。自从离开根据地和天津的工作岗位，他已经有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随后他又计算着日期，想象着梅思平回去汇报，周佛海和汪兆铭又该怎样地忙碌和伪装逃出重庆，最后他又想到了天津的家，想起爱妻红薇，想她投入他的怀抱时那逗人喜爱的娇嗔小样儿，他实在想她了，如果不是重任在身，他早就跑回天津了。进入１２月，事情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历史之树的年轮上，留下了这样一串永远洗刷不掉、永远也不能被风雨剥蚀、像刀砍斧刻一般不能泯灭的疤痕：
１２月５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情报工作”为名，离开重庆，飞往云南的昆明，在那里焦躁不安地等待汪精卫的出逃。
１２月６日，蒋介石突然从前线返回重庆。
１２月７日，秘书长陈布雷往昆明给周佛海拍发了一份加急电报，说蒋总裁催他“火速返任”。周胖子摇着肉球似的脑袋，疑惑着：“哎呀，是不是我们的计划已被蒋介石知道了？要不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返回来了？！……我不能再回重庆了，我也要飞河内。……不行，汪先生还没有逃出来，这会连累他的出走，那么，这样一来，我们的全盘计划便成了泡影……”
他急得简直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发了一份电报：
“视察尚未结束，请宽限几日。”
一星期的光景，他陷入了困惑的窘境，真是度日如年。
１２月１８日，蒋介石正在他召集的少壮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上训话，汪兆铭逃避了这次会议，乘着蒋介石无法对他监督，他就向云南军的参谋长，要了几张富裕的飞机票，连同他的夫人陈璧君、陈公博、林柏生、陶希圣、曾仲鸣，一块儿钻进飞机，飞往昆明。
云南军的首领龙云，到机场迎接，把他们这伙逃亡投敌的汉奸，接进龙云公馆，密谈了好几小时，……
１２月１９日，一架包机，把他们这群败类，秘密送往安南的首都河内。
１２月２０日，去东京汇报的今井武夫，一直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准确消息，他急得突发了红眼病，经过福冈、台北，抵达香港，找到高宗武探听虚实，而日本驻香港领事岩井英一，却告诉今井另一种令他泪丧的消息：“汪的出逃，不过是个谎言而已。”这使他又陷入了心神不定的烦恼。
１２月２２日的早晨，董道宁从“米高美”舞场回来，街头巷尾正热烈地叫卖：“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