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的真实生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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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美国学生，他们在读本科时多是特别勤奋的人，来到这个无需刻苦的地方后都经历一个艰难的调整期”，西格尔回忆说。但牛津的这种浓厚的自由的学术气氛非常适合克林顿的胃口，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任何课程，而不受什么限制。读书之余，他经常主动与同学海阔天空地探讨各种思想和理想问题。他的视野和知识面在迅速扩大。他已经充分地摆脱了在乔治敦大学担任学生干部所承担的各种杂事，他完全投身到牛津大学所提供的奇妙的知识海洋中了。一进牛津大学，他就制定了一个一学期阅读100册图书的计划，他的确阅读了大量课程以内和课程以外的书籍，旁听各式各样的讲座，他要充分利用牛津这个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的许多有利条件博览群书。
“他的论辩能力胜过写作能力”，他头一年的导师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在1992年对伦敦一家报纸说，“他的文章技巧也许不是我看到的最好的，但他是个废寝忘食的阅读者。”
提起在牛津的留学岁月，克林顿更有满腹的话需要倾吐，因为他把这段经历引以为荣。他说：“在英国的日子真是令人流连忘返，我花了不少时间去旅行，走了许多地方。我努力学习，认真观察，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在那里呆了两年，共读了大约300本书，我喜欢利用每天的分分秒秒，几乎超负荷地用功学习。”
但他还像在乔治敦大学时一样，喜欢广交朋友，甚至学院里的一个门卫也和比尔成了好朋友。他们坐在警卫室里，两脚搭在火炉边聊天，就像在阿肯色州的乡村小店里一般自在。他俩都身材魁梧，浑身上下充满了阳刚之气，而且非常有趣，热爱热闹。这个门卫是一个退役的英国陆军军士长，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尔·克林顿高高的个头加上一张爱笑的娃娃脸，不能不引起别人的喜欢。
克林顿可不是只知道学习的“好学生”，他的课余生活也十分丰富。朋友们都还记得1968年至1969年间他对英式橄榄球的狂热以及他在常光顾的特夫塔维思小酒馆里说个不停的情景，他也用那些阿肯色的故事和关于越战或其他问题的长篇大论给大学学院的英语聚餐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牛津大学，聚餐会是留学生们广泛交流思想的主要方式。克林顿几乎是聚餐会上的核心人物。讨论的问题五花八门，引得不少英国学生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参加进来，大家七嘴八舌，十分热闹，当然比尔从来也不会忘记向他们讲述他的家乡阿肯色州和阿肯色的大西瓜。
因为享受罗兹奖学金，克林顿无需打工来支付各种费用。在牛津的这段经历是他求学生涯中的惟一一次，因而他有许多空闲时间。无巧不成书，1970年4月，克林顿得知他在乔治敦的盲人朋友哈罗德·斯奈德也得到了到英国留学的机会，被牛津大学录取攻读现代史博士学位。于是克林顿再次对他提供帮助，领着斯奈德熟悉牛津城的大街小巷。
斯奈德说：“与在乔治敦相比，当我和比尔一起熟悉牛津的环境时，我使用手杖比先前更加稳当并更有信心，而比尔这次做我的老师比第一次做得还要出色。”
哈罗德·斯奈德后来一直为残疾人的利益而努力奋斗。1989年，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请他担任第一残疾人服务主任。后来他又担任过残疾人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英国的头一年，学术成就平平，但他从没忘记结交各种人，这是一件他一直认真对待的事———那份独一无二的名单和长方形的卡片是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的，就像每天都不马虎的日记一样，从高中到现在一直如此。如果说牛津不能在阿肯色投票或捐资的话，这里却有可为未来实现更大野心提供帮助的有用的关系。
他的朋友威廉斯认为比尔是68届学生中最受人欢迎的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克林顿和来自美国各地不同背景的学生保持着长久的友谊。威廉斯说：“比尔令人钦佩的品质使他在牛津受到欢迎和喜爱。……他非常乐于向朋友和同事们请教，他不像许多聪明人那样注重于显示他们的努力，而是不断地寻找机会，借助别人增长知识提高洞察力。”
聚餐会谈论最多的当然还是美国正在进行的越南战争，比尔·克林顿的反战情绪十分激烈。每个在牛津留学的美国学生都被英国人视为非官方的美国大使，克林顿和他的同学们经常被问及他们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尤其是关于越南战争的政策。为了进一步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克林顿在这方面花了不少功夫。当听说美国著名对外政策专家乔治·凯南访问牛津大学时，他特别安排了一次研讨会，请凯南为美国留学生介绍美国的对外政策。
乔治·凯南称得上美国冷战政策的始作俑者。1946年，他是当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他给美国国务院拟了一份8000字的备忘录，提出一种名为“遏制”的新政策。建议美国以自己的实力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这份备忘录成了美国制定对苏政策的基础，后来又实行了马歇尔援助计划，在自己盟友的土地上建立军事基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愈加感到恐慌和仇视，使美国本能地将世界各地的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均看成是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使其不惜代价地在朝鲜和越南穷兵黩武。1965年，约翰逊下令对北越开始连续轰炸，到他下台时，美军在越南的总人数已经超过50万人。
越南人民的苦难和战争的恐怖不断出现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却并未得到实质性收益，许多美国人开始对这场战争的道义基础产生怀疑。到1967年，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但是示威活动仍然挡不住约翰逊总统的征兵政策，克林顿虽然通过其伯父已经得到了赴牛津求学的机会，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随时都有可能失去这个机会。
第三章 大学生活二、留学牛津（3）
尽管去年11月当选的理查德·尼克松已允诺结束越战，而且1969年5月第一支美国部队就要开始撤离，但战斗仍在进行，死亡的军人已逾万人，征兵工作还得继续。华盛顿向地方当局施加了新的压力。比尔·克林顿在2月里通过了体检，威廉·阿姆斯特朗主席以及他领导的征兵局在1969年春突然做出决定，不能再保存他的档案，即使有罗兹学者的身份和雷蒙德·克林顿的影响。这就是说，他的兵役问题又摆了出来，这次的期限是1969年4月。
1969年4月，克林顿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内的征兵通知。幸好有雷蒙德和其他人的加紧活动，日期被再次推延到l969年7月28日。“这样他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学期”，有人这样说。另有一种说法是，在他收到通知时，已经过了应征的截止日期。他立即回信，表示通知已经收到，并及时与阿肯色州征兵局取得了联系，说明他正等待征召入伍的决定。但是征兵局的答复是他可以在牛津读完该学期后再去应征。
牛津的朋友建议他设法在美国某个大学弄个预备役名额，可这条路上已排满了等候的人，而且很可能要放弃牛津的学业。到1969年5月中旬，离新的宽限期还有2个月，克林顿已掩饰不住感到的压力，“我的情绪从没有这么低过”，他说。这个夏天，克林顿回家乡度假，离开牛津时，他一边谋划着为逃避越战做最后的一搏，一边也怀疑此一去能否再来。
回到温泉城不久，克林顿向阿肯色大学法学院申请加入“预备役军官训练营”。他知道，这样，他可以一边在法学院读书，一边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就能够缓征一段时间，并有可能拖到越战结束。而他在1992年被人端出“逃兵役”问题时，他的解释是，此举是既可以使他能够光荣地为国效劳，又能免于直接参与使他在道义上深感不安的越南战争的惟一选择。
但即便采取了这种方式，也很难保证越战会在他毕业前结束，很难保证作为“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成员就能不被征召入伍。
夏天一天天过去，他也越来越焦虑，他对自己的选择没有把握。他在牛津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一起合住在一起的陶尔波特对于他的这种心情非常理解，后来他做了《时代》杂志的高级编辑。他回忆说：“1969年秋，应服兵役的人谁也不知道何人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应征入伍。政府的政策朝三暮四，左右摇摆，变化不定，使一位23岁的反战青年认为，政府的声明根本不可信。”
克林顿陷入深深的内疚和负罪感中，8月里，他频繁地打电话给牛津的朋友陶尔波特，他未来工作班子中的成员，就是他在1992年就他们之间的对话在《时代》上撰文支持克林顿。“当他获得预备役军官资格和法学学位时，另外一个倒霉的小伙子则要接替他的位子在越南吃越南共产党的枪弹。一想到这些，他就十分苦恼。”
1969年9月9日，在他正式加入预备役军团1个月后写给牛津的同学里克·斯特恩斯的一封信，被陶尔波特形容为“说话前后矛盾……混乱，自我怀疑甚至自我谴责”。他用自嘲的口气谈到自己的雄心壮志以及转学阿肯色，怀疑自己同意进费那特维尔的法学院是不是“有抱负的政治家该做的事”。其实，小石城那些将来在商界和政界与他密切合作的人们，当时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他在写给斯特恩斯的信中描绘了温泉城那个令人痛苦的夏天，“这里的人除了小孩子以外似乎都在军中服役，大部分在越南”。
9月20日，尼克松总统宣布，1969年剩下的日子里不再征召新兵，未完成学业的在校生也不再应征，尼克松警告，如果国会不立刻改变征兵制度，他将用总统令的形式发布。全国各报都用头版头条对国会宣布1969年12月1日起实行的新的抽签式兵役制表示欢迎。
怀抱着种种的困惑和苦恼，克林顿还是踏上了归途。在华盛顿稍作停留时，他自愿参加了债务延付委员会总部的工作，准备在10月中旬召开全国性反战集会，然后在11月15日组织100万人在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游行。这时的反战运动已不限于学生和要求变革的人参加，更多了一些温和派和年长的富有的美国人。克林顿此前不久才邂逅组织者之一、老资格的活动家戴维·米克斯纳，他称米克斯纳“我亲密的朋友”。早在克林顿去牛津留学前他已经参加过反战运动，帮助组织集会和抗议活动。戴维·米克斯纳回忆说：“1968年肯尼迪和麦卡逊总统竞选活动结束后，许多刚刚涉足政治活动而又头脑敏锐的青年学生，在寻求继续进行反战运动和变革制度的方法。‘城市联盟’主席约翰·加德纳在玛撒为大约四十多位年轻的反战活动领导者组织了一个周末俱乐部，以探讨如何继续在反战时就已经开始的许多重要工作。参加者中有拉里·洛克菲勒、斯特罗布·陶尔波特……以及比尔·克林顿。”
华盛顿的超时滞留误了牛津的开学时间，尽管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尼克松新的征兵制上，可他仍觉得心里不踏实。他对前途感到迷惘，根本没有为牛津第二年的学习生活做任何安排。最后，他和陶尔波特及来自华盛顿州攻读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弗兰克·阿勒租到了一间空房子。
陶尔波特、阿勒和克林顿经常议论战争、服兵役以及被道义所困惑的问题。弗兰克选择了逃避兵役，但他凭良心办事而违反法律拒绝入伍的选择给他的家庭带来了痛苦甚至耻辱，还激起了家乡人民的公愤。比尔的选择同样受到了置疑。尤其到了多年以后他参加竞选总统的时候。
为了排遣心中的烦闷和无奈，他利用牛津的假期游历了奥斯陆和挪威各地，在那里他碰上了理查德·麦克索利，乔治敦大学的耶稣会教授、和平活动家，当时他正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各个反战团体。克林顿自愿做了麦克索利神父的陪同，得到允许后他们一起访问了奥斯陆的和平研究院，并与一部分美国拒服兵役者交谈，还与挪威的和平团体和大学生有过接触。“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方式”，麦克索利记得离开挪威时克林顿说过这样的话。11月16日，参加了伦敦格罗夫纳广场美国大使馆前有500名英美人士组成的示威活动的第二天，麦克索利又碰上了克林顿，这次是英国各教派集体进行的和平祈祷活动。“比尔·克林顿……走上前来欢迎我”，麦克索利神父写道，“他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10年后，有人对他的“反战”活动有所怀疑，克林顿对《阿肯色新闻报》说他只是“观察”了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活动。不管他给麦克索利神父的印象如何或阿肯色的报上怎么说，他所起的作用是含糊不清的，和其他人一样，他也参与过“演讲会”之类的活动，他帮助延付委员会组织了伦敦10月15日和11月15日的两次活动，还成为伦敦美国学生召集特别集会的发言者之一。但他是在小小翼翼地调和矛盾。就在他伦敦发言的前一天，英国的反战团体也要在同一地点举行要求美国从印支撤兵的活动。
“他们的那些活动可算是对当局的一种温和的反抗”，亚历山大·斯坦利在追记牛津岁月时写道。“他不属于那种极端狂暴的组织者”，同是罗兹学者的克里斯托弗·基，他后来的支持者之一说。“简·方达去河内还不是一样，没有人说那是对国家的不忠。”在有些人眼中，克林顿和他的意气相投者是自私自利的、按自己的好恶来反对战争。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临时家庭的人员构成都是很有趣的。陶尔波特是俄亥俄州富有的投资银行家和重要的共和党人士的儿子，他之所以能不服兵役“多亏了他家乡的征兵局收到克利夫兰一位整形外科专家的信”，陶尔波特一直在耶鲁研修俄语，在牛津他正参与一件他渴望已久的事，为《时代》杂志翻译由中央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