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团队中的女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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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编辑和主持人丹·拉泽尔（Dan Rather）说：“乔治·布什是总统。他来做决定，你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美国人，说让我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他是下命令的。”此外，休斯并没有离开她的工作，她只是离开了华盛顿。正如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在《萨克拉门托蜜蜂报》上的文章中指出的：“所谓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才离开白宫回到德克萨斯老家和家人在一起，这种结论是与事实不符的。”米勒计算出的结果：“米勒为小布什工作的10年里，做了120％的工作，得到的只是最高不到12万美元的工资。现在，她将要的只是和千百个有同样成就的职业母亲一样的梦，尽管不如从前的工作引人注目，但是只要做一般的工作，就能拿到10倍的回报。这个算术谁都会算。”
不过，休斯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典型的职业母亲。她拿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一笔数目不详的定金，一些报酬很高的演讲合约，还有一份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维京…企鹅（Viking Penguin）出版公司的出书合同。在她大肆宣扬“离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卡伦·休斯根本没有离开的征兆。她的电子邮件地址还是Karen@Georgebush，据她的同事马克·麦金农说，她目前每周仍在华盛顿工作三天。从2002年8月起，白宫建立了一个“白宫伊拉克小组”（WHIG）来协助协调进攻伊拉克的战略。在参加每周在白宫定期召开的例会的人中，包括了卡尔·罗孚，康多莉萨·赖斯（Condoleezza Rice），玛丽·马特林（Mary Matalin），还有卡伦·休斯。2002年底，她被安排到总统大选活动中。
毕竟，共和党又在担心女性选民的投票问题。2002年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康尼（John Cornyn）在达拉斯县的投票中遇到了来自温和派选民的麻烦。休斯接手了康尼的选举工作。在中期选举前，每一个参议院席位都至关重要。休斯为康尼做宣传，并且先后在夏威夷、艾奥瓦、南达克他、新泽西、北卡罗来纳、明尼苏达、俄亥俄以及佐治亚建立了资金募集站。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位作家解释说：“是卡尔·罗孚的政治运作需要她去那些地方。”
休斯为密苏里的吉米·塔兰特（Jim Talent）和明尼苏达的诺姆·科尔曼（Norm Coleman）做竞选工作，这两个人都获得了胜利。他们击败的分别是，全国妇女组织大力支持的简·卡纳汉（Jean Carnahan）以及取代保罗·威尔斯通（Paul Wellstone）成为进步核心组织领导人的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
2003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取得了多数席位。但是另一场选举迫在眉睫。种种迹象显示，白宫未雨绸缪：休斯被重新召回华盛顿，为布什准备2003年国情咨文讲话。在演讲的前一天，休斯在周日的电视节目上露面，跟随总统走出教堂。当国会议员们在演讲之夜涌入仪式大厅时，休斯的身影出现在楼厅里，注视着整个过程。6个月后，失业率飙升以及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总统的支持率再度滑坡。2003年8月，布什的支持率下降到53％，接近“9·11”事件前的水平。会众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以及中低收入的美国人已经不再支持现任总统。
卡伦·休斯曾经说过：“关于我退休的谣言完全是夸大其辞。”
相信她。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1）
每天，赵小兰经过她办公室门口的时候，都会想起这段历史。劳工部的办公大楼就是以推动《公正劳动标准法案》的女性的名字命名的，此人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内阁女阁员。作为同样是曼荷莲女子学院的毕业生，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is Perkins）也有“令人心酸”的故事，而且反对美国范围内任何“女人就应该呆在家里”的观念。
她出身于缅因州一个富裕的共和党家庭，她被职业女性的生活条件，特别是纽约移民工人的生活所触动。
1911年，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正在华盛顿广场附近喝茶，突然听见救火车呼啸而过。珀金斯跑出门去，目睹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妇女们在车间拥挤的人群中被践踏，从工厂建筑顶层跳下而死，共有146名纺织女工死于连衣裙厂大火。“这深深地灼痛了我的头脑和我的心，提醒我永远不能忘记为什么要花毕生经历去争取工作条件，不让这个悲剧重演。”珀金斯写道。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任命她为劳工部长（事实上，罗斯福总统是在总统夫人埃莲诺的恳求下做出的这个决定）。
威尔逊说，《公正劳动标准法案》以及整个劳工部都过时了，已经成为了雇主和整个产业的负担。他声称，“工人需要更灵活的工作时间，工作条件以及现行法律和规定允许的补偿”。现在威尔逊是赵小兰下属的劳工部劳工标准局的副局长。多年以来，赵小兰通常使用“亚洲人”、“妇女”、“移民”和“华裔美国人”这些词，如今也泛泛地使用“工人”一词了。
她不是工人和工人生活的专家，但并不妨碍她推进有关工人和工人生活的政策。她也不是种族和性别问题的专家，但从来没有停止她反对人权的言论。尽管联邦最高法院在“沃兹·考夫包装公司诉安东尼奥案”（Wards Cove Packing pany v。 Antonio）的判决中表明了立法的需要，赵小兰还是反对1991年的民权法案，并说这损害亚裔美国人的利益。在此案的判决中，一位法官的不同意见称，在鲑鱼包装厂工作的菲律宾移民工人遭受了“种植园奴隶式”的对待。赵小兰公开反对了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比尔·拉恩·李（Bill Lann Lee）对民权的确认，因为后者曾经积极倡导“赞助性行动”。在十多年时间里，她一直和右翼势力合作。右翼势力利用她自己的成功，来打击贫穷的移民以及其他不成功的少数民族。如果说赵是一个模范，那么她就是“少数民族模范”神话的典范。
如果亚裔美国人能够做到，按照这种说法，那么其他人都能够做到。如果做不到，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这样说起来，就不需要搞社会改革，不需要赞助性行动，不需要劳动条例，以及反歧视的法律。这就是美国企业学会，传统基金会，赵小兰以及查维兹等人的立场。美国企业学会的学者查理·莫瑞（Charles Murray）走得更远。在他的书《钟型曲线》中，莫瑞宣称，由于基因的不同导致少数种族处于社会底层。
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亚裔美国人特别容易受到剥削的伤害。几个世纪以来，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来自菲律宾、日本、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移民，都被用来分化其他亚洲人、其他民族或种族群体，特别是贫穷的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面对种种障碍，据说“亚裔”克服了障碍，老布什总统说：“我想起了赵小兰。”第一公子说：“她的故事充分证明了依靠勤奋工作的美德能够取得成功。”
赵小兰被说成是美国梦的“活的事例”。也就是说，途径和机会每个人都有，美国社会不需要制度上的调整。与统计数字相比，少数几个成功的故事就显得苍白许多，统计数字不是“让人心酸的”，或者说以另一种方式“让人心酸”。2001年，根据劳工部自己的数据，职业女性得到比联邦最低工资更低的工资的几率是男性的两倍。非洲裔妇女低于最低工资的可能性更大。白人妇女的平均收入只是白人男性的75％；亚太裔妇女的收入更低。冶金行业的工人收入比纺织行业高，前者绝大多数是男性，后者女性占了压倒性多数。
赵小兰和她的同事说，歧视不可能被个人努力、种族、勤奋工作以及“性格”这些力量所克服。反对者宣称，所谓旨在对抗当代的歧视性行为，弥补数百年来奴隶制、驱逐以及剥夺公民权的流毒的“赞助性行动”，不仅不必要，而且是一种耻辱。他们说，这甚至能损害一些少数民族。他们说，你也能猜得到，例如按照这种观点，亚裔美国人，具有相似性，都干得很好。
这就是赵小兰对克林顿总统阐述的观点。1997年，赵小兰，连同琳达·查维兹和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此人是加州非洲裔美国人大学的校务委员，领导了加州要求禁止赞助性行动的运动），发起了关于种族和民族的公民倡议，以此来挑战总统关于种族的有关倡议。这个公民倡议除了提供给有权势的有色人种一个反对赞助性行动的媒体平台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在同年12月，他们会见了克林顿总统。赵小兰，此时已经是一位有权势的成功女人，声称像她这样的亚洲人发现进步很困难，“因为他们没有侵略性。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她开玩笑说，“我们在学习规则。该死的，他们针对我们改变了规则。”这不是党派的立场，她的故事和她的生活也毫无相似性，但是没有一个记者说贬低性的话。
第三章长女如子 赵小兰（2）
和琳达·查维兹、阿比盖尔·瑟斯特罗姆（Abigail Thernstrom）以及莱恩·切尼（Lynne Cheney）等人一道，赵小兰也加入了反女权主义的阵营。当时这个阵营正在经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已经没有了老派的反对平等权利法案的菲利丝·施拉夫利。伴随着克拉伦斯·托马斯和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争论，遭受挫折的右翼女性创建了独立妇女论坛（Independent Women’s Forum）。该组织时髦、漂亮、亲媒体。资金来自同一家资助过沃德·康纳利反赞助性行动的基金会以及传统基金会。按照1994年度基金会的记录显示，独立妇女论坛从卡萨奇基金会（Carthage Foundation）收到了1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布莱德利基金会（Bradley Foundation）给了他们4万美元，做出了一个保守派女性的媒体目录以把她们推向媒体。
新闻记者，被强制 “平衡”报道诸如性骚扰、赞助性行动、报酬差别，已经习惯了在采访中既找一个“全国妇女组织”或“早九晚五”组织（一个关注工作环境中问题的组织）的代表，又找一个“独立妇女论坛”的代表作为“反方”。尽管这些组织并不是同等重要的组织，但是在媒体这样看。前两个组织都包括了数十，乃至千百个付费的会员，而后者只是有几百个精心挑选的女性头面人物组成。独立妇女论坛不提供除了媒体服务之外的其他服务。它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该组织声称，脆弱和个人才智的不同可以解释性别差异问题。她们说，妇女的贫穷是因为她们选择了贫穷，“不信看看我们”。
难道是赵小兰误解了自己的家庭史？正如一位头版新闻的作者写的那样，她曾经有几次“弄混”诸如在美国土地上的第一个“落脚点”：她对《洛杉矶时报》说是洛杉矶，后来又跟《纽约客》说是纽约。1991年一家企业的记者问赵小兰，为什么她自己不当和平队的志愿者，给予那些发展中国家专业性的关注。她回答说：“如果你是一个少数民族背景，你就有义务养活家人。”赵的意思可能是说，帮助家人在西切斯特铺路的事情。但对于一个得求着父亲让她暑假打工的女孩来说，这好像有歪曲事实之嫌。
曼荷莲女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和毕业生早已厌倦了她无休止地重复“努力工作”是取得成功惟一合法途径的论调。她们说，在她的事例中，这种说法就不正确。布什任命她担任劳工部长不久，校园里关于她的事就传开了。许多人都说，在她毕业那年，赵小兰被指责剽窃。她们进一步说，由于有“权势人物”过问，她才最终拿到了学位。赵小兰的三名同班同学愿意非正式地谈论此事。一位曾教过赵小兰的教授说：“你所说的事我很清楚，但是我不愿意谈论这件事。”赵小兰自己不愿意回答关于这件事，而学校引用了学生隐私规则，既不肯定也不否认这件事。赵小兰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曼荷莲女子学院毕业典礼的名单中；赵小兰办公室拒绝解释原因。这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许多人看起来不愿意或者害怕谈论她们知道的事情。
对赵小兰非常适合，公众的不了解对于她以及她的同盟者很有好处。他们只说她原本是个8岁时还不会说英语的小女孩，其余的都是事先就有的陈词滥调。“亚洲移民”让人联想起的故事和赵小兰的都不同。例如这类故事里不会有航运董事，更不用说是一个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的航运董事了。
索尼亚·沙阿（Sonia Shah）是《龙夫人：喷火的亚裔美国女权主义者》一书的作者，她指出：“赵以其隐晦的政治身份掩盖了右翼立场以及强硬的公司思想倾向。”事实上，赵小兰是一位专家，富有经验和资力，在劳工部为发展一定群体的利益而服务。这些利益属于资方，而不是劳方。她曾先后担任过西北航空公司、克劳洛克斯公司（Clorox）、都乐食品公司、纳斯达克公司（NASDAQ）以及HCA保健公司的董事。她以及她传统基金会里朋友的目标是使得劳工部变得对资方更友好。对于80年代的“发射”进行的第二次“加速”中，新右翼的计划不但削减了预算，取消了管制部门的权力，而且重新进行了改组，使得机构更适合达到新的意图。
2002年8月，赵小兰与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ALEC）交流了她对劳工部前景的意见。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极右翼立法者的团体。她开始为削减劳工部的预算欢呼雀跃，2003年美国劳工部的预算削减了7％。她说，精简机构是一个“胜利”，暴露出这个部正在干的蠢事。她提到了“限制棒球球童使用童工，要求加强救国军摇铃人的工作时间限制，派联邦健康和安全调查员到在家工作的人家里调查”。如果只凭几个琐碎的事例就想说明问题，那么很容易认为联邦童工保护、工资及劳动保护法规都很愚蠢。多年以来，传统基金会就是用这些例子，来建立人们对这些基本法的反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