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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

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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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象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见几个光着身子的隐鼠在地面游行,不象正在办着喜事。直到我熬不住了,快快睡去,一睁眼却已经天明,到了灯节了。也许鼠族的婚仪,不但不分请帖,来收罗贺礼,虽是真的“观礼”,也绝对不欢迎的罢,我想,这是它们向来的习惯,无法抗议的。    
    “几百年的老屋”,借喻中国社会。    
    “隐鼠”,借喻鲁迅的表妹琴姑。鲁迅既然以“猫”借喻朱安,而鲁母最终以朱安取代了琴表妹,包办婚姻的结果好比是“猫”驱除了“隐鼠”。那么以“隐鼠”借喻琴表妹就很贴切。    
    “尖腮细腿,象煞读书人”,这是一条有力的线索,证明“隐鼠”就是借喻有才学的琴表妹。    
    “老鼠成亲”,隐喻鲁迅希望母亲把自己与表妹琴姑包办婚姻,本来母亲有这个意思,但是鲁迅没有等到。    
    “向来的习惯”,犹《狂人日记》中大哥所说的“从来如此”。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春后,你听到它“咋!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称为“老鼠数铜钱”的,便知道它的可怕的屠伯已经光降了。这声音是表现绝望的惊恐的,虽然遇见猫,还不至于这样叫。猫自然也可怕,但老鼠只要窜进一个小洞去,它也就奈何不得,逃命的机会还很多。独有那可怕的屠伯——蛇,身体是细长的,圆径和鼠子差不多,凡鼠子能到的地方,它也能到,追逐的时间也格外长,而且万难倖免,当“数钱”的时候,大概是已经没有第二步办法的了。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犹妨碍自己与琴表妹包办婚姻的其实并不是朱安,因为“在女的一方,本来也没有罪”。    
    “蛇”,借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礼教。真正吃人的是封建礼教。    
    这一段的意思是,朱安本来不一定会取代琴表妹,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愚昧落后,琴表妹就难逃劫运了。    
    有一回,我就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数钱”的声音,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隐鼠,口角流血,但两胁还是一起一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子里,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了原,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给放在饭桌上,便捡吃些菜渣,舔舔碗沿;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舔吃了研着的墨汁。这使我非常惊喜了。……这隐鼠总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罢,虽然它舔吃墨汁,并不一定肯等到我写完字。    
    隐鼠舔食墨汁这一段文字又是在隐喻琴表妹很爱读书,很有才华,并且与鲁迅的关系十份亲近。鲁迅曾经在舅舅家居住过,双方相互的印象都很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都一致,这将是一段很完美的包办婚姻。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    
    “这使我非常惊喜了”,这正是鲁迅“爱才”的表现。鲁迅喜欢琴表妹,喜欢许广平都是出于爱才。朱安没有文化,许羡苏不如许广平有才学(许广平除了才学略胜一筹,直率是更重要的原因)。    
    现在已经记不分明,这样地大约有一两月;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所谓“若有所失”。我的隐鼠,是常在眼前游行的,或桌上,或地上。而这一日却大半天没有见,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它走出来,平时,是一定出现的。我再等着,再等它一半天,然而仍然没有见。


第二部分鲁迅为何仇猫?(3)

    鲁迅离开了舅舅家,从此不再见琴表妹。这场流产的包办婚姻,当初鲁迅虽然并不知道,但1926年写《朝花夕拾》的时候,必定是知道了的。    
    长妈妈,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也许是以为我等得太苦了罢,轻轻地来告诉我一句话。这即刻使我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她说: 隐鼠是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    
    再引用一次前面已经摘录过的周建人的话: “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感情都很好,也很喜爱她的侄女、甥女们,她们对她也是既亲热又孝敬,但是,竟没有一个选作长媳,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又为什么要使我的表姊,特别是琴表姊,如此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相信谦婶的话,认为朱安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朱安顶替了表妹们,犹“隐鼠被猫吃去了!”    
    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除了前面萧文邦提到的一处,这里是鲁迅又一次以曲笔哀悼琴表妹,并表示愤慨,于是无意之中吃了妹子——朱安的肉。    
    鲁迅的仇猫(朱安)由痛失琴表妹而来;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痛恨,亦由于包办婚姻造成的身心痛苦而来。这样发掘鲁迅的思想绝非是亵渎鲁迅,从哲学角度看,出于任何一种原因投身于革命,其价值都是相等的,不能说革命的因缘必须是出于直接地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报仇的恶念”,某一种革命精神从另一种革命精神而来也许可能,但是问到底,“报仇的恶念”总要有个第一原因,否则就成了无缘无故的“报仇的恶念”,就讲不通了。如果认为这样看问题就是对鲁迅的不恭,鲁迅研究就只能是空洞的陈词。确实,许多鲁迅研究都不能建立在严密地逻辑推理之上。你推理便是你错!     
    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    
    鲁迅在家中,对的朱安恕道,报之以冷峻的沉默;在社会上对于某些正人君子的中庸之道,或进行激烈的攻击,或捎带讥讽几句。    
    但许多天之后,也许是已经经过了大半年,我竟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 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它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    
    真正造成了鲁迅包办婚姻悲剧的人物是长妈妈。当鲁母鲁迅与琴表妹的包办婚姻之事说给长妈妈听得时候,长妈妈就说“犯冲的呢”。因为琴表妹比鲁迅小两岁,生肖属羊,绍兴地区有俗语说: “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所以不能娶过来做媳妇。原来是长妈妈破坏了鲁迅好的包办婚姻,犹隐鼠“被她一脚踏死了。”鲁迅后来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也提到她踩死隐鼠的事,还讲到她精通其他一些迷信的习俗和落后观念。    
    这确是先前所没有料想到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然而在现在,这些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倘其万不得已,则赶走而已,决不打伤它们,更何况杀害。这是我近几年的进步。经验既多,一旦大悟,知道猫的偷鱼肉,拖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    
    鲁迅痛恨猫——“恕道”和“中庸之道”的化身。在社会上,遭到了许多名人的攻击。在家中,母亲也很不满意。鲁迅的《兔和猫》说: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虐待猫为然的……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我觉得母亲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这些都是暗喻母亲的包办婚姻,所谓“太修善”就是不忍心退婚,以免伤害朱安。在北京,母亲对于鲁迅以性冷淡“虐待”朱安自然也不以为然。    
    “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本来人们“十之九是憎恶”包办婚姻的,鲁迅要抛弃自己的包办婚姻,也等于是打猫(朱安)。人们又会同情朱安,憎恶鲁迅的打猫(朱安)。    
    鲁迅除了写文章骂猫之外,在生活中见到猫就打。未与许广平    
    同居以前,周作人帮着他打,以后就与许广平合力痛打之。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说: “有时我先睡熟了,听到楼下客堂冲击的声响,莫名其妙地赶紧跑下去一看,原来关起门窗,他拿着棒在打猫,猫南北地跳,朝着两头的窗,是困兽,却不善斗。他则追奔逐北地两头跟着去打,见到我来了,也招呼加入战线,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给它得间脱逃,准会死在乱棒之下的。”     
    鲁迅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仇恨都迁怒于猫,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与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鲁迅所见到和所忌恨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世俗文化,对于中国的纯文化,鲁迅不曾从学理上批判过它,总是把纯文化解读为世俗文化之后再批判之。鲁迅这样理解中国文化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文化观念都可以有多种解读。读中国书是如此,读外国书也一样。外国书古希腊人常说,两个人说同一句话,不是同一个意思。中国的世俗文化与纯文化也不是同一个意思,但往往混淆不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个人婚姻状况是密切关联的。由于包办婚姻而成怨偶,没有爱,互相就不能理解,如鲁迅对于朱安所持的儒家恕道精神就深恶痛绝,视为猫的性格;对于纯文化也有这个问题,首先是不能爱,当然就不能理解。既然不爱,永远别指望能从学理上理解。这是许多现代学人的一大特征——这种现象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很典型,这也是鲁迅极受我们欢迎的一个原因。


第二部分绝望中的希望(1)

    《野草》这本小书一向被视为难于索解,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文艺理论太政治化了,太革命化了,戴了有色眼镜,自然看不清本色。另外就是禁区的障碍——伟人的性压抑是不可以曝光的,现在禁区稍稍解禁,谈一谈鲁迅的性压抑也许不要紧。其实,比起禅宗的公案,《野草》并不难解,如果稍能理解禅宗公案,理解《野草》就不那么困难,又无可悟之处,只须猜一猜迷而已。悟公案须要抓住根本处,一切都迎刃而解,理解《野草》,也是如此。西方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 “谁有什么病,就老说什么病。”鲁迅在《野草》中老谈什么病?就是包办婚姻导致的性压抑。只要承认“病”是事实,就不难理解鲁迅,试想,文人既然不满意自己的包办婚姻,又无法解决,以文字宣泄性压抑的苦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鲁迅在写作《野草》初期同时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厨川用“人间苦”来阐明人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化用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观点(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源于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厨川白村认识到“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抵,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苦闷的象征)引言》: 《鲁迅全集》第10卷,232页。鲁迅颇赞同厨川白村关于文学艺术根源与表现形式的这一观点,将它视作厨川文艺理论的核心。鲁迅的《野草》也可以说是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诠释,象征性地、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受包办婚姻压抑的苦闷。呐喊出“无所可爱”,彷徨于“无所可爱”。林贤治说: “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人类具有两种本能: 一作爱欲,一作攻击;一作生存,一作死亡。各种本能冲突的结果,每每体现为单一的倾向,于是成就了世上的许多宗教家、艺术家、伟大的统帅、铁血宰相、强盗、刽子手、书报检查官、裁缝匠等各种类型的人。对他来说,两种本能冲动却都是同样的激烈,相生相克,缠斗不已。当此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他不能不呐喊且彷徨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    
    章衣萍回忆说: “鲁迅先生自己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了”,(章衣萍《古庙杂谈(五)》)外国书也称《野草》是鲁迅最伟大的作品,因此读懂《野草》,是了解鲁迅思想的钥匙。    
    《野草?题辞》是一首很成功的新体诗,比胡适的新体诗强得多,胡适的新体诗只是“我手写我口”,没有文化的传承,所以不堪卒读。鲁迅也写过几首类似胡适体的新诗,显然是不满意,以后就只写旧体诗了。由此可见,新生事物如果在一片废墟上凭空产生,决不会美妙。新的好东西必须由旧的好东西改革而来,鲁迅的新体诗明显的借用了佛道的思想形式和表达方式。像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志士仁人一样,鲁迅也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佛经。近代史上那些为中国的富强寻找出路的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陈独秀(在他的晚年)等人,都是想从佛教中找到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据。鲁迅则不同于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寻求消解性欲的方法。冬天不穿棉裤,是西医的办法,还是佛道的办法?肯定不是佛道的办法,大概是日本西医的办法。鲁迅虽然没有接受佛教的思想,但是道教的思想鲁迅可是吸收了不少。鲁迅说自己“思想上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郭沫若说: “鲁迅爱用庄子所独用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词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反映,无论是顺是逆。”(《庄子与鲁迅》)笔者以为,鲁迅真正从外国书里吸取的营养远远不如从中国书里吸取的多。毋庸讳言,鲁迅自己也并没有身体力行他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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