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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

3615-新发现的鲁迅-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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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何故兮—一由她去罢。    
    据鲁迅自己说,《我的失恋》不过是作着好玩的: “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野草)英文译本序》,)“《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我和〈语丝〉的始终》: 《鲁迅全集》第4卷,166页。而鲁迅的学生孙伏园回忆说: “他所爱好的东西,未必是人人所能了解。这一层鲁迅先生自己同我说过,如果别人以为‘回他什么’以下的四样东西(猫头鹰、赤练蛇、发汗药和冰糖葫芦)有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的意义,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实在欢喜这四样东西。”孙伏园《京副一周年》: 转引自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109页。许寿裳则说: “阅读者多以为信口胡诌,觉得有趣而已,殊不知猫头鹰本是他自己所钟爱的,冰糖葫芦是爱吃的,发汗药是常用的,赤练蛇也是爱看的。还是一本正经,没有什么做作。”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70页。看来,孙伏园、许寿裳都不认为鲁迅是做着好玩,既是自己“实在喜欢”又“一本正经”。    
    很明显,回赠的这四样礼物都是鲁迅坚持自己理想爱情的象征物,而非世俗婚姻的信物。潜台词是只爱自己所爱的,而于自己所不爱的只好忍耐,实在太痛苦了,不能敷衍将就下去了,就必须“离开”,但是道德上的困难怎么办?没有办法,就顺其自然吧。问题是出在“爱人”不能接受“我”的求乞,而“我”也不能接受“爱人”的求乞,这种“求乞”,不禁使人想到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人类本性的看法。    
    回赠的猫头鹰,可以视为鲁迅的自喻,它象征的不祥征兆是对旧文化、包办婚姻的反叛。鲁迅曾说: “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的事。”(《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在《随感录四十》里也说: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杀泺|枭般叫……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为什么回赠赤练蛇?就是坚持自我。因为鲁迅是属蛇的,正好借此自喻。《墓碣文》的碑文有“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句;《死火》中有“我身上喷出一缕黑烟,上升如铁线蛇”句;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把自身感受的寂寞形象地比喻为大毒蛇: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气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里以钞古碑的方式逃避不幸的婚姻,寂寞如大毒蛇,与回赠赤练蛇可以“互训”。在别处鲁迅又以“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或“枭蛇鬼怪”来形容自己的斗争精神。    
    为什么回赠冰糖葫芦和发汗药?这两件东西都是鲁迅自己所常用的。意谓鲁迅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亦即个人主义。    
    鲁迅的个人主义长起之时就“忽而憎人”,鲁迅的人道主义长起之时就“忽而爱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这首拟古的新打油诗就是鲁迅“为自己玩玩”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发生了矛盾,照顾到猫头鹰和赤练蛇的需要,朱安的问题就不好办,无奈之际就只好“有她去罢”。她不能接受鲁迅的礼物,鲁迅也没有其他的礼物可以回赠,互相不能沟通,意味鲁迅根本不承认这场婚姻。鲁迅在《影的告别》中说: “你还想我的赠品。我能献你甚么呢?无已,则仍是黑暗和虚空而已。但是,我愿意只是黑暗,或者会消失于你的白天;我愿意只是虚空,决不占你的心地。”这话与“由她去罢”或“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乞讨”都可以“互训”,都是一个意思。回赠朱安所不需要的,就等于拒绝朱安。


第三部分“由她去罢”(2)

    以赠送信物和回赠信物的形式隐喻这个问题,结局当然只有这样。这里鲁迅显然改变了“陪着做一世牺牲”的初衷,此时就特别需要“自欺”,不过此处的“自欺”不是对于潜意识而言的。当然,如果我们因此而指责鲁迅没有信守自己“陪着做一世牺牲”的诺言,那就有失公允了。鲁迅为此而烦恼痛苦,恰恰表现出鲁迅的人道主义精神。许多人改变自己的婚姻,很解决果断,没有一点思想困难,是不足道的。    
    林贤治说: “他说《我的失恋》,旨在讽刺流行的打油诗,其实一如《他》以及其他白话诗一样,都是爱的独白。其一,是说我的所爱在寻找不及的地方;其二,爱人所赠与我的回赠完全的风马牛: 百蝶巾—猫头鹰,双燕图—冰糖葫芦,金表索—发汗药,玫瑰花—赤练蛇,彼此的价值并不对等。据考证,后者正是他平素所喜欢的。事情如此悖谬,难道爱,真是可以期待的么?”这个问题是与许广平同居生子以后出现的,当时还没有这个问题。当时的问题是体验不到爱,而非体验到了爱以后的虚无。    
    鲁迅为什么放弃了自己“陪着做一世牺牲”的初衷?是由于身体上的变化导致了观念的变化。对于这一点,鲁迅自己未必明白,这是个潜意识问题,然而弗洛伊德也未必明白。外国书里似乎找不到,中国书里则里有之,请看美国学者艾恺先生与梁漱溟有一段谈话,可能对此问题有所启发。    
    梁: 我是希望你了解我思想的根本,我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如果能够对佛家和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    
    艾: 梁先生,你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对佛家佛学的兴趣有没有恢复了,或者增加了,或者就是说“五四”时代,你就放弃了佛学而转入儒学了。    
    梁: 说放弃,也没有放弃,不过是原来想出家做和尚,把这个“出家当和尚”放弃了.在思想上还是那样。    
    艾: 啊,现在明白一点。其实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就是说你不是完全放弃,不过觉得目前问题不太需要佛学,比较需要儒学。    
    梁: 我是年纪很小,比如说十六七岁就想出家为僧。    
    艾: 这我弄错了。是真正要做和尚,而不是要做居士。    
    梁: 嗯,不是。真正要出家为僧。这个志愿到了二十九岁才放弃,假定真是从自己当初的那个志愿,很早就出家到庙里当和尚去了。不过没有很早出家,就被蔡元培先生拉去,在北京大学要我讲哲学。走上这样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去到庙里当和尚,而跑到知识界,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同知识分子在一起,难免就有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彼此较量。好胜之心是从身体来。如果是像当初所想,很早出家到庙里去,可以也很相安,很平稳,走一种很冷静的路子吧。可是一到大学,同许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彼此容易有辩论,就引起了好胜之心。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    
    我的失恋艾: 真可惜我在写书以前,没有机会向你当面请教。    
    梁: ……一定能够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才算是了解,没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还是等于没有听。    
    艾: 把思想当作为主体,当然是应该的,不过有时候思想也牵涉到你个人的事。……我当然同意思想是要紧的题目,不过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思想也离不开他个人的生活。    
    梁: 就是,完全离不开。……《梁漱溟全集》: 第八卷附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外国书的特点就是如此,研究一个人的思想总也离不开他“个人的事”。梁漱溟“个人的事”也离不开“两性”和“结婚”。梁漱溟由想出家到放弃出家,到结婚,就是因为身体的存在方式不同。在北京大学与知识分子们“彼此较量”一番,身体上就发生了“好胜之心”,也就产生了性欲,于是乎结婚。    
    鲁迅则不然,由本打算“陪着做一世牺牲”,放弃性欲,到“由她去吧”这两者之间,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鲁迅是不太清楚的。鲁迅对佛学的研究与梁漱溟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完全不一样。鲁迅能明确意识到的是在“由她去吧”与和许广平结合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困难,就是朱安这个“第三者”的存在。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鲁迅的“由她去吧”是否由于“好胜心”导致的?这个问题似乎不必再列举论据,我们就能够同意鲁迅确实具有很强烈的“好胜心”,他与一些知识分子——他称之为“绅士”、“名流”、“名教授”、“正人君子也者”之间的辩论,有时候到了“好胜心”旺盛得如火如荼的程度。此时“身体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梁漱溟与知识分子的争论毕竟没有鲁迅那样达到“刻毒”的程度,尚且如此,何况鲁迅处于种种的矛盾之中,身心都疲惫不堪,痛苦万分。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曾坦承自己在没有爱人状态下的苦恼,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后,来到了广州,但是暂时依然是“一卷行李一个人”,所以常常是“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鲁迅致川岛信,1926。11。12)可见,同人争论与没有爱人都能相互作用,使人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如果真的要“陪着做一世牺牲”,永远处在“一卷行李一个人”的“寂寞”状态中,又常常与人争论,处于好胜的亢奋之中,确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会大大地损害一个人的身体,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一个出路,有一个方法解决它才好。    
    现在,鲁迅虽然没有完全确定的恋爱对象,但是要“失掉”“坏地狱”的决心则是确定无疑的。鲁迅仍然是不愿意直说,就以打油诗的形式虚晃一枪,也确实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


第三部分与软刀子的对峙(1)

    《复仇》有多重含义,本质上是向封建文化和包办婚姻复仇,而朱安、看客则不过是封建文化的载体。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所谓“生命”乃是“肉体”的委婉语。古时相爱的男女互称为“欢”。如乐府诗《莫愁乐》曰: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此处的“大欢喜”是指夫妻本来应有的两性之爱,有实际的性快感,故称之为“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也是鲁迅所渴望的爱情状态。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尖锐的利刃”,喻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    
    “一击……”,即制造出不能“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的包办婚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悲剧,恰如利刃穿透了菲薄的皮肤。    
    “杀戮者”,指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它是青春的杀戮者。    
    “鲜红的热血……灌溉杀戮者”,意谓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往往以悲惨的死来反抗封建礼教。鲁迅对死的问题也有所考虑。有一段时间,鲁迅曾想过自杀,许广平曾发现鲁迅藏于被褥下的两把钢刀。许广平对此很不理解,她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 “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杀敌是妙的,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两地书》: 1925年6月1日致鲁迅。在鲁迅写《影的告别》的同一天,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写道: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却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虽然是“却不实行”,但是,常年枕刀待旦,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鲁迅如果不是陷入极度悲观,绝不会想到自杀或杀人的。何以不实行?其实,鲁迅不过是以此来排遣苦闷和无奈而已,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有点古人“灯下看吴钩”的意思。这刀无论用与不用,它必然是与“鲜红的热血”有关,夜里枕着“明晃晃的钢刀”不睡觉或入梦中,都能使人产生某种联想。    
    “给以冰冷的呼吸”,指自己与朱安的婚姻关系,不能以激烈的手段破除包办婚姻,就只能漠然处之。    
    “人性茫然”,暗指性生活茫然,鲁迅与朱安之间没有夫妇敦伦之谊。    
    “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欢喜”二字是佛家常用的形容词,如“欢喜心”、“欢喜佛”。此处的“大欢喜”,是仿照佛家的用语,其意境也是仿照佛家所提倡那种超脱尘世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自然没有性欲的快感可言,超越爱的性欲的欢喜,则无须依靠敦伦这种爱情的“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坟?寡妇主义》)去达到。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有别于自由恋爱的“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是生命本质意义上的欢喜。如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中所说的“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大概鲁迅认为这种人就有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自己也应如此。而朱安则正是鲁迅所说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鲁迅自己似乎暂时也是“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因此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也只能是一种期望、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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