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1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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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蔡中笏在兴宁接任第20师师长，后因酒醉误事，对部下疏于管理，被撤去师长职务（这是叶挺在和蔡中笏对饮入醉后爆出来的料），但蔡自己却认定是因为和何应钦不合，离职后跑到熟人在上海经营的永豫纱厂，当了几年的小股东。1932年初，永豫纱厂因经营不善倒闭，蔡中笏更是沉醉酒乡借酒浇愁。当时叶挺已担任驻京沪的十九路军参谋长，虽然找过蔡中笏，但见他酒鬼的样子，无法起用，遂强令其戒酒（以免误事），并告知以自己戒酒的秘方（喝放盐的白开水）。蔡中笏是叶挺长期的酒友，关系极好，眼见号称“酒仙”的叶挺都戒了酒，而他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于是遵照叶挺的吩咐，终于成功戒酒。叶挺重返广东后，特地聘请蔡中笏担任十九路军炮兵总指挥官兼机械化师的炮兵旅长，军衔高配中将，人尽其材。
蔡中笏干回老本行自然心花怒放，而且机械化师的炮兵如此强大也令他吃惊，大感有了用武之地。蔡中笏不但自己是著名的“神炮”，还是优秀的炮兵教官（之前他在东阳中学任教时也是优秀的数学老师），故而将大批知识青年迅速培养成合格的炮手。叶挺为了炮兵尽快形成战斗力，故而免除了知识青年传统的队列等形式训练，专门苦练炮兵技术，总算赶上在热河抗战中派上用场（对装甲兵也是如此）。
除去4个军、2个独立师外，十九路军还直辖李金波的特务团。叶挺在特务团编制内成立了1个伞兵连，实际上是特种作战部队，为了将来东北作战的需要，从东北军92师中精选了10多名精英。只有叶挺自己知道，这些人不久将决定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命运！
叶挺还将参加过“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老兵分散到4、11军中，传授对付日军的经验。
军校方面基本保留了陈济棠的老底。陈济棠成立了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因位于广州东北郊的燕塘，故简称燕塘军校。每年招收400名学生，但在复试时要经过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叶挺废除了这一迷信做法，择优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6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由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张发奎、蒋光鼐、蔡廷锴、缪培南等名将亲自授课。叶挺还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
陈济棠在全省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对此，叶挺继续保留，并参照广西民团的办法，派出退役官兵予以训练。到1933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8800多个中队，2700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106。8万余人，增强了对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也作为野战军的预备队，随时补入正规军。叶挺估算，按照广东4000万人口，极限动员可达200多万人，在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中当仅次于四川省（历史上抗战中出兵300多万）。
陈济棠在给广东谋财富的同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粤军装备是非常精良，官兵收入也很高，但是粤军总体战斗力却呈大幅度滑坡的态势。在陈济棠主政广东之前，粤军的战斗力之强悍，在中国大地形形色色的军阀部队中可以进前三名，涌现出像“铁4军”这样的劲旅。但是陈主政广东期间，大肆扩军，但是似乎又不能好好训练粤军新部队，这就造成了粤军各个部队战斗力参次不齐，成金字塔状，有的部队（如李汉魂的64军、叶肇的66军）战斗力不错，但多数部队战斗力很差，大多几乎是乌合之众。日军进攻广东，原本以为广东抗战前有120万大军（连民团、警卫队），应该难以对付，但是这些大军都没有看见踪影，使日军大出自己意料顺利夺取广州。连广东自己的将领，如余汉谋、叶肇等都批评粤军已经成为了“富家少爷兵”。确实粤军战斗力滑坡得相当大，以至于粤军64军在1945年反攻的时候，64军士兵几乎全是广西籍士兵，64军此后也一直不喜欢自己招募本省的广东兵，在解放战争中，64军部队一度也被解放军称为“广西猴子兵”，这就是因为里面太多广西兵的缘故。究其原因，军官腐化是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陈济棠粤军的军官被称为“三套装”，就是在军营里穿军装，白天去逛市场穿绸装，夜晚去夜总会、歌舞厅穿西装，一放假就去香港赌博、吸大麻、嫖妓，如此何谈战斗力？故叶挺大力整顿军纪，特别严令禁止军官去香港花天酒地，扭转了旧粤军的不正之风，缪培南、李汉魂、邓龙光、叶肇等旧粤军将领也予以大力支持。这样，十九路军、张发奎铁4军、陈济棠旧粤军“三合一”，又恢复了北伐铁军的蓬勃朝气和强大战斗力。
正文 第二十七章：谋定后动（1）
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占领“万里长城第一关”山海关，揭开了侵略热河省的序幕。但这一震惊中外的巨大历史事件，正是蒋先云、叶挺等待的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中华民族全部力量奋力抗击侵略的契机。
自1932年5月中日淞沪协定签订之后，中日两国军事、政治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1932年5月15日，日本一批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及警视厅等国家重要机关，杀死了首相犬养毅。日本军部借机很快宣布紧急状态，建立了由军部控制的、以前海军大将斋藤实为首相的新内阁，从而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内阁的基础。新内阁以确立所谓“国防国家体制”为宗旨，将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进一步推进。自此，日本政治开始完全由军部控制，强硬的军国主义分子控制了国家的一切，军国主义国家也正式全面形成。在此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决定“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
热河省这个名称现在大家也许比较陌生，它其实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东北四省中的一个省份（当年中华民国的东北并非三省，而是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四个省和一个哈尔滨特别行政区）。
热河省面积19万平方公里，和现在的广东、江苏省差不多大，人口有450万。当时的热河省包括现在的河北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辽宁省的南部（该省在195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撤销）。
热河省最有名的自然就是省会承德，它在清朝时期是满清皇帝的行宫——避暑山庄所在。据说避暑山庄内有一条仅有数十米的河流，是由地下温泉形成，终年温热，四季不结冰，热河省的名字由此而来。
热河虽然面积不小，但是省内多是高原地带，物产贫乏，经济比较落后。但是热河省的地利位置非常重要，自古以外热河省内各个城市都是塞外的军事重镇，全省地跨内蒙古高原和东北的松辽平原，是东北和华北的最后门户和战略枢纽，千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历史上的大宋，大明和满清都在热河建立众多防御要塞，用以作为关内的屏障。
同时，热河地带多为高原的山地，到处是崇山峻岭，高山险隘，从战术上来说是绝对的易守难攻之地。对于中国来说，华北地区多为平原地带，从平津往北只有热河省一块高地的防御优势地形。
如果能够保住热河，那么中国对东北的日军就保有战略进攻的态势，一旦有机会可以随时反击，收复东三省。同时可以利用热河省，对关外坚持战斗的义勇军进行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援，对东北的日军是一个很大牵制。
但是，如果中国丢失了热河，那么华北平津一带就无任何地理屏障，只剩下古代的万里长城而已。砖石结构的万里长城对于冷兵器时代的游牧民族来说，可能还是防御的利器。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新式军队来说，残破的长城根本是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
自古以来，无论盘踞在东北的少数民族如契丹、女真、满清等入侵，必须首先攻占的就是热河，一直打到长城边。热河地区一旦失守，定都在北京的众多王朝如北宋、大明都灭亡了。
对于热河的重要性，中日二国当然都是非常清楚。
热河省连接东北、华北和内蒙古，日军如占领该省，既可随时进窥内蒙古和华北，又可切断关内和东北义勇军的联系，巩固它在伪满的统治。早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关东军就已在《满蒙自由国设立方案大纲》中将热河划入预定建立的伪满洲国版图。1932年2月，关东军炮制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在其所谓的《独立宣言》中说：“热河省与旧东北三省有不可分割之关系。”1933年1月，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在议会发表演说，说：“满蒙与中国系以长城为境界者，由历史而言，亦无议论之余地。尤以热河省之属于满洲国之一部者，征诸该国建国之经纬，当可明了。”因此，在日本组建伪“满洲国”的各种方案中，没有一个不把热河与辽、吉、黑三省并列，划入伪满洲国的“行政区划的之中”。在1932年3月“满洲国”成立时，伪政府成员名单中就包括了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并委其为“参议府副议长兼热河省长”，企图以高官厚禄把汤引诱出去，使日本不战而得热河省。此时，日本一面设法拉拢汤玉麟，一面开始筹划直接以军事行动夺取热河。
“九一八”事变占领锦州以后，关东军精锐第8师团就驻扎和热河近在咫尺的绥中一带，并且频繁骚扰热河省边境。1932年7月，日本就借口“权四郎事件”（石本权四郎为关东军的特务，接受任务前往热河策反当地军阀叛变。结果石本在火车上被得到情报的义勇军李海峰部士兵捕获，随后被义勇军以间谍罪枪决），用装甲部队配合数百日军攻击热河东部城市朝阳，还出动飞机轰炸热河各大主要城市。当地义勇军坚决抵抗，以游击战四处袭击进攻朝阳的日军。日本没有占到什么大便宜，很快被迫后撤。这只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目的是看看热河省东北军的实力和抵抗意志。随即，关东军又策划了“山海关事件”。
山海关又称榆关，位于燕山山脉及万里长城的东端，枕山襟海，地势险要，扼辽、冀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东北沦陷之后，张学良为加强山海关地区的防御力量，任命独立步兵第9旅旅长何柱国为临永警备司令，统领该旅及独立步兵第12旅、骑兵第3旅和工兵、山炮兵各1个营，分驻于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等地。部署于山海关的部队为第9旅第626团的2个营。
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日本及英、美等11个国家在天津至山海关间的各要点上均驻有军队。“九一八”事变后，山海关、秦皇岛驻有日军守备队200余人，附近海面还泊有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军舰10余艘。山海关以东至锦州间，沿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关东军第8师团的第4旅团和骑兵第3旅团一部及炮兵第8联队，另外配属有关东飞行队的第1中队、铁甲列车3列和坦克10余辆，兵力共约4000人。
1933年1月1日深夜，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落合甚九郎派人在营院内投掷手榴弹并鸣枪数次，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即以此为借口，向中方提出4项条件，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军队、警察及保安队撤出山海关的南关及南门，由日军进驻。遭到中方拒绝后，日军于2日晨强占南关车站，并将中国警察缴械。上午9时开始攻城，被守军击退。日军第8师团即向东北军第9旅送来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立即撤出山海关。10时，日第8师团一部兵力乘4辆列车，在3辆铁甲车护送下到达山海关，10分钟后与其守备队在飞行第1中队5架飞机支援下共同发起进攻。守军沉着应战。战斗至17时许，日军受挫退去。当晚，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命令第4旅团长铃木美通：“一并指挥随着事件发生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团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3日晨，日第8师团1个多旅团的兵力在15架飞机轮流支援下对山海关南门展开猛烈的攻击。日海军第2遣外舰队的舰炮亦从山海关以东的海面上对中国守军进行轰击。激战至14时，东南城角被日军突破，守军团长石世安组织反击未能奏效，第1营营长安德馨及4名连长先后战死，2个营的官兵已伤亡殆尽。石世安率余部于15时从西水门向石河西岸撤退。日军于当日占领了山海关。
“九一八”事变使张学良背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有苦难言，内心非常希望南京政府实行全民抗战。在日军攻占了山海关并准备侵略热河的时候，张学良给南京发了一份电报，说：“现在我的忍耐力已到了极限，武力是自卫的唯一方法。我一直坚定不移地遵循着中央政府的政策，我愿率领我的部下抗击入侵者，保卫我民族和我党，即使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还相继派员与各地方实力派首脑取得联系，其中两广的抗日呼声最高，实力最强，且又与蒋记中央长期对峙，所以张学良对两广的动态十分重视，派出亲信解方专程秘密前来广州，表白少帅的抵抗决心，了解两广的政治态度和抗日主张。
日军占领山海关的消息传到广州，兼之张学良的秘使到来，两广首脑立即聚首二沙岛颐养园，紧急磋商对策。李宗仁、白崇禧乘坐西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