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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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相关 陕甘宁边区“第一枪”和它们的设计者刘贵福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举办的延安第一届“五一”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边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支步枪和由马克沁重机枪改造的第一挺高射机枪。两支枪迅即成为展览会的亮点，吸引了参展的八路军首长和战士。毛泽东拿着新枪仔细地看来看去，拉拉枪机，瞄瞄准，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受到毛泽东赞誉的这2支枪的设计者就是有着传奇色彩的中国轻武器设计专家——刘贵福，当时，毛泽东还亲自为刘贵福题词，称他为“生产战线上的英雄”！
刘贵福1908年7月19日生于山东省宁津县兴无寨村，因家庭贫寒读不起书，只能到当地学堂偷学认字，一学就是4年。1923年，时年15岁的刘贵福外出谋生，在北京西北边防督办公署修械所当学徒，说是学徒，其实是给人家打杂干零活的，这样干下去什么手艺也学不着，怎么办？偷学。他晚上一有空就跑到工作间的窗口偷看，从中学到不少手艺。以后他又到国民党修械所和阎锡山的山西太原兵工厂机枪分厂当工人，主要从事机械修理和制造，这为他后来设计制造新步枪奠定了基础。在国民党修械所期间，刘贵福很快就成为手艺精湛的工匠，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穷人本事再大也遭受歧视，一些工头拉帮结伙凌辱其他工人。当时工厂工人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刘贵福为首的有技术的工人，另一派是溜须拍马没工作本事的人，这批人想方设法要踹走一些技工，刘贵福忍无可忍，跑到当时的主管上司孙殿英家，用砖头去拍他家的大门，要见孙殿英，说明是非。孙殿英也怕好技工都走了，枪械的质量没法保障，所以就同意双方各制造同样数量的枪，一起进行射击检验。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射击比赛开始了，枪声如同爆豆，弹光串串闪耀，没过多久，对方的枪管就红了，而刘贵福方面的枪还在打个不停。孙殿英目睹了这一场面，严厉训斥了那些溜须拍马之辈的无能，使这些人的欺凌行为得以收敛，而刘贵福在穷哥们心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痛击日寇的消息使刘贵福看到了希望，他串联了4个人要去解放区，可临走的那一天变成了16人，这些穷哥们要跟刘贵福共生死。就是这些工人后来为延安武器制造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后，刘贵福历任山西342厂厂长、4厂厂长等职，后任兵器工业部七局主任工程师，负责枪械弹药生产制造的技术指导，为我国兵器工业特别是枪械制造技术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1966年，刘贵福同志因病逝世。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中央对刘贵福的待遇很优厚，每月50斤小米，5块钱，这和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待遇是一样的。这怎么能不令刘贵福感动？他把所有的干劲都用在了工作中。
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发出自造步枪的指示，军工局提出了先搞设备，后造步枪的生产方针。11部机器很快运到延安，为自制设备创造了条件。为了扩建工厂，兵工厂迁到了茶坊，对外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分为东西2个厂，东厂为枪械修造部，由刘贵福负责，西厂为机器制造部。
刘贵福和孙云龙等同志开始设计制作模具和样枪，他们以捷克式卡宾枪（马枪）为基础，在不影响枪支基本性能前提下，根据八路军作战特点，大胆简化步枪零件，并且立足手工制作，以便于大量生产。制造的主要难点是枪管加工，没有深孔加工设备，他们在车床上用深孔钻加工，没有拉来复线机，就用冷挤压法拉出膛线。最有创意的是设计了新的折叠式三棱刺刀，直接连在枪上，平时贴于枪杆，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便于刺杀。就这样，1939年4月25日制造出样枪，经过试验，性能良好，当时就列为“五一”展览会展品，临时叫它无名式马步枪。1939年10月，刘贵福进一步改进无名氏马步枪，试制出了一种新枪，当年正值朱德总司令55周岁，工兵战士为表达对首长的敬仰，将新枪命名为“五五式”步枪，以后正式定名为“新七九”步枪。
试枪时，后勤部长叶季壮说：“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一仗能打几十发子弹就行。”可是在验枪时一连打了200多发弹，仍然很好，试枪的人还要打下去，因为枪弹缺少，叶季壮说：不用再打了，挺好，就这样生产吧。这是给新式步枪的充分肯定，中央指示成批生产这种步枪。
按照中央指示，在全体员工的一致配合下，克服了许多实际困难，以每月三四十支的速度生产，到1942年3月，两年半的时间造枪1000多支，其中的130支步枪用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武装。
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工人们义愤填膺，上级批示研制防空武器。当时延安没有炮，也没有做炮的能力，只有把机枪改成高射机枪。刘贵福等人把库存的2挺马克沁机枪经过加工支架，重新设计全新的三连环型瞄准具和方向、高低转动机，改进发射机构，制成了高射机枪，试射200发弹，这一切只用了6天时间。因性能良好，枪身油漆还没干，就连夜送往延安。第二天清晨，2挺高射机枪沐浴着金色的阳光，挺立在清凉山和宝塔山上，参加到保卫延安的行列中。
1940年5月，八路军总部军士部部长刘鼎根据刘伯承将军提出的“步枪是一种近战武器，200m内射击准确即可，质量越轻越好”的要求，并结合我军长期坚持山地游击战、近战、白刃战的需要，提出了关于新步枪的设想，交给了时任水窖一所副所长的刘贵福。
刘贵福受领任务后，吸收了日本“三八式”、国民党“汉阳造”、延安“无名式马步枪”的优点，尤其对无名式马步枪中折叠式枪刺进一步改进，于1940年7月，试制出新步枪及枪刺。刘部长兴高采烈地带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时，漂亮的外观、优良的性能得到彭德怀副司令员、左权副参谋长的赞扬，时值8月1日，故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该枪质量仅3。36kg，体积小，比五五式短30mm，口径为7。9mm，射击准确；护手和准星是重新设计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将该准星誉为“天一第准星”。其新式三棱刺刀，底部为正方形，连接稳固，枪刺以无名式马步枪的设计为基础，改有出血槽，刺杀时易拔出，经过淬火又增加了强度。平时刺刀反贴于枪管上，肉博时按动键钮一甩，可自动展开固定。在近战中，刺刀的快速展开对取得白刃战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实战效果优于日军的三八式步枪枪刺。这种独特的枪刺结构一直被沿袭到建国后我军制造的53式7。62mm步骑枪、56式7。62mm半自动步枪、63式7。62mm自动步枪及56式7。62mm冲锋枪等多种制式枪械的刺刀。
八一式马步枪的优良性能得到总部首长的赞赏。军工部立即停止了其他步枪的生产，将该枪的图纸和工艺方法迅速送往根据地各兵工厂统一组织生产。太行山区接近前线，制枪的金属零件全部都采用日伪的铁轨制作，枪托采用山区核桃木，原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从1940年8月至1945年，八路军各兵工厂共生产了8700多支八一式马步枪。优秀的设计保证了枪的技术性能，淬火工艺又提高了枪的抗腐蚀性、抗磨损性，从而使枪的使用寿命长，维修方便。该枪特别适合近战，夜战，白刃战，堪称“枪中李向阳”，在世界军工历史上也完全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徐向前元帅验枪之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说：“我要是当兵，能背上这枪，不吃饭也高兴！”
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八一式马步枪是根据地制造量最大、使用最广泛、性能最好的步枪，其实战效果受到前线官兵一致赞扬，名扬各抗日战场。
作品相关 吉鸿昌与宋埠兵变
吉鸿昌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1930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陆军第30师师长。1931年9月，因其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随即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汉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一部分队伍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
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30军军部驻地宋埠时，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旧袍泽的惊恐不安。时任第30军军长兼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汉口办事处避嫌去了。第30师师长彭振山，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也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吉鸿昌看出势头不对，便给89旅旅长彭国桢去了个电话。彭国桢急忙由尹家河赶到宋埠，一见面就说：“总指挥，时机不成熟，你来有危险。你还是速离宋埠！”吉鸿昌进退两难，无奈地说：“我来作几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队的伤病人员，谁知一个个都不肯和我见面！”彭国桢说：“你这位客人来得不是时候，谁敢接待你呀？事不宜迟，你赶快跟我走！”
于是，吉鸿昌便与彭国桢一起离开宋埠，到达了四十里以外的尹家河，暂且栖身于89旅旅部。第三天，吉鸿昌叫彭国桢连夜去汉口，找张印相、彭振山解释，并请他们回宋埠见上一面。谁知张、彭两人仍不肯回宋埠，并说他们都不打算再干了，干也干不下去了。
10月24日晚12点，宋埠军部忽然给彭振山发来了电报，说吉总指挥将30师90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这才慌了，急了，要彭国桢旅长和他一起往回赶，去追赶被拉走的部队。
原来，尹家河驻有89旅旅部，该旅部队并不在此驻扎。这里的驻防部队是90旅。因此，吉鸿昌就将90旅拉走了。当部队抵达羊角山时，吉鸿昌又派联络副官燕鸿甲前去联络88旅、89旅，途中却被彭振山带领的手枪营拦路截住，后将燕鸿甲大卸八块，残酷杀害。与此同时，担任黄安（今红安）城防任务的万耀煌部第13师38旅77团，也在10月25日开至桃花、尹家河，“协助彭师部队前往招抚”。彭振山率手枪营紧急追赶，遂将吉鸿昌所住山村团团包围起来，被仓皇拉走的部队又纷纷“倒戈”归队。激战中，吉鸿昌见大势已去，仅带随从数人突出包围，向鄂东北苏区境内奔去……
有关这次兵变的日期和结局，国民党陆军第13师万耀煌部的《鄂东剿匪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25日，接彭师长电告：90旅业经招抚归队，吉鸿昌仅带少数人逃去。”
吉鸿昌所策动的宋埠兵变，就天时、地利、人和而言，的确是很不适宜之举。兵变之事，由于他事先没有与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成员均不了解此事，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
作品相关 “南天王”陈济棠与老广州的黄金时代
陈济棠（1890—1954），广东防城人，粤系军阀代表，曾任广东省主席，控制广东军政大权，时称“南天王”。在其主粤期间（1929—1936），政治上与南京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经济上进行有计划的建设，兴办现代实业，大搞市政建设，这一时期的广州工商业和市政建设成绩卓著，为广州的现代化进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主粤期间，广州物价相对稳定，市场繁荣，市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被称为老广州的“黄金时代”。因发动“两广事变”反蒋失败，1936年被逼下野，1954年在台湾去世。
陈济棠：在火药桶上编织“神话”
1936年7月18日黄昏，天色灰沉，因发动“两广事变”而失败下野的陈济棠，身携2600万元巨款，满怀郁闷，从黄埔鱼珠炮台登上“海虎”号军舰，黯然离开广州，踏上逃亡香港的路程。
仅仅还在昨天，即这个“黑色星期五”降临之前，他还是这座繁华都市，不，整个广东的主人。而7年前（1929年春），也是乘坐“海虎”号军舰，属虎还未满39岁的他就像一只出山猛虎，雄心勃勃地扑向这座战乱频仍、前途未卜的城市，开始了其统治广东、并直至成为“南天王”的“威水”史。可如今时移世易，弹指之间，这一切已成“南柯旧梦”。与此同时，一个由他命名的“广东黄金时代”，就这样人去灯熄，骤然落幕。
对这个所谓的“陈济棠时代”，不仅许多老广们怀念不已，而且连他一生的“政敌”，也曾予以相当的肯定。（1980年陈济棠之子陈树柏从美国回国参观，邓小平在接见他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在怀念他。”）这大概是陈济棠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因为他给自己的评价是：“半生无过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事实上，陈的前半生可谓功过分明：功在建设，过在反共。而这都是“时运”使然。
清朝覆亡后，战争与建设，便一直是中国20世纪交叉上演的两部“大戏”；其中，更不断加插一幕幕革命和改良的活报剧，场景、剧情、节目单、演员阵容愈发显得令人眼花缭乱。显然，陈济棠充当了其中一出地方戏——“粤剧”的一位主角。而与他的那些前辈，如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炯明等“老生”、“小生”、“武生”相比，其作为一名后起之秀的演出，不论是“服饰”、“动作”（实践层面），还是“曲目”、“唱腔”（理论层面），都颇有继往开来的发挥。
从20岁厕身行伍，到取代李济深主宰广东，陈济棠对战争和建设这两部“大戏”的内涵及其相互间的关系，逐渐有了较深的领悟。经验使他确信，在中国，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地方，甚至一个民族，都必须靠战争“起家”，靠建设“坐大”。它们是“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这其实是典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