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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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供应充足。这两方面优势使枪的质量和产量都有了充分的保障。
蒋先云“协助”刘贵福研制81式马步枪后，又转入其它武器的研制。人们对蒋先云丰富的兵工知识惊奇不已，称其为“武器专家”。蒋先云心中十分惭愧。他的武器知识十分有限，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土制”武器原理十分简单，蒋先云倒还记得，所以他“指导研制”的武器，都是历史上八路军“土造”的。
重武器就是120、150毫米迫击炮。据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人员75％以上的杀伤是火炮造成，而50％即一半的人员是迫击炮杀伤。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总结战败的重要原因，就是火炮类型构成不合理。抗战期间，在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中，日军伤亡大多是因迫击炮造成的，而据战后统计在华战死的日军将领也绝大多数死于迫击炮弹，足见国共双方对迫击炮的运用均佳。而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不但未能继续发挥这方面的特长，还大量削减部队迫击炮的配备，首先将重型迫击炮从军师两级裁掉（少数杂牌军除外），代之以美制榴弹炮、山炮或日制山炮、野炮。后又减少团以下单位的中轻型迫击炮数量，代之美制无后坐力炮、战防枪、火箭筒等。而解放军方面又没有坦克和装甲车，也少有碉堡来当靶子，这些新式却没有目标的武器给解放军缴获后，却正好用来打国民党军的碉堡和坦克。迫击炮的数量哪怕少一点，单炮也能攻击一二个点线目标；山野重炮数量少，就难以对面目标进行有效攻击，而对点目标的攻击又由于射击技术不佳或精度不够而难作主要火力。解放军方面不但使用缴获的各种轻重迫击炮，还自制中轻型迫击炮加强火力；而国民党方面却以装备少量山野榴炮为满足。其实国民党军就是美械主力师或整编旅的榴弹炮，都难以支援军或师的整个攻击正面。这样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陆军的装备对面攻击能力是加强了，对点目标的能力则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新的装备更适合对已经投降的日军作战，而对解放军作战是“狮子打蚊子”，是根本找不到作战目标的武器。
蒋先云清楚迫击炮的威力，大概知道“土造”迫击炮原理，这次去了中央苏区，他趁赣州大战前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与朱瑞和红军“神炮手”赵章成作了交流。特别是赵章成，以其丰富的实战经验参与并指导设计，画出了120、150毫米重型迫击炮的设计图纸。蒋先云知道赵章成曾制造过迫击炮平射装置，赵章成当场示范：在炮尾加装了一个发火装置，曲射时不用，平射时安上即可。历史上赵章成设计的“土造”迫击炮威力极大，抗战期间刘伯承曾亲自给中央军委发报，说明“土造”迫击炮的威力：“此次运城外围战斗中，我太行自制之120毫米重迫炮和150毫米重迫炮，威力甚大。在东关、天神庙，120毫米炮一弹伤敌60余人，另一炮打坏汽车6辆。其弹片爆炸杀伤面之直径在50米以上。据战俘称，对我此炮，极表恐惧，且至今不知系何种炮。”
蒋先云将赵章成的图纸带回鄂豫皖，立即组织制造。15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头的大轴，120毫米迫击炮的炮筒是火车车厢的大轴，炮盘也是用火车轨拼焊而成。1929年9月，徐向前、许继慎曾率红1军攻下平汉路上重要的广水车站，拆卸了大批铁轨和火车零件运到七里坪，当时的目的是加强防御工事，没想到现在成了土制武器的重要原料。
50毫米掷弹筒也靠铁轨制造。掷弹筒是日本发明的一种单兵小型火炮，体积小，携带方便，结构简单，使用灵活，适于山地作战。在大别山上制造它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钢材，二是加工条件，特别是炮筒和炮弹壳的加工。蒋先云依靠工人的智慧，奇迹般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掷弹筒的炮筒，用1米长的铁道轨面，经过加热，在高温情况下反复锻打，锻成400毫米长的圆柱体，然后在机床上加工成形。没有加工炮筒来复线的设备，技术人员改炮筒为滑膛结构，增加炮筒长度，保证射击距离及精度，并改日制平头炮弹为曲线炮弹。几经改进之后，终于试制成功2门掷弹筒．随后投入生产，经实战验证，土制掷弹筒比日军“原装”的更适用。
有了炮就必须有炮弹。炮弹的原料主要是钢或灰口生铁，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轨钢满足不了需要，根据地又没有灰口生铁，怎么办？唯一的途径，是设法利用当地盛产的白口生铁。当地群众有传统的土法炼铁技术，用方炉生产白口生铁，铸成铁锅、铁壶、犁铧，供农民生产和生活之需。白口生铁含碳量高、质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铸造成形的地雷、手榴弹壳是很好的原料。但炮弹铸造成型后，要车弹口、弹带和尾部，要求表面车光，尺寸精确，两端还要挑出螺纹丝扣．以便安装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铁铸成的炮弹壳变成可进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这是解决炮弹生产中必须首先突破的技术难关。军械所成立了试验小组，把美国式的黑心韧化处理工艺，同山区的烟火技术结合起米，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这种加热炉焖火处理的炮弹壳表面的碳被析出，形成碳素铁，即可进行车削加工。白口生铁焖火技术试验成功后，大别山上开创了大量自制炮弹的历史。
硫酸是火药的重要原料，称之为“火药之母”，其制造工艺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接触法，它的装置复杂而又需要细白金粉做触媒，一种是铅室法，工艺比较简单，但需要大量的铅板建造铅室，大别山区既无白金，也无铅板，这两种方法都无法采用。根据蒋先云的建议，技术人员依据铅室法制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制造工艺装备，在根据地火工制造技术的启发下，采用老百姓盛水或储粮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蚀性能）。把同样大小的缸两个一组口对口的垒成塔形代替铅室制作硫酸。最初，制酸的整个过程都在露天进行，很远就看见蒸馏塔雾气腾腾，其昧刺鼻，当时劳动条件很差，工人的牙齿被腐蚀，衣眼被烧坏，有时不得不赤身进行工作。但是，为了支援前线，工人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忍受痛苦，坚持昼夜生产，有的甚至献出年青的生命！在制造出硫酸的基础上，在几间废弃的破房里，以棉花和硫酸为原料，用大铁锅脱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以土炕当烘干机。面杖当辗辊，剪刀代替切片机等土办法，首批制造出了硝化棉发射药，开始了发射药和炮弹炸药的大批量生产。后开始了烈性炸药的研制，用大麻油和石灰水制作钙皂，从生产钙皂的过程中提取副产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与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产出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是—种液态烈性炸药．灵敏度很高，生产它需要严密的安全措施。当时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每天在气温较低的拂晓，工人们蹲在山泉小溪边，端着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将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内，借流水从盆底通过，使盆内硝化温度保持在摄氏16度至20度之间。若发现盆内冒烟，即是爆炸的前兆，立即将盆沉入水底。我们的兵工战士，就是在这样简陋危险的生产条件下．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术和设备上的困难，成功地创造了制造硝化甘油的“盆式硝化法”。硝化甘油的问世，为根据地生产烈性炸药奠定了基础，从而结束了总部军事工业只能生产低级火炸药的历史。到抗战前，大别山上年产发射药136吨，各种炸药2511吨，并能生产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产品。
蒋先云的另一”成名绝技”，就是地雷。抗战中的“地雷战”名震中外，但30年代初还很少人认识到地雷的重要性。蒋先云根据大别山的条件，重点造石雷。大别山有的是石头，取之不尽，制造容易，而且伪装性好，杀伤力也强，当时群众把造石雷的方法编成歌谣：“一块青石蛋，当中钻个眼，装上四两药，安上爆发管，黄土封好口，线子在外边，事先准备好，到处都能安，敌人来‘围剿’，石雷到处响，炸死大洋马，留下机关枪，保卫老百姓，保卫公私粮，石雷真顶事，大家赶快装。”
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专门下达了关于“大量制造地雷的训令”，依靠造雷骨干，又在各地层层办训练班，很快在根据地掀起了一个村村会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群众性的爆破运动。根据地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学会了造雷的技术，涌现出数以千计的造雷英雄。
在军事训练中，蒋先云特别提倡培养“特等射手”，也就是狙击手。这是受许世友回忆录的启发。据许世友在《我在红军的十年》一书中会回忆：第四次反“围剿”时，国民党军王牌军“打起仗来比那些杂牌部队高明得多。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灵活地利用地形地物，步步向我阵地逼近，使我军火力不能给其以大量杀伤。更可恶的是一些枪法颇准的匪兵，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对我威胁较大。战斗开始不久，就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所以蒋先云在红军开展“特等射手”运动，对敌进行反制。由于81式马步枪来不及大量生产，所以狙击手使用日本的38式步枪，该枪精度极高，射程远，但子弹威力小，办法还是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简易做法：将子弹在头发上摩擦，形成“炸子”效应（如锉弹头则会影响射击精度）。
正文 第十六章：宋埠惊雷
6月底，中央苏区的李明瑞、季振同、黄中岳3人通过地下交通线，先后来到鄂豫皖。
蒋先云却在焦急地等待另一人的到来。这就是他要迎上山的第三位“神秘人物”。
7月酷暑，骄阳似火。满山遍野盛开着杜鹃花，殷红殷红。兰花香气扑鼻。许多不知名的鸟儿，唱着动听的歌儿。山鹰在低空盘旋。山间的小溪，也格外神气，咕咕噜噜地歌唱着，翻滚着，而后汇聚成一条条小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沿一道200米高的绝壁飞去，形成穿云破雾，凭空作浪之势，地动山摇地向下冲撞，撞人一口深潭，而后又把碎玉般的水珠撒向高空，金光四射，呈现银色而升、金色而落的五彩缤纷的奇观。
红安以西的重镇河口附近一处隐秘山林，蒋先云终于等来了这位“神秘人物”。
只见来人身材高大（身高1。96米），身穿灰布大褂，头戴礼帽，脚穿布鞋。虽然身着便装，却掩盖不住军人的英姿。
蒋先云和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迎了上去：“吉将军，一路辛苦了！”
“是巫山吧，早听说过，今天能看到你真是荣幸。”
蒋先云紧握住吉将军的手，热情地说：“徐总指挥一再吩咐我们，要确保您的安全。总算平安到了！一路没遇到什么危险吧？”
“还好，有保卫局的同志一路暗中保护，燕副官也很精明，一路还算顺利。”
在山中一处绿树掩映中的小道观里，蒋先云等人与著名的吉鸿昌将军见了面。随同吉鸿昌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副官燕鸿甲。
蒋先云请吉鸿昌上山，就是要实现历史上本可以轰动全国、却不幸惨遭失败的“宋埠兵变”。
吉鸿昌是众人熟知的抗日爱国将领。中原大战后，吉鸿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同时兼任第30师师长。1931年春，蒋介石令吉鸿昌所部“围剿”鄂豫皖根据地，驻扎在豫东南的潢川、光山等地。吉鸿昌同情共产党，每次率部在进入苏区“剿共”时，总是浩浩荡荡数千人马，如同“武装游行”似的。碰不着红军即一穿而过，碰上了红军即朝天开枪，沿途丢下不少武器弹药。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吉军到，红军笑，先丢机关枪，后扔盒子炮，都叫红军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军称之为“鸡军”，说他们驻在白区吃在白区，却把“鸡蛋”下在了苏区，让红军拣了不少便宜。
吉鸿昌不甘受蒋介石的摆布，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组织潢川暴动，准备投奔红军。不料暴雨连绵，下了一个多月之久，河水陡涨，部队在山上下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左倾路线在鄂豫皖占统治地位，不相信吉鸿昌，竟然杀害了其谈判代表。吉鸿昌失去外援，蒋介石察觉后派几个师的兵力包围了潢川。二十二路军和蒋军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吉鸿昌集合部队于潢川城南的一个大操场上，号召二十二路军的高级将领把部队拉到苏区去。不料在这紧急关头，31师师长张印相提出反对，33师师长葛云龙也说去苏区太苦了，30师89旅的旅长彭国桢虽想支持，但不便公开表态，1个旅的兵力无法突围。正在这时，已叛变冯玉祥的西北军将领李鸣钟来到这里，劝告鸿昌出国考察。面对这种局面，吉鸿昌被迫离开部队，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武汉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30军（原二十二路军改编）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但此时时机很不成熟，吉鸿昌派往联络起义部队的副官燕鸿甲被敌军师长彭振山抓起来，活活剥皮并大卸八块，惨遭杀害。仓促中吉鸿昌只率极少数人逃走。
此次宋埠兵变，吉鸿昌事先没有与鄂豫皖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兵变失败后，吉鸿昌一行潜入苏区，鄂豫皖省委对其热情接待，但不予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这样三条：一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苏区境内的红军队伍不多，如果将吉鸿昌收留下来，不仅军事职务没法安排，同时也担心他吃不了红军的苦；二是由于吉鸿昌一再声称他是共产党员，但又没有党的组织介绍信和证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将其接收下来，万一发现或审查出什么问题，如何是好（吉鸿昌是1932年秋在北平秘密入党）？三是对这位名声显赫的西北军名将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