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华之抗日铁军-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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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人都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演达。戴季陶也向蒋介石说：“今天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戴季陶的话正中要害。这样，蒋介石终于起了杀机。
（历史上的1931年11月29日夜，蒋派其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几名卫士秘密将邓演达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处决。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于12月初透露出来，宋庆龄从上海赶至南京质询蒋介石才得到证实。宋庆龄当即勃然大怒，把茶几掀翻，蒋介石窘迫地躲上了楼。经多方查找，才在沙子岗荒野上找到被特务草草掩埋的邓之遗体，由陈铭枢在遇难处附近的小营岗修坟树碑，上书“故友邓择生先生之墓”。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判叛徒陈敬斋死刑，1957年将烈士遗骸迁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廖仲恺墓左右并立；重修陵墓，树立何香凝题写的“邓演达烈士之墓”的石碑。毛泽东曾把邓演达与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和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方志敏及著名爱国志士杨虎城、闻一多等一同论列，称赞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现在由于蒋先云的到来，历史就此拐弯！就在1931年11月初，蒋先云和叶挺从德国回到上海，叶挺即在陈铭枢的帮助下，开始积极营救邓演达的工作。叶挺与邓演达同为北伐挚友，更兼惠阳淡水同乡，关系比他人更深一层。叶挺亲自修书一封，托人送入关押邓的南京陆军监狱（当时监狱的看守为邓演达感化，为其传递消息，并暗示可以配钥匙助邓演达逃走，邓演达为不连累他人而未同意），信中阐明了蒋先云对中国未来局势的判断，称两年之内国内局势将有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将转向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护国民党、蒋介石为抗战领袖；而叶挺也会夺回广东，联合两广逼蒋抗日，全国四分五裂的局势有望一统，凝聚中华民族的精英和精华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抗争，且能得到大国苏联的援助，抗日大业可期。叶挺信中劝邓演达，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领导起中国的抗战事业，邓演达就可从“反蒋抗日”变为“逼蒋抗日”，至不济也可出国留洋考察，以观后效，如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建立，蒋介石坚持内战，那时邓演达再出山反蒋不迟，而十九路军和两广将起而响应，那时胜算更大。
叶挺的书信分析透彻，鞭辟入里，邓演达阅后终被说服。就在1931年11月20日蒋介石最后一次见邓演达时，邓演达表示只要蒋介石能停止内战，领导起全民抗战，他愿不再反蒋，且解散“黄埔革命同学会”，并拥蒋抗日。蒋介石这次来与邓演达谈话，已抱定最后的底线，只要求在蒋介石下野期间，邓演达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哪知邓演达态度突然转变，且表示可解散他最忌惮的“黄埔革命同学会”，还暗示可拥蒋再次出山，不禁大喜过望，终于在下野前下令释放邓演达，送其“出洋考察”。就这样，邓演达在生死边缘被拉了回来。
邓演达出洋后，先后赴欧洲英、法、德等国游历考察。直到十九路军重返广东，邓演达在李济深、陈铭枢等老友盛情邀请下，决定回国共商抗日大计。
李宗仁、张发奎等见到“神秘人物”是邓演达，才明白为什么说只有此人才大事可成。要知道邓演达的“黄埔革命同学会”有6000多人，包括了黄埔系大部分精英和骨干，其中有陈诚等高级将领，还与冯玉祥、杨虎城等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络，确实有左右风云的能力。要知道蒋介石以黄埔系军人为骨干，而能在中央军系统中与蒋介石抗衡的，也只有邓演达一人了。
白崇禧最重兵权，于是问道：“择公，闻说你被捕前，准备前往江西发动陈诚的18军举义，不知当时有几成把握？”
“九成。”
“哦？”
邓演达解释说：“陈诚也忠于蒋介石，我并不认为陈诚会带18军随我起兵。我是亲自到江西的18军驻地，强制该军立即起义。我打算去后对陈诚当面说破：‘如果你反对起义倒蒋，可将我捆送给蒋！否则，同我一起发难，或者离开部队。’我估计陈诚没有扯反蒋旗号的勇气，但也不敢把我捆送给蒋，最后只能是陈诚自己离开，让我去领导他的军队。有了18军，加上真如、贤初的十九路军，以及冯玉祥、杨虎城等外援，大事未必不成。”
叶挺知道邓演达说的是实情。陈诚倾向第三党的政纲，还在江西的时候就提出了两个非常有远见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陈诚认为，红军在江西能生存下去，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统治腐化，他认为只有刷新政治、清除苛捐杂税、减轻百姓负担、清除贪污腐化，才能消除动乱之源。于是，他搜集有关江西政治中的苛捐杂税和贪污腐化的材料，让团长邱行湘加以整理，指控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但没有结果。第二个建议是，陈诚认为，自国民党执政以来，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的“耕者有其田”并未实行。共产党所以在江西深得民心，是因为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因而深得农民拥护。如果想让农民也支持国民党，就得让其得到土地。因而陈诚建议，实行“限田制度”，一方面限制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另一方面用赎买的办法，由政府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以安抚这些人，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注：这些主张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才实行，成为台湾经济腾飞的基础）。陈诚要求江西省政府先做实验，但也为熊式辉所拒绝。
陈诚和邓演达有着非同一般的私人关系，邓有恩于陈；但此时蒋介石和陈诚的关系也早非一般，陈非常得蒋赏识，蒋也已大力栽培陈诚。陈诚作风雷厉风行，在思想上更靠近邓演达；但陈诚又勇于任事、服从指挥，对政治上谁是谁非，并不很在意。邓演达需要支援，陈诚给以经济上的帮忙，邓向18军中安置人员，陈也接受；但蒋介石的命令，陈也听。邓演达和蒋介石是死对头，陈诚尽量使双方都满意，在私人关系上对得起邓演达，在工作关系上也对得起蒋介石。
历史上邓演达被捕后，陈诚在江西前线曾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释放邓演达。在听到蒋处死邓演达的消息后，陈诚十分震惊，“极为伤感，曾有数天不进饮食”。当时萧乾和宋瑞珂的驻地离吉安不远，闻讯后二人去吉安劝慰陈诚，见陈诚“面容消瘦，甚为忧戚”！由于邓演达被杀，陈诚还曾致电蒋介石辞职，称“上无以对总司令，下无以对恩友”。
现在叶挺请邓演达出山，凭着邓演达在黄埔系中的广泛的人脉，统一抗日大业更添胜算。
这时邓演达说：“一路上任潮和真如已经对我说了希夷的谋划，老实说，我认为每一项都难如登天。但希夷奇谋叠出，就说这次‘四两拨千斤’巧取广东，赶走‘南天王’陈济棠，就令人匪夷所思，拍案惊奇！所以希夷的这几项推断，说不定真有实现的可能。我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会不会认同国民党？我在莫斯科时，发现共产国际左得厉害，其观点我并不认同，所以才创建第三党，走第三条道路。后又听说红色根据地大搞‘肃反’，打AB团和第三党分子，杀了许多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对共产党拥护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深表怀疑，不知希夷你这个同乡有何教我？如果实在不行，就只有两广牵起头来干了。”
叶挺笑着说：“择公有所不知，现在共产党内部的‘肃反’已经完全停止，江西根据地的毛泽东、周恩来，鄂豫皖的刘伯承、徐向前，都已实行温和的土地路线，改变了以往疾风骤雨式横扫一切的左倾做法。最大的阻力来自莫斯科，就是共产国际。但我推断，今年底国民政府就可和苏联复交；明年1月，欧洲局势将发生大的变化，苏联也会改弦更张，重新修订革命策略，新的指示将通过共产国际传达到中国共产党。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无条件执行总部的命令，届时只要抓住机会，我们联合共产党逼蒋抗日甚至联蒋抗日，都有很大可能。”
李济深说：“既然希夷这么说，我们就拭目以待，毕竟只有半年时间，很快就可验证。关键是我们两广的钢铁联盟牢不可破，就可应对各种复杂局势。”
邓演达问叶挺：“不知希夷准备在广东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
叶挺知道这是问题的关键，爽快答道：“与辞修（陈诚字辞修）的主张差不多，我准备请梁漱溟先生来粤搞乡村建设，不知择公以为如何？”
邓演达十分欣喜，连说：“这样好！这样好！”
李济深更是大喜：“梁公再次入粤，必将使广东农村发生根本变化！”
1927年5月，应李济深之邀梁漱溟就来到广州，开始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后李济深被蒋介石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李济深倒了，梁的乡村建设在广东就搞不成了，1929年1月，梁漱溟这位国学大师离开了广州，结束了他在广东的短暂乡村实验之旅。叶挺这次将梁漱溟迎回广东，不但邓演达、李济深、陈铭枢非常支持，广西的李白黄也打消了疑虑：看来叶挺是要走第三党的道路了。
蔡廷锴此时说：“还有一件锦上添花的好事：希夷已安排择公之兄从武汉南下，即将抵穗，不久就可兄弟团聚了。”
邓演达更为激动：“贤初、希夷费心了！”
邓演达之兄邓演存，曾为北伐军第4军参谋长，与军长李济深关系极好，后任汉阳兵工厂厂长，军衔中将。这次叶挺通过李济深将邓演存聘来担任广东兵工厂的厂长，一举数得：邓氏兄弟得以相聚；北伐铁军将领重会；广东兵工事业有了一位卓越的领导者。
1932年8月初夏的广州二沙岛颐养园的“藕香水榭”，两广领袖、北伐群雄齐聚于此，达成空前一致团结，在当时中国，形成了与蒋介石南京政府、中国共产党鼎足三分中的一极，对中国政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正文 第二十三章：经济基础
叶挺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自然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在德国生活期间，也阅读了大量西方名著，拿破仑的一句话给了他极大震撼：“决定战争成败的三大要素，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叶挺明白，没有现代化稳健的经济基础，要想进行现代化的战争以抵御外侮，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叶挺殚精竭虑谋划夺回广东的原因：广东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大省。如果历史发展不出意料，中日全面大战在1937年7月爆发的话，广东足足有5年的和平建设时间，完全可建设为强大的抗日基地，远超陈济棠的“黄金时代”。
当时广东已经陈济棠数年建设，经济已开始走上正轨。尤其是广州，经济、文化和市政建设都有很大发展，一跃而成为华南的“首善之区”和繁华大都市（人口达112万）。那时，广州市郊农民常将农产品“拿到香港市场去卖，卖了钱，一头洋面粉，一头洋饼干，挑回家吃”；“茶楼二分之一以下的厅堂生意最热闹，可见平民和劳动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广州游览，常叹广州近年物质之进步。盖高楼大厦，车水马龙，颇足眩人耳目。”
对于陈济棠“呕心沥血”（确实如此）制定的、洋洋洒洒40万字的《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叶挺并不准备大改（陈济棠之所以同意去福建，保留并继续实施他这个三年规划是条件之一。且其中许多项目已经启动）。根据这个计划，广东将建立规模庞大的省营工业体系，并推进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全面发展。叶挺根据蒋先云的建议（现在两人已可通过电台直接联系），砍掉了其中不切实际的部分，对其进行进一步优化。作为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对搞建设兴致非常高，又炮制了一份《南粤建设五年规划》，叶挺在蒋光鼐、蔡廷锴支持下，对其进行抵制，坚持由自己落实广东的建设规划，但具体实施可由陈铭枢的省政府负责（因叶挺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军队和军工建设上），才算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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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陈济棠如此热衷经济建设，中饱私囊、扩大自己的财源也是重要原因。1936年他下野时，携带去香港的银元达2600万元（1931年，整个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才3亿多元，可见陈济棠一人之财力几乎相当30年代初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他手下的各级官员、军官也有一笔不菲的非法收入。不过现在是1932年7月，广东经济刚刚起步，陈济棠等人的收刮还不算多，为了避免大打出手，叶挺同意陈济棠等离开广东去福建时，可带去私人收入。结果陈济棠带走500万银元，其他的官员、将领带走几万、几十万不等，叶挺又为安置粤军去福建的部队（包括家属）另支付1000万元，这样广东银行剩下的资金只有2000多万元，加上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得到的海内外巨额捐款的剩余，也不足3000万元，但已非常可观。
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都以廉洁著称，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九路军上下不存在贪污问题。陈济棠的粤军官兵新金当时是全国最高的，为了不致引起不满，归顺的粤军部队（达10万人）待遇不变（还规定至1932年的年底前每月发双薪）。至于十九路军从福建入粤的部队，待遇与原粤军相同。除去这笔开支，以及每月给广西的50万元，叶挺的启动资金只有1000多万元，但已足够。
第一件事就是整顿吏治，肃清贪污，以集中有限的财力。为了不致引起动乱，十九路军对选择留下的各级政府官员全部留用（象广州市长刘纪文就留用），但毫无疑问其中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