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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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决不敢便说这些神话是假的。今天还活着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本来脑根里面所装的，只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故事，不用说除了这种迷信之外，再也没有他自己的个性精神，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我们看山鹿素行讲到中国的学说，只推尊孔子，把汉以后的学说，看作异端邪说，我可以晓得他们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了。此时他的范围已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得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坐狱日录》里面有一节说：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叫赖山阳，著《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是比较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远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之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语叫做“家来”，也是如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第一部分第4节 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在日本的纯文学里面，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是多得极了。本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来的。最初的留学生，十个九个都是僧侣。他们借用中国文字记述日本语言，造出一种所谓“假名”来。“假名”这两字的意义，已经是很深长的了。而最初所制的“伊吕波歌”就是很纯正的佛教诸行无常的思想。文字排列之巧妙，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在民间的文学里面，在贵族的文学里面，我们都看得出很多的佛教关系来。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种“能乐”，这是和“神教”有密切关系的，而他们后起的谣曲，有许多题材，是采诸佛教里面的故事传说。可是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神佛对立的时期。本来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宗法社会里面必然应有之义的祖先崇拜。这一种拜神思想，本来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权力，渐渐扩大，到得诸部落统一于一族的时候，当然要生出一种调和的理论，组织的体制来。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传入之后，才有统一和组织的工具。于是中国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给他们的神教，充实了不少的内容。然而这个时代，中国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同时输入进去了。并且佛教的输入，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当然不是容易调和的。一个是世界无差别，一个是九族分亲疏；一个是冤亲平等，一个是正名定分严体重刑。此时神佛两教，在输出国的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冲突期，在输入国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调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应于他那社会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种种的调和方法来。“历史上的后进文化上的先进的佛教”便运用着很微妙的经义，造出一种“本地垂迹说”来。在实际的势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里来，便先在理论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这一种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这是第二个时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围有了强固的信佛威力，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会绝灭了。然而四围的情况不是如此，日本国内的情况也不是如此。所以随着汉学的进步，封建制度的完成，与武家势力的膨胀，日本古学派哲学突然创兴起来。直到日本维新的时代，日本民族一方面抛弃了“日本三岛的封建制”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下去活动，一面就很严密地定出神佛的区分，这是第三个时期。由对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对立，这是两个很大的变动，他们应该从里面学得许多的教训罢！
第一部分第5节 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有一个贵族院议员叫杉田定一，他是从前自由党的名士，民国五六年时，有一天我去访他，看见他的书房里供着一个孔子像。他对我说：“这个孔子像，是很有来历的。我家里本来是农民，我的父亲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识这样东西，人人都应该要有，就请了一个有学问的汉学先生，在我家里教村中那些农民念书。被藩里的武士们晓得了，说我们读书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书先生也赶走了，种田的权利也没收了。这孔子像还是在那时候拼命夺出来的。那个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了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的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他这个议论，我以为很的确。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唯物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的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
第一部分第6节 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日本自从平源执政以后，争权杀伐，没有一天休息，战事的事越多，武士的权力越是强大。到了德川氏的时代，幕府的权势，非常巩固，各国诸侯势力，又能够保持均衡，所以大家都是注意保守自己的地盘，不愿意从事战争。文学哲学，当然随着平和的幸福，发达起来。一种是古学派神权思想的复兴，一种是荷兰学问的输入，一种是汉学的发达。古学派神权思想的根源，前两段已经大略讲过了。荷兰学问的输入，在日本文明上，除了天文、数学、筑城、造兵、医药等智识而外，在精神科学方面，简直看不出什么进步。只是德川时代汉学发达，在思想上，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