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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

日本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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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着自己筹资本。    
    在第八节,我已讲过,从前日本的商业,都操在各藩手里。维新以后,对外贸易的趋势,一天增长一天。政府标榜出“殖产兴业”四个字,做政治的大方针,国内的工商业,和对外的贸易,如潮似水地发达起来,“武士”和“町人”的结纳——政府和商人的结纳——也就从这里面越加密切。大家如果把明治工商业发达史,详详细细的里面外面去研究一番,这中间的情景,便可以明白了。举几个例来说,现在几个大资本团,三井、岩崎、大仓,哪一家不是靠做“御用商人”膨胀起来的?三井、岩崎这两家,还算是封建时代以来的老御用商人。大仓喜八郎,本是一个极穷的“素町人”,忽然发起几百兆的财来。这是靠什么?不用说就是靠作政府的买办发财的了。


第二部分第11节 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智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的,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做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景,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它,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它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它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看起来,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维新史形式上的开篇,当然要从明治前一年十二月发布王政复古的诏书算起,当时在京都参与这大运动的一般人,正好像一个乱蜂窝。宫中的一些公卿旧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杂杂,塞满了一城。当然,那时候主张一切的人,并不是后来尊为维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当中,算为顶能干的是岩仓具视,然而讲起实际力量来,依然不过是长袖中的破落户。就第一批发表的人物表里看看,“议定”十几人,参与几十人,究竟谁是中心人物,谁是掌权的领袖呢?藩兵的势力,以萨藩为最,当然萨州藩士领袖人物的西乡隆盛,占了纠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还是一个陪臣。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二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要点看差了,单纯在一二领袖人才上去寻他的成功原因,固然是寻不出,而且要拿人才的比较,去寻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寻不出。至若兵力财力等讨论,更是无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复兴,各藩势力之所以能结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废,主力既在萨藩,而人物的伟大,亦不能不推西乡隆盛。至于他下面的人才济济,更不用说了。此外四大藩当中的土、肥两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占尽。偏偏在征韩论破裂之后,萨、土、肥三藩的势力,倒得干干净净。当日一般维新功臣,到得后来,都弄到杀的杀,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枢的兵财两权,直造出后来军财两阀势力的,却是不干不净几个长阀贪官,这不是很奇怪吗?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受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下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惟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地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日本自丰臣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是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从废藩置县解放农民直到今天,是一部民权斗争的历史。现在已进入民生问题要求直接的普遍的组织的解放时代了。再把他横溯上去,推论将来,不外是一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努力的历史。这经过当中的是是非非,都不可执一而论的。


第二部分第12节 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观点

    现在我们想把明治维新历史背面藏着的几件事实写出来,从政治史背面的残酷和非道的当中,探讨日本现代治者阶级的来路。    
    (一)山城屋事件    
    有一个长洲藩的武士,名叫做野村三千三。在维新讨幕的时候,和山县有朋一样都是做骑兵队队长。野村看见时代的趋向,渐渐从“刀”的势力,变成“金钱”的势力,于是弃官不做,想在商业上占势力。当时山县有朋做陆军大辅,因为同乡同僚的关系,把国库里面的款子,借了六拾多万元给野村。野村便改了一町人式姓名,叫做山城屋和助,和外国人贸易。后来折了本,不得了,山县没有法子,只好再借款子给他,希望他翻本。和助说:“要翻本,除非自己到外国去,实在调查,直接和消费市场发生关系不可。”亲自带了大宗款子,跑到巴黎去。到了之后,这位和助先生,被巴黎的女优迷住了,于是忘乎其形地大阔大用起来,弄成了新闻纸上的材料。巴黎的日本公使,莫名其妙,打了电报回日本来,请政府调查和助的来历。这个当口,刚巧做司法大辅的,是一个著名硬骨头江藤新平。陆军省里,也有许多很恨长洲人的萨派军官。种种方面的力量凑起来,挪用公款的事就发觉了。还算这个时候,西乡隆盛出来调解,仅仅把一个管会计名叫船越卫的革职,完了这段公案。后来山县知恩报恩,把船越提拔起来做枢密顾问官,又把他的女儿,嫁给船越的儿子。    
    (二)尾去泽铜山事件    
    日本东北,有一个藩国,叫做南部。南部藩里的豪商,尾去泽铜山矿权所有者,名村井茂兵卫。因为一桩借款的事,替藩主垫了二万五千两金款。他们藩里的规矩,藩主借民间的钱,不写借字,要贷款人写一个凭据给藩主。字据写法也很奇怪,是“奉内借”的字样。直译出来,就是“奉内府所借”的意思。究竟是借藩主的呢?还是借给藩主的呢?照文字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借藩主的。废藩置县以后,各藩的债权债务,都由中央政府继承。这时候井上馨做大藏大辅,就指定说这笔款子是村井茂兵卫所负的债务,要他筹还。村井哀诉苦辩,官府哪里肯听。村井没法子,只得承认分五年偿还,政府仍旧还是不理。过了多少日子,忽然政府把村井所有的尾去泽铜山标卖,井上指定自己的部下冈田平藏买了去。后来村井不服,起了诉讼,这件案子,也落在江藤新平手里,一定要彻底根究,办井上馨这般人的罪。三条木户极力袒护着,办不下去。江藤新平为此辞职,后来仅轻轻地罚了几个属员,就算完了。尾去泽铜山,依旧是井上的东西。由井上卖给了三菱公司,发一笔财。又和冈田平藏益田孝这一般人,做起大生意来,造成功财阀元老的基础。这铜山是日本有名的铜矿,留心日本事情的人就可以晓得它的价值。在三菱公司,不用说是一件大宝贝了。    
    这两件事不过是已发觉的最著名事件罢了,此外没有发觉的事件,不知有多少。江藤新平因此非常不平,那抱升官发财主义武士出身的新公卿,更恨江藤入骨髓,后来江藤新平在明治九年,起兵反抗政府,被政府军打败,捉来枭首,传示各县,江藤的子孙,至今沦落,都是由这种私恨发生的结果。    
    大正三年的海军受贿案,受有罪宣告的人,岂不是海军部内的重要当局,和三井株式会社的重要当局吗?为这一件事,三井费了许多钱,费了许多力量,运动减轻被告的罪名。海军的财部,三井的三本,到底得了执行犹豫。这一件案子正是证明“武士出身的堕落官僚”和“町人出身的奸商”狼狈为奸的好资料。日本的大商家,可以说没有一个不和陆海军当局的结托,没有一个不和元老有密切关系。陆海军机关上的人物,和一般的官僚,也没有不联络商家的。固然这种官商的结纳,绝不尽都营私舞弊的,他的正面历史,就是国力充实和文化的进步,不过在努力向上的方面看,“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件事,也一样是互相关联,互相维持,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之发生的。就前面所举这几个重要案件看来,我们就可以晓得,当日本初发起维新运动的时代,那时腰插双刀的武士里面,确是迎着蓬蓬勃勃的民气,出了不少的英杰。而一到了统一完成,国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然而他的国力依旧蒸蒸日上的缘故,全在历史所造成之社会力和民族力全部的效用。不过因为这一种重大缺陷,第二革命的因,又早种下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就前面所说的事情,已经可以明白了。由民权运动而起之议会政治下面的政党,他的前因后果如何呢?这个问题,也是研究日本问题的人,不能不留心的。


第三部分第13节 政党的产生

    同是一样的“武士”受了“王政复古”、“废藩置县”的洗礼以后,也有得意的,也有倒霉的,也有间接做生意发财的,也有直接做生意折本的。十六年前,我旅居大连,有一天无聊的时候,同了几个朋友,到一个日本酒馆喝酒,遇着一个气度很好而智识也很丰富的歌妓,举止言谈,都不似流落在海外的普通妓女,问起她的家世来,原来是一个士族,她的父亲,乃是从前尊王倒幕时代的有名战士,在十年之乱的时候,随着西乡战死的。可见这”武士”阶级的当中,也就命运太不齐了。    
    那些武士靠废藩时候分得一点最后俸禄的公债,哪里能够维持生活呢?一般得意的,变做新时代的阔人去了。而大多数的武士们,坐吃山空,既不懂新式的洋文,又不通新式的操典。要想巴结着做官呢?也不是容易人人能够的。有的打不来算盘,而又跑去做生意,于是折本倒霉,倒十有八九,这种人不用去说他了。那一些能干有势力得了地位的志士们,当中也有许多因为机会不好,或是自己力量不够,或是脾气不好,或是派别不合,或是思想不同,虽掌了权而又掌不了全权,和占了地位重新被人挤了下来的,又不晓得有多少。得意的武士,固然是飞扬跋扈,出将入相。那失意的武士,而又硬骨棱棱,不甘落伍的人,也就免不了要做草大王了。    
    江藤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这两件是最大的事。“神风连”的举兵,前原一诚、越智彦四郎等在福冈的举兵,这几件算是小事。在社会的全部关系上,都是有很重大的背景。但是从直发的原因看来,得意的志士,与失意的武士冲突,失意的志士,想要取得意武士的位置自代,是种种问题的因子。可是大势所趋,社会的历史的因果律支配着,得意的终是得意定了,失意的也算失意定了。失意的武士,受人讴歌,得意的武士,便受人唾骂,这些讴歌唾骂,一大半固然也有真正的是非在当中存在着,然而普通的原因,还是在同情于失败者的社会心理。如果木户大久保失败,江藤西乡这一般人战胜,就大势看,如前面所说的,日本的维新事业,或者倒因此不能成功。至于在主义上说,依然是二五等于十,军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政治,这几个必然运命所产生的结果,决计不会有两样的。    
    这些举兵的,算他们是勇敢,算他们是洁白,却总不能不说他们蠢,不能不说他们不识时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方面,既然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又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不晓得把藩国的团结变成民众的团结,去组织政党,顺应时代的需要,造就自己的新生命。江藤新平是晓得一点的,但是热中政权之心太切,一点不肯忍耐,大部分又被意气鼓动着,被历史的习惯支配着,一到失败,便去举兵。西乡的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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