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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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下岗再就业者平均一周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高于在职在岗从业者。研究者同样从家庭经济状况对此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收入高，则用于家务的时间相对减少。王雅林主编《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98～104页。
在另一项关于上海市民时间分配的研究中，同上引书，第174～176页。研究者总结出上海市民家务劳动时间的特征为：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家务劳动时间的支出成反比，学历越高，家务劳动时间越短。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人力资本的高低对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在决定自己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时也有着边际效用的考虑，既然家务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那么高学历者丰富的个体资源自然趋向于投入市场，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产出。另外，研究者认为，从机会选择的角度看，高学历者所从事的大多是知识、技术性工作，因而承担社会有酬劳动、把时间配置在市场部门的机会自然更多，如此一来，大多数人自然会选择雇佣钟点工等替代手段来处理家务。
在设定本研究中的“中产”与“非中产”的职业区分标准时，“职业中产”很明显多属于在职在岗者，且多为职业稳定、并具有一定职业威望的工作者，而 “职业非中产”中非在业群体显然较多，且即便是在业群体，职业地位也相对较低。因此，根据前述家务劳动时间上不同就业群体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认定，“职业中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少于非中产。同样，根据前述收入、教育水平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我们可以引证此项研究中“收入中产”、“学历中产”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另外，针对调查中“您对休闲状况不满意的原因有哪些”的问题，对“家务负担重”一栏的选项，“三合一中产”与非中产的均值分别为006与012，中产阶层显著低于非中产。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从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收入、职业和学历三重指标，中产阶层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显然都低于非中产阶层，因此，对中产阶层而言，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方面的压力程度显然都比非中产阶层要低。如前所述，这一判断具备相应的理论合理性，并得到实际调查研究的佐证，与此同时，它也符合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现状的认识。聘请保姆、钟点工已不再仅仅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找个钟点工烧饭或是打扫卫生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十分普遍的风景。
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活动方式比较
关于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我们有几个问题：（1）空闲时，您通常会作哪些活动安排？（2）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3）最近一年来你去过哪里旅游？（4）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5）您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或喜欢做哪些事情）？（6）您个人认为最理想的休闲方式有哪些？通过分析统计相关问题的选择结果，我们发现，与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近似相比，在闲暇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二者的差别堪称显著。调查结果表明，在休闲活动选项中，“出外看电影、比赛等”、“运动健身”、“旅游”、“交往活动”等活动型项目上，中产阶层的选择比例普遍较高；而“在家看电视、书报”、“补充睡眠”、“陪伴家人”等非活动型休闲项目上，选择比例偏少。
1“在家看电视”与“出外看比赛”
在闲暇活动安排中，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在家）看电视、书报”与“出外看电影、比赛等”两项的选择上，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势。“看电视、书报”一项上，中产的均值为054，非中产的均值为060，中产低于非中产；但“出外看电影、比赛等”的选择中，二者的均值则分别为008和004，中产高于非中产，虽然其差异程度尚不具显著性，但仍体现出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娱乐方式上的差异。其中具有显著性差异的统计结果也有很多，如“收入中产”方面，广州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均值分别为039和058（df=1，P＝0008P值小于或等于005，便具有显著性；小于或等于001，则显著性颇高。）；武汉分别为052和070（df=1，P＝0041）；“职业中产”与非中产，北京分别为049与054；广州分别为045与060（df=1，P＝0026）；武汉分别为063与068。就“学历中产”与非中产来看，“看电视、书报”一项，北京均值分别为046和061（df=1，P＝0009）；武汉均值分别为058和075（df=1，P＝0001），均具有极高的显著度。而“出外看电影、比赛等”的方面，除南京外，其他四大城市均为中产高于非中产，其中武汉均值分别为013和003，其差异具有显著性（df=1，P＝0001）。
2旅游的理想与现实
闲暇活动中的旅游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显示出显著不同的选择结果（见表3…1）。针对“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的问题，中产阶层回答“是”的比例高达605％，显著高于非中产阶层的363％，回答“否”的比例则恰恰颠倒了过来。
中产与非中产不仅在旅游与否上差异显著，而且在具体旅游圈的范围上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旅游的区域距离越远（国内本省→国内外省→港澳台地区→国外），与非中产阶层间的差距越大，在“港澳台地区”与“国外”两项上中产阶层明显多于非中产阶层，其差异呈现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1）。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3）
3场馆健身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休闲活动的不同在健身方面也有明显的体现。如图3…6所示，中产阶层对“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的问题回答“经常去”、“偶尔去”的比例分别为279％和430％，均远远超过非中产阶层，而且统计表明这种差异具有显著性（检验结果的P值均为0000）。4交往
交往方面，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别格外明显，中产阶层的交往更为活跃。
首先，针对“您的主要社交场所通常在哪里”的问题，更多的中产阶层回答“茶馆、酒吧、咖啡馆”（P=0000）和“酒店、饭店”（P=0000）。
在看待社会交往的目的上，中产与非中产似乎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在“认识新朋友”、“了解信息”、“应酬”、“事业进步”等选项上，中产阶层的回答率均明显高于非中产阶层，而在“没帮助”这一项上则恰恰低于非中产（df=1，P=0021）；另一方面，在“增进友谊”、“娱乐休闲”这些传统交往目的选项上，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回答却并未体现出大的差异。这样的统计结果令人深思，中产阶层的交往具有明显的以增加社会资本为目的的工具性取向。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交往圈的数量也大相径庭。针对问题“根据您的估算，您经常参加几个社交圈的活动”，选项分别为：（1）1～2个；（2）3～4个；（3）5～8个；（4）8个以上；（5）没有，其中中产阶层的选择率分别为459％、95％、52％、35％、58％；而非中产阶层的选择则分别为515％、212％、39％、12％、223％，其中相差最为明显的是 “3～4个”和“没有”两项，普通中产阶层对前者的选择几乎为非中产的两倍，而后者的选择则几乎为非中产阶层的五分之一！除此之外，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交往上的区别还表现在他们不同的影响能力上。对“在您主要的社交圈中，您的影响力如何”的调查结果发现，中产阶层选择“很强”（49％）和“比较强”（432％）的比例都相对高于非中产阶层的“很强”（41％）和“比较强”（291％）的比例。
5上网
对“您平时上网吗”这个问题，中产与非中产的差异非常大。中产阶层选择“是”的占779％，而非中产阶层只有452％；反之，选择“否”的中产人数只占221％，而非中产却高达548％，已超过半数（df=1，P＝0000）。鉴于中产阶层在教育、职业、经济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这样的结果可谓顺理成章。
以上呈现的，是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生活方式上的具体选择差异，这种差异在二者看待理想休闲方式的态度上也进一步体现出来。在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心目中，甚至连“最理想的休闲方式”也都是“旅游”与“运动健身”、“交往”等内容，还有相当多的调查对象在“个人兴趣爱好”选项中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它们；而相比而言，“看电视”、“什么也不干”等方面，中产阶层的选择则显著减少。同样，在另一个“兴趣爱好方面”的问题中，中产阶层在游泳、球类、娱乐、旅游等方面的选择比例也高于非中产阶层，而广播/看电视一项上则低于非中产阶层。
对不同的闲暇活动方式，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类：
（1）室内活动与室外活动；
（2）积极参与型活动与被动接受型活动；
（3）商业消费型活动与非商业型活动；
（4）消遣娱乐性活动与发展提高型活动。
根据以上对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活动方式的考察，我们发现，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选择方式存在明显不同，具体说来，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相对而言多集中在室外型、积极参与型、商业消费型、发展提高型活动方式上，而与此相对，非中产阶层则较多集中在室内型、被动接受型、非商业型、消遣娱乐型闲暇活动方式上。中产阶层的闲暇生活呈现出向户外、旅游地、健身地、网络等区域集中的趋势。
休闲品味状况
虽然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闲暇活动方式的选择上有很大不同，但二者的休闲品味却并未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我们的问卷中涉及一些阅读趣味、生活品味方面的问题，调查结果发现，某些方面二者确实存在一定不同，如中产阶层在文化娱乐方面的投资要高于非中产阶层，他们阅读专业类、知识博览类、文学类书籍的比例也稍高，但是数据之间差距不大，不具有显著性。因此，在闲暇生活品味方面，二者存在一定的阶层差异，但程度不太明显。
休闲消费状况
相比而言，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在休闲消费上差异显著。如前所述，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不仅在旅游等“非日常消费空间”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44页。的消费上具有较大的差异，中产阶层在文化娱乐方面的开支也要多于非中产阶层。
另外，通过对“超前消费是很有必要的”的回答，我们可以了解人们对待超前消费的态度（见表3…2）。结果表明，中产阶层对于超前消费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与非中产阶层有着显著的差异（卡方检验结果的P值为0003）。
第二部分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4）
李培林、张翼的研究曾经发现：“在当前消费市场上，低消费阶层（最贫困阶层和贫困阶层）由于收入过低而空有着消费的欲望；庞大的中等消费阶层（中下阶层、中间阶层和中上阶层）可能具有消费能力，但却没有消费欲望。”该文依据1999年的调查结果进一步说明：“现在的消费不足，主要由庞大的中等消费阶层（约占各消费阶层家庭的60％）的‘无消费欲望’所导致。”李培林、张翼：《中国的消费分层：启动经济的一个重要观点》，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40、241页。我们发现，或许因为基础经济状况的改善导致了中产阶层消费心态的变化，与1999年中产阶层的“没有消费愿望”相比，今天的中国中产阶层已经成长为具有明显超前消费意识的阶层群体。
休闲态度：工作与休闲
对休闲的理解与主观认知情况是我们考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我们主要从看待工作与休闲的态度角度进行了提问。调查结果表明，在将“工作”与“休闲”并置时，超过半数的中产阶层成员充分强调休闲的独立性与重要性，没有让闲暇生活湮没在工作的世界里。针对“您是否认为工作最重要，休闲是从属的”的提问，中产阶层回答“是”与“否”的比例分别为“448％”和“552％”，而非中产阶层的回答比例则差不多正好相反，回答“是”的要多于“否”。由此可见，尽管访问到具体的中产阶层对象时，他们可能会因为工作的忙碌而无暇顾及休闲，但从根本的态度取向上，比之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整体而言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休闲的重要性。
休闲满意度
对工作一元论的低认同度体现出中国当代中产阶层充分肯定休闲生活的重要性、不愿被工作左右全部身心的真实心态。坚持工作与休闲的区分、维护休闲生活的独立性提高了中产阶层对自身闲暇生活状况的满意度，在“您对自己的休闲生活状况是否满意”中，选择“满意或较满意”的中产阶层占628％，高于非中产阶层的583％，选择“不太满意或不满意”的只有192％，亦低于非中产阶层的比例。因此，从闲暇生活的质量和整体认同度而言，中产阶层群体都要高于非中产阶层。
休闲的诞生
通过以上对电话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大致了解了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概况，中产阶层闲暇生活方式的轮廓特点也逐渐浮现在我们面前。调查结果表明，就样本当中五大城市的中产阶层成员而言，他们重视休闲，也积极投入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