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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第11部分

小说: 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惨案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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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表示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要求到会的人,凡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都应当随军同往。当天下午六七点钟,日本军部发令,命令藁城周边地区的日伪军立即向潘家峪开拔。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4节 杀气腾腾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八)拂晓,来自唐山、丰润、滦县、迁安、卢龙、遵化等据点的3000多名日伪军,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把潘家峪包围得严严实实。此时潘家峪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钟光景,日本鬼子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响成一片,敌人把没逃出去的1400多人逼向村西大坑。鬼子端着刺刀一连在庄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到潘风柱的母亲70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鬼子一战刀砍成两段,肠子迸流一地,潘忠元的祖父80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齐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90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腹上一连刺了9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    
    西大坑在村中偏西的地方,长约百尺,宽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坝,坑里是厚厚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被赶来了,被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齐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们紧紧地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赶紧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嘴里,不让他在鬼子面前哭出声来。    
     这时候一个约40来岁的日本鬼子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满脸络腮胡子,呲着金牙,腰挎一把兰穗战刀,这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高桑。他对人们讲了一阵“中日亲善”、“王道乐土”、“共存共荣”的鬼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不说统统死啦死啦的。”可是任凭敌人怎样发问,人们一言不发,佐佐木兽性大发,“噌”一声拔出战刀,络腮胡子竖了起来,像一只恶狼。他一边在水坑周围的土坎上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明明知道村里没有八路军,不过是寻衅进行屠杀。    
    老牌铁杆汉奸凌以忠见主子下不了台,摇头摆尾地讨好说:“太君息怒,小人来问。”尽管他怎么问,人们回答他的只是一阵嗤鼻声、吐痰声和鄙视的目光。    
    敌人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日军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鬼子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尔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    
    与此同时,日本杀人魔王正在布置更大的杀人场。据一个当时随日军担任现场翻译的董蓬林,在战后交代说:“进入潘家峪村,到村西街大泡子,村民正在向这里集中。顾问看这里周围警备不便,让我告诉特务另找地点。经回报,坑东南坎有个大院可以容得下,就决定迁到那里,把村民都赶到大院。”    
    这个大院就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日伪军和特务把村里秫秸、茅草、松树枝抱进大院,在院子里铺了很厚一层,然后浇上煤油。大院南墙外支起木梯,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土墩和平房顶上也架起机枪。


第八部分 烈火余生:潘家峪惨案第25节 烈火冤魂

    大约10点钟左右,杀人场布置停当。日本兵拳打脚踢驱赶人们进入潘家大院。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有100公尺距离,沿途刀枪林立,日本兵一个挨一个排成一条刺刀胡同,大院门口密布着手端机枪、步枪的兽兵。人们从刺刀林中穿过,这种森严恐怖的气氛,孩子们哪儿见过呢!有一个小女孩吓坏了,一边哭,一边后退。佐佐木一步抢上去,“喀嚓”一刀,孩子被砍倒了。他的爷爷见心爱的孩子被杀,向佐佐木猛扑过去,一个手端刺刀的日本兵跨上一步,又将老汉刺死。人们再也沉默不住了,1000多人一齐怒视着,挥舞着拳头与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手无寸铁的人们,哪能抵挡住这些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强盗?一部分人当场被害,大部分被赶进潘家大院,只有少数人冲了出去。人们进院后立刻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走在后面的一个犹豫不定不想进门,便被日本兵刺死。    
    人们被赶进院子以后,日军机枪队长佐佐木便站到凳子上哇啦哇啦地嚷叫,翻译在一旁翻译:“你们这里,老百姓统统地通八路,今天统统地死啦……”接着,伪县长凌以忠站到院南边的大石头上说:“今天皇军来,是你们自己惹来的祸,因为你们一贯地通八路,与皇军作对。”说完便鱼贯出院。“嘎”的—声,院大门关上了。    
    人们揣摩到大难临头,开始骚动,有三个人往外跑,被开枪打死。又有十多个青年从人群中挤出来,想冲出大门,还没到院门口,就被把守在那里的日军用刺刀刺杀。这时,群情激愤,有的喊,有的骂。立时,日军一窝蜂似的冲进来,照准人们的脑袋就砍,对着胸膛就刺。有几位老年人挺身而出,想唤回日军泯灭了的人性,要日军放过妇道人家和孩子们。残忍的强盗手起刀落,砍下了他们的头颅,鲜血从躯体中直喷出来。东院二门外的日本兵点燃了洒过煤油的柴草,乡亲们脱下棉衣扑打火焰。子弹像冰雹般袭来,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浓烟烈火和枪弹吞没。    
    敌人野蛮残酷的屠杀,激起了人们不屈的反抗。村粮秣委员潘辅庭见此情景,大声喊道:“快去开门!”于是,一群青壮年冲向院大门。守在门口的日军见他们冲过来,急忙用机枪扫射。冲在前面的人倒了下去,后面的拥上来又倒下,又拥上来……50多岁的潘国生,甩掉着火的棉衣,大吼一声:“没死的跟我来,和狗日的拼了!”冒着弹雨冲向日军,负伤倒下,又挣扎着起来,扑向日军,从日军手里夺下机枪,猛力朝日军砸去。一群日军扑了上来,潘国生壮烈牺牲。潘树密的母亲50多岁了,和一群妇女冲到东院藤萝架下,见一枚手榴弹滚落过来,她猛地推开身旁的妇女,抓起冒烟的手榴弹扔向日军。潘瑞玲的妻子和一群妇女被逼进中院的门房,见日军点着柴草,就支起窗户往外冲,前边的人刚迈过窗台,就被日军刺杀了。后面的人抱起着了火的秫秸,继续往窗外冲,吓得院内的日军急忙躲闪。他们中的一些人翻过院墙跑进了东院。    
    人们东冲西突,寻找生路。    
    潘国奎等十多个人冲到东院,冒着密集的枪弹,拆开用砖垒死的东院北门,冲出大院,刚跨进道北对面人家的门槛,端着刺刀的日军追赶过来,人们急忙关门,日军的刺刀穿进铁皮门扇,刺刀一时拔不出来,这几个人逃脱了。日军刺刀戳穿的那扇铁门至今尚存。    
    潘辅庭、潘老太太等30来人拥进丁东院的粮仓。人们用粮食缸等重物顶住屋门,抄起板斧、耙子、秤杆、秤砣准备同日军拼个你死我活。幸得这间屋和其他房屋不相连,房是泥顶,窗户又用土坯封着,日军在宅院放火,唯独此屋幸存。日伪军撤离潘家峪以后,屋内的人被邻村前来营救的乡亲救出。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侥幸逃出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50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将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身亡。    
    西院柴草房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200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狭人稠,死后多数人还都站立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之后,又从尸堆里搜索尚未死去的人。    
    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3岁的潘张氏等6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用枪杀害。    
    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死,便往人尸堆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硫磺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死,在尸堆底下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发现他们,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的烧身,忙从尸体下爬出,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迫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再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3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炭状的骨头。渗进崖壁的血渍,直到十多年后还斑斑可见。    
    大屠杀过后,日军又在全村纵火,潘家峪近千间房子,立时被烧光。浓烟里窜动着火舌,硝烟和血腥味弥漫着整个山川,美丽富饶的山村,顿时变成焦土。到处是坍塌的房屋、破墙、瓦砾、草灰、焦炭。野坡上没有拾草的孩子,也没有一群群的牛羊,再也看不到村中袅袅的炊烟,只留下一片瓦砾场,几堵残垣断壁上还残存着“庆祝中日满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包括受伤者)仅有276人。惨案发生后不久,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晋察冀日报》特约记者雷烨同志随同当地政府领导人丁振军、赵尚金、吴玉山等同志来到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遇难受伤的乡亲。1月31日午后,他们进入潘家峪大惨案现场。雷烨同志在惨杀现场拍下了多幅照片,并以笔名朱靖写了一篇《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的通讯报道,登在1942年4月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      
    得知日军在潘家峪的暴行后,当地民众义愤填膺,纷纷发誓要同敌人血战到底,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1941年农历三月初,潘树平、潘树成、潘树堂、刘贺、潘树太、潘景龙等7名青年带头成立了复仇青年小队。后来,潘家峪村和邻村青年纷纷参加,队伍很快发展到120多人。五月初五,李运昌、周文彬、刘诚光、高敬之同志到潘家峪,并在火石营村召开军民大会。会上,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宣布“潘家峪复仇团”成立。第一任连长是潘化民,脱产随十二团活动。1942年8月,复仇团编入了正规部队——冀东军分区十二团(为该团二连)。这支复仇的队伍,在冀东军分区的领导下,用大刀和手榴弹等简陋的武器同日、伪军进行斗争,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在丰润、滦县、迁安一带不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战斗胜利。在1941年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潘家峪复仇团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1月14日,在遵化四十里铺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第六团部,毙伤伪军400多人。26日,又袭击遵化东面双城子修建据点的伪治安军第五团一部,毙伤伪军260余人。1942年6月,参加了著名的“甘河槽伏击战”,当场打死了潘家峪惨案的罪魁祸首、杀人魔王日本顾问佐佐木二郎,为潘家峪人民报了血海深仇。从复仇团成立到抗战胜利,四年多的时间里,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50多次,歼灭、俘虏日伪军1021人,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和争取民族解放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当地政府先后重修了4座坟墓,立墓碑4座,建纪念塔、纪念碑、祠堂、纪念馆各一个。其中纪念碑碑文是这样写的:    
    万古遗恨    
    群山环抱、溪水长流中间,有广阔平地,宜于五谷,山坡有无数果园,特产葡萄。在这天然胜境中的村庄,就是潘家峪。村中居民二百二十户,男女一千七百口,男耕女织,一向勤劳生产,安居乐业,真是和平气象。自从日寇侵华,群众本爱国热情,大批参加抗日战争,致使日寇与我为仇,几次围攻都被我们粉碎计划。不幸,在一九四一年一月间,正是旧历腊月二十八日,是旧年节前一天,日寇趁着群众回家过年,突然围庄,男女老幼被赶出村西街头大坑里。这时,敌人在宽阔大院里铺满了干柴,由大坑里把群众赶入大院,惨无人道的敌人用火焚烧,开枪扫射。当时,火光冲天,哭声震地,虽有向外冲者,也都英勇死于枪弹之下。敌人去后,村民有先远避得生者回视,只见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被烧杀者须发不存,难视亲疏尊卑,手足成灰面不全,有的只剩肠胃一堆,有的竟是焦炭一块,有的孕妇腹崩流出胎儿,残害情形,令人落泪。总计死者一千三百三十名。幸得邻村热情资助,辨别男女尸身,用芦席裹尸,合葬四座坟墓。由南径北,男二座,女一座,小孩一座。这一惨案发生后,潘家峪的人民把仇恨变成力量,同时,被残杀后剩余的青壮年组织复仇团,一直拿起武器,血债一定要日寇用血来还。日寇投降后,美帝重新武装日本。这时,我们不但仇视美帝,而且决不能使日本鬼子再来屠杀中国人民。潘家峪人民组织起来,坚决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九五一年,全国展开抗美援朝运动,唐山市政府同志们捐资合筑祠堂,并建塔立碑表示追悼,谨铭此碑。    
    公元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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