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500疑案-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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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批悲剧作品。如《赵贞女》批判了负义的文人；《白兔记》中的李三
娘，被狠毒的兄嫂逼迫用两头尖的水桶打水；《王魁》戏文中桂英的冤魂，
终于找到了背叛誓言的负心贼王魁，让他抵偿了自己的生命等。所以，中国
古典悲剧实自南戏始。
还有的学者指出：中国的戏剧直到元朝才进入了成熟期，其中的一个典
型标志，就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悲剧——《窦娥冤》。剧本通过窦娥
蒙冤而死的怨愤使自然界发生巨大变化的情节，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社会的黑
暗腐败的政治，强烈地表现了遭受压迫的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窦娥的悲剧
是元代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正是时代的悲剧。七百多年以来，它一直演
出不衰，若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也无愧色。可以说，《窦娥冤》比先前一切包
含悲剧因素的戏剧都来得出色，它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出真正的悲剧作品，
因而也就可以说，中国的古典悲剧从此始。
看来，中国古典悲剧起源的时间，由于所凭论据不同，争论还将继续进
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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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宫秋》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汉宫秋》被公认是元杂剧中的优秀作品之一，作者马致远是王实甫、
白朴之外又一以文采见长的作家。
《汉宫秋》以汉元帝竟宁年间，匈奴呼韩单于来朝，请求和亲，昭君自
愿出塞，以增强汉、匈民族团结的故事为题材。对于这部杂剧，它的主题思
想是要表现什么，历来众说纷纭。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马致远幼年时正值金国覆亡，饱经兵乱，因而在他
的思想中国破家亡的感慨十分深刻，他把故事改为汉元帝时国势衰弱、奸臣
毛延寿因求贿不遂，丑化王昭君的画像，事发叛国，勾引匈奴兵犯境，满朝
文武束手无策，昭君被迫出塞和番，行至汉匈交界的黑江，投江自杀。作品
暗示读者，一个招权纳贿的权奸，一旦罪恶败露，就有可能投敌叛国；而一
个真正热爱祖国的志士，在面临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应挺身而出，不惜牺牲
自己的生命。从这个思想内容来看，《汉宫秋》杂剧的产生和流传，是元灭
金、灭宋的历史转折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与民族矛盾在戏曲舞台上的集中
反映。
一种观点认为，《汉宫秋》主要是写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故事，作者
对汉元帝因沉湎于儿女私情而失政误国，以致酿成国家和个人的悲剧，是有
所批判的，然而更多的是对其深挚的爱情寄予同情，悲其所悲，痛其所痛，
写得极为细腻真切生动传神，有对昭君容貌、体态和性情等的由衷赞美，有
他们和谐美满的爱情生活的深深陶醉，有对爱人深情眷恋，对爱情忠贞不渝
的真诚表白。在描写汉元帝与王昭君生离死别之际的行状及其心理，也极富
艺术感染力。灞陵桥边，旌旗悠扬，鼓角悲壮，昭君随着匈奴人马渐走渐远，
终于消失于风雪弥漫的旷野深处。此时，汉元帝仍仁立凝望，心己随之而去，
身后的仪仗在等待，大臣在催促，他全然不顾。他惨然唱道：“呀，不思量
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
我高烧银烛照红妆。”写出了汉元帝如丝如缕缭绕深长的情怀。有学者指出，
王昭君出塞后几个月的那年夏天，也就是竟宁元年五月，汉元帝驾崩，可惜
这点线索尚没有引起马致远的重视，倘若写出汉元帝思念成疾，遽尔升遐，
昭君又在黑江自尽，有情人终在天上结为神仙美眷，岂不为中国古典爱情更
添浪漫？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宫秋》着力写的是一个奇女子的故事。王昭君
受奸人陷害，加上匈奴犯境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以一弱女子纤手擎天，牺牲
个人以保国家，这是一个以一己之力独蹈家国之痛的奇女子形象！在汉元帝
与王昭君的欢情上，《汉宫秋》的笔墨是简略的，一共只有元帝夜巡初遇昭
君和退朝看望昭君两个场面，而且都是静态的，着力于描写皇帝欣赏王昭君
的文静端庄。而对王昭君敢于挺身而出，为家国之痛而毅然出行，则大抒笔
墨，在这一点上，《汉宫秋》的主题思想是积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元杂剧《汉宫秋》同样也反映出了作者思想认识上
的局限性和消极性。例如，王昭君出关后，《汉书》、《后汉书》记载她，
嫁于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呼韩邪死后，其子复株
累单于复妻王昭君，生二女，其长女须卜居次在王莽当政时曾入侍太后，后
来王莽失败，受株连死，昭君本人，则不见记载。可是《汉宫秋》说王昭君
来到番汉交界处的黑江投河自尽，这可能与古人“烈女不事二夫”的观点有
关，由于民间传说她与汉元帝有一段深挚的爱情，所以出塞和亲，再嫁单于，
自然不够贞烈，所以传说中她或是强忍悲欢，在胡地默默苟且偷生，或哀怨
愁闷，抑郁而终。到了宋代，由于理学家持重贞节，王昭君的自杀全节几乎
成了必然的结局。马致远在写作《汉宫秋》时显然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
另外由于马致远在写作《汉官秋》时掺入了自己对民族矛盾的许多感慨，他
不可能理解历史上王昭君出塞和亲的积极意义，对汉元帝也过于同情和美
化，全剧感伤情调较浓，这都决定于作者的历史、阶级和思想上的局限。
（蒋建平）
元曲《上高监司》的作者是谁？
在元代的散曲作品中，若以现实性和思想性而论，作于元朝后期的套曲
《上高监司》可以说是代表作。
这套散曲以沉郁的笔调描写了当时灾民的悲惨遭遇，而且愤怒地斥责了
富豪大商趁火打劫的罪行，展现了元代社会严重的阶级压榨，其中的［滚绣
球］这样写道：“偷宰了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遭时疫无棺活葬，贱卖
了些家业田庄。嫡亲儿共女，等闲参与商、痛分离是何情况！乳哺儿没人要
撇入长江。那里取厨中剩饭杯中酒，看了些河里孩儿岸上娘，不由我不哽咽
悲伤。”
对于这部散曲的成就，似乎已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而且这部散曲是写
给当时的江西道廉访使高纳麟，也是确切无疑的。但是这部作品究竟谁是作
者，长期以来却始终没有定论。
最早辑入这首套曲的散曲总集《乐府新编阳春白雪》著录下两个刘时中：
前集卷三所收《上高监司》曲下，署为“古洪刘时中”作。古洪指今天的江
西省南昌附近地区，一般认为刘时中为南昌人。可是，在前集卷三［殿前欢］、
后集卷一［四块玉］诸曲，亦署名刘逋斋。又注云：“时中号逋斋，翰林学
士。”这个做过翰林学士的人，据考订则是山西省石州宁乡人，又名刘致。
到底“古洪刘时中”是土生土长的南昌人，还是人们把曾在江西任官的
刘致误说成“古洪刘时中”，这就产生了一个疑团。
进入现代以后，《上高监司》套曲的思想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随之
而来，它的作者问题也就被提了出来。
最初阶段，刘致创作说占统治地位，郑振译编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均只介绍刘致，把《阳春白雪》中属于刘
致的60 余首小令和“古洪刘时中”的两首套曲统统置于刘致名下，而对“古
洪刘时中”，只字不提。
60 年代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有人开始把两个刘时中混为一谈，如
隋树森编《金元散曲》说“时中号逋斋，古洪人。。”朱东润主编《中国历
代文学作品选》也持这说。后来又有人趋于承认两个刘时中，以现有小令归
刘致，现存套曲归“古洪刘时中”。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人主编的《中
国文学史》在注释中说：“元曲家有两个刘时中，现存小令作者为石州宁乡
（山西平阳县）人，因父任广州怀集令，流寓长沙。大德二年为翰林学士姚
燧所知赏，被荐为湖南宪府吏，后任永新州判、翰林待制、浙江行省都事等
职。现存套数（曲）作者为南昌人，以其《代马诉冤》套曲来看，可推知为
落魄文人。”
近年来，《上高监司》套曲的作者是谁的争论再度兴起。分歧双方相互
间论辩驳难的激烈程度远胜于前，而且在论据上也比过去要充分得多。其中
孟繁仁力主刘致创作说，并从作品的内容出发，提出了四条判断标准：一、
散曲作于上距发行楮币60 年左右；二、当时江西正发生一场旱灾；三、有一
位出自相门之后又做了宰相的高姓监司主持了赈灾工作；四、当时曾爆发过
一次“红巾起义”。根据这些标准，孟繁仁推断套曲作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
年），理由是正值中统元年始行钞法后57 年，与60 年之数相近；又据《元
史》记载，延祐二年五月，南昌附近曾遭旱灾侵袭，符合曲中“去年时正插
秧。。旱魅生四野灾伤”的说法；高监司指当时正在江南诸道行御台做侍御
史的高昉，他的祖上曾仕金为太师，他本人也于延祐三年冬十月被召为“中
书参知政事”，四年升中书左丞，五年升中书右丞，与套曲所说完全吻合；
至于“红巾”起义事，系指延祐二年七月至九月发生的蔡九五起义。孟繁仁
的这个解释虽说很全面，但也有不妥之处，如一、蔡九五起义史书上并无与
“红巾”有关的记载；二、刘致虽然当时健在，但据有的学者考证，他并不
在江西。
因而也有人坚持南昌刘时中创作说，孔繁信认为套曲作于至正十四年，
因为此时红巾军已经起义，而且曾经在黄河流域被元军击败，首领韩山童被
捕遇害，切合套曲“这红巾合命殂”的曲辞；至正十年（1350 年）江西诸地
也发生过严重旱灾；若以至元年间实行钞法算起，当时恰好60 年多一点；那
位在江西赈灾的高监司，他认为是至正十二年“复拜南台御史兼太尉，总制
江浙、湖广、江西三省军马”的高纳麟，而刘致在这时早已死去。孔繁信说
法较为严密，但是也有漏洞之处，套曲中云：“相门出相前人奖，官上加官
后代昌。”查高纳麟祖系和本人仕历，都未高居相位。
看来，以上两家说法均有道理，也都有难以自圆的地方，《上高监司》
的作者究竟是谁？以及高监司是何人？这篇作品作于何时？这一系列谜仍有
待于人们用更新的、更为确凿的材料来作出圆满结论。
（蒋建平）
元杂剧衰亡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上，元杂剧和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并称，这说明它在我国文学艺
术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
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其间经历了从不完备到完备的发
展过程。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了鼎盛时期。在
中国历史上，元代是封建社会中最黑暗的年代。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十等
人”中名列第九，在娼妓之下、乞丐之上。一些进步的艺人和知识分子激于
义愤，纷纷通过杂剧的创作揭露官吏的横暴，反映人民的苦难与斗争，使杂
剧在统治者的高压下开出了绚烂的花朵，成为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并
列的代表艺术。然而，元杂剧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南戏那样，到明代演变为可
以用海盐、余姚、弋阳、昆山等多种声腔演唱的传奇，从而成为全国最主要
的剧种，而是大致从英宗正统年间以后，就明显地呈现衰微状况，最终在舞
台上消失了。那么，导致元代杂剧衰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为此，后人曾
有一番激烈的争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许多文章认为，造成元代杂剧衰亡的原因是其创作的倾向和所反映
的内容发生了逆转。这可以从元杂剧的兴盛原因中得到启发。在元代的各类
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元人胡抵遹在《送宋
氏序》中这样来说明当时杂剧内容的广泛和题材的多样：“上则朝廷君臣政
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筑释道商贾
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元
代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较广泛而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一些社
会地位低下的普通人民普遍地被写入作品，乃至成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
扩充了宋代话本在这方面的新领域。元杂剧的很多作品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
的官僚、豪绅以及他们的帮凶、爪牙对普通人民的迫害和剥削，同时歌颂了
普通人民对封建统治集团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可以说，这正是元代杂
剧之所以会繁荣和有生命力的根本原因。然而，元杂剧发展到了后期是怎样
一种情形呢？事实表明：这时的杂剧创作中存在着严重脱离生活、逃避斗争
的倾向。以隐士、妓女生活为题材的神仙道化剧、偷花翠期剧，以及为封建
帝王歌功颂德的供奉庆贺剧充斥着舞台，成了杂剧反映的主要内容，那种宣
扬因果报应、逃避现实的思想成了杂剧作家进行创作的宗旨。这样的杂剧必
然会失去越来越多的舞台观众，是缺乏继续发展的生命力的，也就很自然地
会衰亡下去。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艺术样式，当它们一旦完全脱离了现实
生活之后，就必定会走向死亡，这早已为中外文艺发展史所证实。
二、有学者指出，元代末期社会经济的衰退最终导致了元杂剧的衰落，
这就像元代城镇经济的相对繁荣是元杂剧兴盛的基础一样。戏曲是一种群众
性的文学艺术活动，必须具备相对繁荣的社会经济基础，元杂剧是都市畸形
发展的产物。元杂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适应新兴的市民阶层对文化生活的要
求，是当时都市经济发展下必然的产物。元朝的商业和手工业出现了繁荣景
象，商旅畅通，外贸发达，保证了元杂剧的发展；在都市中，商业的市民阶
层，一般市民和贵族对娱乐生活的要求，刺激了元杂剧的兴盛。到了元朝末
期，社会经济则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极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