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17-文字不是东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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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觉得自己的决定“再光明坦直不过”。以上是《失城》故事的简介。既然是简介，暴力场面也因此略过，但读《失城》不能不正视暴力在文学作品中引起的问题。试“抽样”看看凶杀现场：
督察推开了门，大女孩伏在桌上，正在画画，脑后被硬物劈成星状。小女孩正在床上玩玩具熊，手还抱着血熊，颈部被斩至几乎脱落。陈路远是建筑师，受过高等教育，欣赏巴赫的音乐，这种学识和修养应对他的性情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幸，他的所作所为，正好给史丹纳（George
Steiner）教授的悲观论调提供了实例。史丹纳认为，就时空范围而言，杀害犹太人的屠场与贝多芬的独奏会，施酷刑的地窖与藏书千万卷的世界级图书馆，互相并不抵触。这也是说，“一个人白天杀人放火、干尽伤天害理的事后，晚上回家读里尔克（Rilke）诗作或演奏舒伯特乐章，一样会感动得流下泪来”。中国现代文学出现暴力的场面，当然非自黄碧云始。正如英译余华小说的美国学者琼斯（Andrew
F．Jones）教授所说：
中国现代小说一开始就与暴乱、杀人和暴力结下不解缘。在“五四”时代的写实作品如鲁迅的作品中，刑场、战场、因暴乱而沦为鬼域的街道、因暴力而破碎的家庭——这一切都是常见的现场。作家透过这些现场向当时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提出控诉或发出呐喊的声音。这种看法相当恰当。我们应该认识的是，暴力在“五四”作品中虽然普遍得像“家常便饭”，但却统摄于更高层次的命题之下，那就是暴力有其内在逻辑和喻意作用。因此，暴力的出现，不是为了“骇人听闻”，或为暴力而暴力。就拿鲁迅的《药》为例。这本来是个血淋淋的故事，但在作者低调的处理下，暴力场面只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鲁迅要攻击的是国人愚昧和残忍的“劣根性”。杀头是暴力，是鲁迅用以突出国民“劣根性”的一种艺术手段。鲁迅以后的作家，对暴力在文学中的功能各有诠释。譬如说，吴组缃对暴力的处理，就不像鲁迅那么含蓄，他笔下的暴力场面，腥风血雨扑面而来。
第二辑 文字岂是东西 二写作以疗伤的“小女子”（2）
手段尽管各有不同，这个大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五四”作家对暴力在文学上的功能各自有不同的道德要求。黄碧云小说中出现的暴力，鲜见道德层次。她的暴力表现，自成一“美学”体系。为了进一步了解黄碧云“暴力美学”的特色，我们先看看吴组缃的《官官的补品》。卖血为生的陈小秃子因“与匪勾结”被捕，乡绅父老为了“杀一儆百”，决定不枪毙他，干脆用大刀砍。小地方没有职业刽子手，就挑了个杀猪的来充数。他“砍柴似的乱砍了三四刀，把马刀口砍成狗牙齿……小秃子被乱砍了几刀，鲜血溅满乱石，他已经僵卧不动，刽子手也被其他团勇扶着走了：忽然那尸首又挣扎起来，举着双手，像个恶鬼凶神似的放着尖嗓子叫嚷”。被乱刀砍死的尸体，是否还会“挣扎起来”叫嚷？这一点，我们不必计较。但是吴组缃用如此“工笔”描绘暴力场面，动机不难了解。因为在地主的眼中，像小秃子这么一个“蚁民”，性命猪狗不如，也因此，他合该在笨手笨脚的杀猪户手中被“凌迟”而死。根据刘易斯（Mark
Edward
Lewis）的观察，“在任何社会中，只要知道哪种暴力形式可以执行，谁有权力执行，我们就可知权力怎样集散和运作”。加诸小秃子身上的暴力是权力的运作与执行的结果。在《官官的补品》中，暴力的使用是对“权力”的控诉。小秃子的死状愈惨愈见地主阶级的残忍。一个作家如果为了这一个既定的目标而不得不以暴力渲染，那么，这种暴力，依刘易斯的说法，是sanctioned
violence（被认可的暴力）。吴组缃的思想观点明确。他笔下的小秃子，是国民党时代备受“土豪劣绅”鱼肉的农民。作者因有道德信仰支持，难怪叙事时用暴力烙过的痕迹，教人如此惊心动魄。我们因此不禁要问：黄碧云在《失城》中用的暴力，落墨如此之深，受的是哪一种“信仰”所推动？如果她的作品，仅有《失城》一篇，那倒容易交代。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解说：《失城》不是意识形态的显现，而是“艺术反映人生”的写照。根据黄念欣的访问记录，这篇小说“就是黄碧云采访美国一个犯罪学研讨会时得到的个案：一个神智健全的男人把妻子和四个儿女杀死，然后向邻居自首。原因只得一个，即‘我只是不再需要他们了（I
just
dont
need
them
any
more）’”。《失城》中的陈路远，也是个“神智健全”的男子；他杀死的儿女也刚好是四个。人生与艺术构成的是一种什么因果关系，以此例言之，再明白不过。黄碧云的小说，我只看了《其后》（1991年）和《温柔与暴烈》（1994年）所收的17篇。以暴力的震撼度而言，其他篇章或不能与《失城》相比，但一样教人“侧目”。岳武穆在《满江红》中“笑谈渴饮匈奴血”，是cannibalism（人类的自相残杀）；《水浒传》中的“好汉”，“生创”仇家的肝脏，并在命若游丝的仇家面前barbecue（吃烤肉），这也是cannibalism。我们做读者的看了，想到这是人们从前报仇雪恨的一种仪式，也见怪不怪。《双城月》中有这么一段：
（曹七巧）探一下自己的海棠花袂下，黏黏的一团，掏出来，晶莹淡红的，指头大小的血胎，在月色里泛着美丽的血光……“涓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涓生转了一个身，又轻轻地打着鼻鼾，月色却渐渐地暗了，七巧将眼前那一点粉红可爱的死胎，一把送进嘴里……这也是cannibalism。《水浒传》好汉啖的是仇家的血肉，七巧吞进肚子的是自己的骨肉，对象虽不同，但说来一样野蛮。黄碧云小说人物中的cannibal，还有《丰盛与悲哀》中的赵眉，吃的也是自己的骨肉：“孩子死了，我太肚饿，吃了它。”天地版的《温柔与暴烈》，书封底上的文字介绍黄碧云作品的特色，有这样几句话：“她的小说都爽朗决绝，人物情感淋漓，坦然生死，快意恩仇。”黄碧云在香港常是传媒的访问对象，对她作品的零星报道亦时有出现。“学院派”的评论写得比较周全的，有颜纯钩的《怎生一个“生”字了得》。颜纯钩在对她的才华称道之余，更有不少保留。令他惊奇的是，“这个香港的小女子黄碧云，年纪轻轻，又生长在资本主义的繁华都市，却对丑陋和邪恶如此兴趣盎然……本来在她这个年纪应该是不至于如此的，然而她毕竟是这样了，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根据《扬眉女子》（1987年）所载资料，黄碧云1961年生。颜纯钩以“小女子”相称，其心态不难了解。他心中一定纳闷：“卿本佳人，奈何一点不温柔敦厚！”看来，女作家应是“柔情似水”这种先入为主之见，中外皆然。加拿大小说家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女士说得一针见血：一篇文字辛辣的作品，如果出自男人手笔，得来的评语不外乎是“忠于事实”；如果女人写的，那评价很可能变为“残忍”或“狠毒”了……批评家欣赏的作品，如果是男作家的，会说“真有胆色，真有睾丸”（having
balls）。你可听过人家用“奶子真不赖”（tits）来赞美一个女作家的作品么？黄碧云其实是个“横眉女子”。她独来独往，风格特异，宁让“软心肠”的读者对她“十死九伤”的小说结局伤心，也不肯改变她对世情的个别看法。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暴烈总蹂躏温柔，主人公如《捕蝶者》中的丁玉生。这位“吃素，上课时身体散发花草香”、惨被自己学生奸杀的温柔女子，承担着黄碧云小说创作一个无比深沉的命题，那就是，寄于暴力的丑恶绝非一个譬喻，而是实质的存在。在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诗篇中，丑恶可能是通往美和救赎的一种象征，但在黄碧云地老天荒的小说世界中，不易找到这些灵光闪动的“象征”。《捕蝶者》中的弑师凶手陈路远（与《失城》中主人公同名），行事后逍遥法外。
第二辑 文字岂是东西 二写作以疗伤的“小女子”（3）
作者迫视邪恶、拒卖温情、我行我素，果然是个横眉女子。《失城》故事，血迹斑斑，迫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陈路远和四个孩子身上。其实以“警世通言”的眼光看，黄碧云对詹克明夫妇角色的勾画，更见匠心。她以难得一见的喜剧笔调烘托出浓得不可开交的悲剧意识。我们记得陈路远杀了人后，跑到邻居詹克明家，请他报案。詹克明的职业是救护车司机，他的太太爱玉，是跟在救护车后面跑、找死人生意的殡仪馆经纪。
爱玉怀孕时，詹氏夫妇爱玩一种叫“血塘”的游戏，“浅浅地放一缸暖水，开瓶红酒，玩纸牌，输的被罚倒酒，让一缸水变成血，在其中做爱。爱玉肚子大，像血蜘蛛”。他们生下来的是个痴呆孩子，不大哭，但父母宝贝得不得了。以下想是《失城》最沉重的一段：
生命真是好。午夜我还是闪着蓝灯通街跑，将伤者送上生命或死亡的道路。吾妻爱玉，听见有死人还是兴高采烈，又为死人设计了缀羊皮或人造皮草的西装大衣……城市有火灾有什么社会争论，有人移民又有人惶惑。然而我和爱玉还会好好地生活的……我们总不得不生活下去，而且充满希望、关怀、温柔、爱……以上文字沉重，因为最滑稽、最反讽。在注入红酒的浴缸内居然可以“玩”得津津有味的人，竟要肩负希望、关怀、温柔和爱的重任。这些高贵品质，文明社会不可或缺，可惜在末世宣扬这种“福音”的不是陈路远，不是丁玉生，而是跳梁小丑詹克明。难怪董启章写《笔记黄碧云》时，看到这一节，“险些惊栗掷书，不忍卒读。不敢。如此‘光明’画面，在满布血、残躯、排泄和癌细胞的书中，竟是最恐怖”。阅读黄碧云是一种“革命性”的经验。我初读“先锋派”小说家余华，也有类似的感受。上文提到的琼斯教授，曾这么检讨过自己翻译的动机：
把这种残忍与充满暴力的作品，介绍给毫无心理准备的读者，究竟对不对……我们读余华的小说，如果觉得过瘾，这表不表示在美化暴力方面，我们也是余华的共犯？
跟董启章和琼斯教授一样，我读黄碧云，也有过多次“惊栗掷书，不忍卒读”的经验。《其后》中的哥哥，送患晚期癌症的弟弟上火车时，嘱咐道：“平岗，要戒烟、早睡、好好地死！”
这种异样的温柔、异样的暴烈，组合起来塑造了黄碧云异样的文体。以“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的宿命观去处理暴力、堕落、颓废和伦常惨变的题材，泰山崩于前，纹风不动，拒绝说教或道德批判，尽显“冷对千夫指”的横眉女子本色。《其后》和《温柔与暴烈》所呈现的是一个丧心病狂的世界。黄碧云为什么乐此不疲？直截了当地说，是为了疗伤。她接受《明报》张薇的访问时（1997年11月7日）说过，“写作是一种药”。在季红真看来，余华的小说也是一种自我疗伤的灵药，因为“叙事就是一种策略，一种宣泄恐怖、逃避杀戮的策略”。如果不把作品与作家的个人感受混为一谈，那么黄碧云的笔触冷漠如斯，也有理论根据。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论“新小说”的宇宙观，看得通透：世界本来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也不荒谬。简单得很，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这也是最可圈可点的地方。
套用话本说书人的一句老话：世间事，“合该如此”。黄碧云的小说世界，很可怕，但她如果认为“事情原来不得不如此”，那也拿她没办法。
第二辑 文字岂是东西 二新井物语
凌志韫（Vivian
Ling）教授去年出版的《从精读到泛读》（The
Independent
Reader）是一本为北美学生学习中文而编选的教材。单看目录，行家就知这是一本构思与众不同的读本。所录文章统辖于十二个题目内：文化、社会、国际、经济、政治、中国内地、中国台湾、两岸、港澳、各地华人、教育、科技环保。由于版权关系，选集的稿件来源，只能依赖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书报杂志。内地作家的作品，因此从缺。美国大学初习中文的一二年级学生，抱着辞书字典准备功课，只好不问内容、“花猫叫、小狗跳”地一字一句去“精读”。这阶段过后，读物除了着眼文字外，也得讲究内容言之有物。凌志韫这本书的英文题目为“The
Independent
Reader”，中文可叫“自立读本”，这本书的对象是选修了三年以上中文的学生。一般美国大学给学生的白话文训练，三四年过后，就得“自立”了。凌教授选材兼收并蓄，指引学生“泛读”，就是这种用心。因此，我们的“准汉学生”，既有机会认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庐山面目，亦可听林山木为《富裕未必需要民主，民主妨碍经济增长》所作的辩证。新井物语第二辑文字岂是东西
凌志韫选材另一别开生面的地方是用了中文非母语作者新井一二三小姐的作品。别的不说，单就“励志”而言，新井以“外国人”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