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帕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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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哥的大军横扫共和党人在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批据点，也扫荡了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据点，他们一路屠杀和拷打了数万西班牙同胞。1939年1月初，卡帕回到巴塞罗那，报道数十万惊恐的共和党人绝望逃窜的情景。1月15日，卡帕再次目击针对难民的恐怖袭击，这次是逃往巴塞罗那的难民。数千人死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机下，那些战机现在完全控制了天空，它们屠杀了大批妇女儿童。卡帕发现有位老妇，她在一架已经翻倒的拖车旁转圈。“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图片邮报》说，“她只是围着那架拖车盲目地转圈。”她全家人都给打死了。
卡帕回到巴塞罗那，他发现这个城市已经处在彻底的混乱中。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出现完全失控。一百多万难民挤在城里的大街上，每天只有定量供应的几盎司面包。土豆皮替代了烟草。一度是浪漫民族的革命之城，现在已经枯竭到了难以拯救的边缘。
在皇家宾馆里，“最后的挖掘者”度过了几个可怕的夜晚，包括赫伯特·马修斯、玛莎·格尔霍恩以及奥多德·加勒尔。他们在努力报道让人伤心的故事，一边看到海因克尔飞机俯冲而下，四天之内共进行47次轰炸。爆炸声中夹杂着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派别的手枪声，这些派别以前团结起来反击法西斯，现在却在彼此屠杀。很多记者已经抛弃这个城市，卡帕和格尔霍恩却缩在她的宾馆房间里——炮弹不时从很近的地方落下，天又非常之冷。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3）
1月25日早晨1点，《人性报》记者乔治·索里亚冲进皇家旅馆，带来了弗朗哥的军队正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跨越几英里外的洛布雷加河的消息。约在早晨2点30分，赫伯特·马修斯发现卡帕跟婴儿一样睡在房间里，尽管爆炸声连续不断。他摇醒卡帕，同他一起挤上一辆比利时生产的不太可靠的米娜瓦汽车，就是“老米利”。在第一道光线里，他们发现自己挤在一条大概有40万难民的公路上，他们后来都离开了西班牙。已经成为孤儿的小姑娘抱着碎布娃娃。流着泪的老人用手绢包着家乡的泥土，那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返回的家园。前往菲格雷斯的100英里路和到达法国边境的20英里路车开了13个小时。
菲格雷斯挤满了歇斯底里和饥饿的逃难者。体弱的难民为了找个可以睡觉的门廊而在街上彼此打斗。孩子们因为找不到亲人和发霉的面包而尖叫。装满600件国宝的卡车在守卫的看护下准备运往法国——有戈雅、格雷考和瓦雷奎茨的画。“这地方就如同一座坟墓，”《时代》记者对来自苏联《消息报》的伊尔亚·埃伦勃克说。埃伦勃克回答说，“这不仅仅是西班牙共和党的坟墓，也是欧洲民主的坟墓。”在一条街上，卡帕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她躺在几只袋子中间。“她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报道说，“但她一定疲劳至极，因为她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她很少动一动，只有她很大的黑眼睛跟随着我所有的动作。袖手旁观并非总是很容易的，除非纪录身边人的苦难，否则什么也干不了。”
弗朗哥的大军于1月26日进入巴塞罗那，他们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弗朗哥的摩尔人沿着郎布拉斯大街前进，人们紧张地从地铁站里露出头来，并且向他们送去法西斯的敬礼，有些人举起了匆忙之间制作的弗朗哥照片。几天之内，共一万名政治疑犯遭到屠杀，就连一名意大利法西斯指挥官也承认，这样的做法是“相当极端的清洗”。
这同时，在菲格雷斯，文森特·西恩满城发了疯一般寻找他的朋友卡帕——他是叛军重点搜查的人物，因为现在他已经名声在外了。西恩终于在一个临时的新闻办公室里找到他了，他用现在已经没有用处的几箱宣传单拼凑了一张床。他在纸张制作的床上鼾声如雷，那鼾声里夹杂的希望比西恩听到的任何一种希望还要大。
1月28日，卡帕进入法国，又累，心情又不好。他最后的一些照片当中，有一张是他最感人的——很长的一排被打败的共和党人跨境进入法国，由一名法国警察领队，在冬天的寒风中，他们只带着极少的几件东西。在卡帕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差不多已经不能动弹了，他的内心为铺天盖地的挫折感所占据。《生活》杂志的威尔逊·希克斯对他予以高度赞扬，但这也无法让他高兴起来，他陷入了很深的忧郁情绪。“弗朗哥的部队挺进巴塞罗那，后来又占领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这里都在为你担心，”1月31日他写道，“《生活》杂志对你
从中国和西班牙发来的图片一直相当满意。我知道，当我告诉你，说你是今日一号战地摄影家的时候，你的谦逊并不会因此而减少。”
几个星期之后，战争的阴云聚集在欧洲上空，卡帕回到西班牙边境，这次是要报道许多难民营里发生的惊人悲剧。（既然战争远没有过去，这些难民对于法国来说就是很大的政治窘境，而且也是相当大的负担。）在阿格雷苏尔梅尔，他发现了60 000西班牙人，许多人睡在地上的洞里，许多人仅仅靠薄薄的窝棚抵挡寒风和极低气温的袭击。没有煮食的地方，没有卫生条件，“只有铁丝网将他们围在中间，”他写道，“残忍的塞内加尔军人在管制他们。”许多骑马的武装卫兵为了好玩而殴打一些濒死的人，那都是些在过去的三年中与弗朗哥拼死作战的人。二月的一个晚上，有17个人冻死了，而且就在他们躺的地方原地埋葬。
在别的营地里，另外还有175 000西班牙人，有士兵也有平民，他们生活在同样可怜的环境里，那是别的西方国家抛弃给麻木无情的法国官方的一些人。在卡尔加索恩附近的布拉姆村，卡帕拍摄了以前的一位国际法教授，他躺在一家冻死人的医院里用草铺成的病床上。“他是位老人，他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图片邮报》的文字说明写道，“但是，他写过一些论正义的文章，他为一家外国评论写过关于国家权利的文章，但在弗朗哥的西班牙，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位置。”在外面，在冬季午后的微光中，卡帕走过成排的十字架。“在白色的十字架上，写有曾在西班牙艺术和文学界声望极高的一些人的名字，”《图片邮报》报道说，“而这样的十字架排成的队列越来越长。”
1939年3月28日，叛军攻占马德里。“激情战争”最终结束。共死掉至少3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平民。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被征服者当中共有30万人在弗朗哥的监狱里受苦。也许共有多达10多万人被处决。
失败之后一定会有背叛，1939年8月23日，德国和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感觉自己在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欧洲残存的民主国家，尤其是法国，担心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了。作为知名的犹太移民，作为定期向共产党出版物《今晚报》投稿的摄影记者，卡帕现在开始担心了，如果法国右翼政府决定对背叛的“赤色分子”进行大规模报复，那自己一定会成为第一批牺牲品。
1939年9月1日早晨6点，纳粹德军共150万人横扫波兰，他们是在练习一种已经在西班牙达到完美程度的战争形式：闪电战。两天之后，法国和英国对德国宣战。到10月，罗伯特·卡帕又开始逃亡了，这次是搭上一条船到了美国。
第三章光荣孤立（1）
“在人类冲突领域，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人欠如此之少的人这么多。”
温斯顿·丘吉尔， 1940年
到达纽约几天后，卡帕开始喜欢上纽约的夜生活了，他跟在西班牙认识的美国朋友打扑克，又跟朱莉亚和兄弟康奈尔汇合，一起在上西区的公寓里吃传统的匈牙利晚餐，他们两个人于1938年移民美国。如果要在曼哈顿过下去，那就需要找工作，而且必须很快就找到工作。到达美国的几个星期后，他乘电梯登上了洛克菲勒中心九号楼的31层，在那里见到了《生活》杂志图片编辑爱德华·汤姆逊，他是个板起面孔、从不说废话的人，也是行家。
汤姆逊后来说，“我只听懂了他说的几句话，我想办法帮他找活干——但不是大获成功。”但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对于亨利·路斯以利润为驱动力的企业来说，卡帕并不是完美的招聘对象。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他很快就把美国看作是临时的避难地了，而且是个令人泄气的地方。美国人保持孤立主义者的世界观，其清教价值观在几个月内就开始让他坐立不安了。跟欧洲人比较起来，美国人并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他们对食物和葡萄酒也一点都不懂。为《生活》杂志工作不久，汤姆逊回忆说，卡帕就“让陪同的一位记者唐·伯克吃惊了，他在餐车上大闹天宫，就因为车里没有上等葡萄酒”。
当年深秋，卡帕遇到年轻作家欧文·肖，这是个漂亮和运动员型的犹太人，在布鲁克林长大，他后来成为卡帕的密友。“最早遇到卡帕是在格林威治村的一个酒吧里，当时，卡帕跟一个漂亮姑娘在一起。那不是我在酒吧里遇到他的最后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碰到他带着漂亮姑娘。他刚刚从西班牙回来，已经非常出名了，因此我立即就认出他来了：那种睫毛浓密的黑眼睛，很有诗意的样子，而且谙熟世事的样子，就跟那不勒斯街头乞儿的眼睛一样，有卷起的嘴唇，嘲笑别人的嘴，嘴唇上永远都夹着一根烟。”
肖感到很是奇怪，卡帕“已经是名满天下”，但他却身无分文——“因为他这种职业的危险，以及他对赌博的嗜好，这种状况对他来说是极其有害的。他还有被谴送回原籍匈牙利的可能，而他纪念那个国家的方式就是他的口音，那是对所有语言的一种音乐化的破坏，他的朋友都称他的话是‘卡帕语’。”
大约是在这个时期，卡帕还遇到了来自芝加哥的一位年轻人，叫约翰·莫里斯，他在《生活》杂志的图片部当助理。莫里斯记得那年冬天午饭期间带卡帕到洛克菲勒广场的室内溜冰场溜冰。“卡帕抓住《生活》杂志一位秘书勃比·洛克的手，事情很快就明显了，卡帕并不会溜冰。她抓住他的手，结果在一家餐馆的平板玻璃窗上暴跌倒地。我就在他们身后，我看见《生活》杂志在那里进午餐的三位高级编辑笑爆了肚皮。”
卡帕的移民状态却不是那么好笑。“卡帕没有‘南森’护照。南森护照是按国际联盟的弗里德托夫·南森的名字命名的，”爱德华·汤姆森回忆说，“那是颁发给‘无国籍’人士的一份文件。美国给匈牙利的移民指标每隔几十年才调整一次，因此，那是一种脏兮兮捆绑式文件。‘如果看上去很干净，那就是伪造的’，卡帕说。因此，他到处跑还是有风险的。”
卡帕的签证1940年初就要到期了，他必须在到期之前赶紧采取行动。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他必须找人结婚。3月27日，他跟约翰·费恩豪特一起参加了一个聚会，而费恩豪特刚刚跟艾娃·贝斯尼奥离婚，又娶了生气勃勃的美国姑娘波莉·柯琴，是个学舞蹈的。波莉介绍他认识了托尼·索莱尔，那是一个惹人注意的黑发纽约人。在几天之后的另外一次聚会上，喝得醉醺醺的卡帕和索莱尔同意第二天就结婚，并且到可以办理此类手续的最近的马里兰州去“快速登记”——从曼哈顿往南要开好几个小时的车。第二天早晨，卡帕酒醒了，他意识到自己既没有钱也没有车到马里兰州。但是，在《生活》杂志办公室里，他听说有两位摄影师也打算结婚——奥托和汉塞尔·米斯。这两个人于20世纪20年代离开德国，沿路卖艺，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再到美国，汉塞尔成为美国公民，之后又于1937年成为《生活》杂志的摄影工作人员。到1940年，他们需要结婚了，因为奥托是非法进入美国的，这样可以避免被谴送回纳粹德国。汉塞尔后来很清楚地记得这一天。
卡帕赶到《生活》杂志编辑部，找到了奥托，发现他坐在她旁边的一个灯盒后面。“你们和我们去结婚怎么样？”他问他们，“我们一起去……我明天就得离开这个国家了。他们不给我的签证续签。我是匈牙利人，是犹太人。希特勒的党徒都在匈牙利……我跟一个姑娘达成了协议。她跟我结婚，我支付她一年的舞蹈学费。”
当天下午，他们找到了托尼·索莱尔，奥托冒着大雨开车将他们送到马里兰。婚姻登记处关门前15分钟，他们才赶到艾尔肯顿。卡帕和奥托冲进去，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法律已经改了。颁发结婚证必须等待三天。他们请求工作人员破例，但遭到拒绝。他们沮丧地回到汽车里，开车回纽约。
到了艾尔肯顿的郊区，奥托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小汽车。有两个人在狂乱地打手势，要他们停车。他把车停下来。那两个人解释说，法律有个小漏洞，之后要求跟奥托和卡帕单独谈话。汉塞尔和索莱尔从汽车里看到，奥托在用力摇头，而且转身，结果卡帕将他拉了回来。之后，奥托拿出皮夹，递上了好几张钞票。之后，奥托和卡帕回到汽车里。奥托解释说，如果他们得到医生的文字证明说她们两个怀孕了，那他们马上就可以拿到证件。汉塞尔和索莱尔都拒绝了。卡帕请求她们两个重新考虑，而当地那两个人却在很不耐心地等待这对夫妻跟上来。
最后，两个女人被说服了。当地一名医生甚至都没有看那两个女人，直接就打出了她们已经有身孕的文件。奥托又摸出了几张钞票。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位老人面前，也就是主持婚姻的“牧师”。两对人都结婚了，但是，到了付钱给牧师的时候，奥托剩下来的钱已经不多了，这么一来，汉塞尔和索莱尔只好摸自己的钱包支付余下的部分了。拿到结婚证书以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