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31-精神生活·思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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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种单一性——古老的“整体是一”（henpan）——或者存在着一个唯一的原因或一个唯一的支配者。
但是，心理活动的自主性意味着它们是不受条件制约的，在生活中和在世界中，没有任何条件能直接制约它们。因为灵魂的“无激情的平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条件；不仅仅纯粹的平静不能引起心理活动，以及思维的冲动，而且“‘理性’需要”也不能使激情平静下来。可以肯定，我的思维、意愿和判断的对象，精神的主观内容，是在世界中给定的或来自这个世界中的我的生活，但是，它们本身作为活动不是由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规定的。虽然人完全地都受到存在的制约——其生命的时间局限于出生和死亡之间，为了生存必须劳动，为了适应世界必须工作，为了在群体社会中找到其位置必须作出努力——但人能在心理上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不仅仅在心理上，而且能在实践方面或在认识和知识方面超越所有这些条件，人凭借认识和知识能探索世界的实在性和自己的实在性。人能对生活在其中和受到其制约的现实事物作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判断；人能对不可能事物，例如，永恒的生命，有意愿；人能思维，也就是说，人能对已知事物和未知事物进行有意义的思辨。虽然这一切不能直接地改变现实——确实，在我们的世界中，最分明和最基本的对立莫过于思维和行动之间的对立——但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原则和我们的判断和生活所依据的标准最终取决于精神生活。总之，人的行为取决于这些显然无利可图的心理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产生结果，也“不直接赋予我们行动的力量”（海德格尔）。心不在焉确实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在统计的意义上说，不仅仅在许多人的行为，而且在所有人的行为中，都是最强有力的因素。人类活动的迫切性（ascholia）要求即时的判断，要求对风俗习惯的信赖，即对偏见的信赖。至于影响我们的感官和灵魂，以及共同感官的现象世界，赫拉克利特用奔放的语言加以准确的阐明，“精神与所有的东西分离”（sophonestipantōnkechōrismenon）《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108。。这是因为这种分离是完全的，以致康德坚定地相信在宇宙的另一个角落中存在着其他有智慧的存在，即能进行同样的理性思维的生物，虽然它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感觉器官和大脑能力，也就是说，没有我们的真理和错误标准以及经验和科学认识的条件。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不可见性和逃避（2）
从现象世界和受现象世界制约的活动的角度看，心理活动的主要特征是它们的不可见性。严格地说，心理活动从来不显现，虽然它们呈现给进行思维、意愿或判断的我。进行思维、意愿或判断的我虽然知道自己是主动的，但仍然缺乏以这种方式显现的能力或冲动。伊壁鸠鲁的“隐居生活”（lathēbiōsas）可能是一种谨慎的忠告；这至少也是以否定的方式对思维的人的位置（topos）的一种准确描述；事实上，这种观点正好与约翰·亚当斯（JohnAdams）的“spectemuragendo”（我们在行动中被观察）的观点相反。换句话说，人的这种能力针对本身呈现给思维的不可见事物，这种能力不仅仅像其他能力一样是不可见的，因为它是潜在的，是一种纯粹的潜能，而且事实上也是不显现的。如果我们从显现的观点考察所有的人类活动，那么我们将发现显现有程度上的差异。劳动和制造活动不需要活动本身的显现；只有行动和说话才需要一个显现的空间——以及观众和听众——来完成活动。但是，这些活动都不是可见的。如果我们按照希腊语的习惯用法，把在最高意义上的行动者，即“英雄”，叫做“andresepiphaneis（充分显现的和高度有意识的人）”，那么按照定义和职业，我们就能把思想家叫做不露面的人。
在这个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精神完全不同于灵魂——精神在支配我们的内部不可见生活方面的主要竞争者。作为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感情和情绪之原因的灵魂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一个或多或少有些嘈杂的场所，我们不展现灵魂，但灵魂使我们痛苦（pathein），在活动最强烈的时候，灵魂征服我们，就像痛苦和快乐征服我们；其不可见性如同我们的内部器官的不可见性，就像当我们的内部器官在运作或不运作的时候，我们能意识到它们，但不能控制它们。相反，精神生活是纯粹的活动，和其他活动一样，这种活动能随意地起动和停止。不过，虽然激情的位置是不可见的，但它有自己的表现形式：我们因害羞或尴尬而脸红，我们因恐惧或愤怒而脸色发白，我们因快乐而容光焕发，我们因忧郁而垂头丧气，为了阻止激情的表现，我们进行大量的自我克制的训练。精神的唯一外部表现是心不在焉，一种明显的对周围世界的漠视，一种不能认识到目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的消极状态。《修昔底德》（Thucydides），Ⅱ，43。
不可见性的唯一事实是：即使不呈现给视觉，某东西仍然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我们的全部传统不愿意在灵魂、精神和意识之间划分清楚的界限，因此，它们被等同于我们内部感官的对象，其唯一理由是它们不呈现给外部感官。例如，柏拉图得出结论：灵魂是不可见的，因为灵魂用于认识一个可见事物的世界中的不可见事物。连康德——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偏见进行最猛烈批评的哲学家，有时也把客体划分为两类：“‘我’，作为思维者，是内部感官的对象，叫做‘灵魂’；而作为外部感官的对象的我叫做‘身体’。”《纯粹理性批判》，B400。当然，这种划分只不过是古老的形而上学中两个世界理论的变种。根据内部空间为在我们之内的东西提供场所——正如外部空间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场所——的假定，类比也能用于感官经验的外在性，因此，“内部感觉”，即内省的直觉，被描述为能以我们的外部感官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具有的那种可靠性来把握发生在“里面”的事情。至于灵魂，运用这种类比同样也不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因为感情和情绪不是由本身造成的，但“激情”是由影响灵魂和导致某些反应的外部事件引起的，也就是说，灵魂的pathēmata（被动状态）——这些内部经验确实容易受到反省的内部感觉的影响，因为正如康德所说的，这些内部经验“只有以外部经验为前提才是可能的”《纯粹理性批判》，B275。。但是，它们的被动性，它们不易在有意识的干预下发生变化的事实，给人一种印象深刻的稳定假象。这种假象产生某些反省的错觉，这些错觉进而导致这样的一种理论：精神不仅仅能支配它自己的活动，而且也能支配灵魂的激情——好像精神只不过是灵魂的最高器官。这种理论是非常古老的，在精神支配快乐和痛苦的斯多噶主义学说中到达顶点；这种谬论——当股价大幅度上升时你就感到快乐——最终建立在灵魂和精神的等同之上，也就是说，把精神的强大力量归于灵魂及其本质的被动性。
心理活动，至少所有的思维活动，都不满足于给定的对象。心理活动始终超越可能唤起其注意的任何东西的给定性，把它变成13世纪方济各会的意志哲学家彼特鲁斯·约翰尼斯·奥利维（PetrusJohannisOlivi）所说的“experimentumsuitatis”（“自我本身的经验”）参见ErnstStadter著《人的自由的心理学和形而上学》（PsychologieundMetaphysikdermenschlichenFreiheit），慕尼黑，帕德博恩，维也纳，1971年，195页。。因为多样性是世界上的人生活的基本存在条件之一，因此，在罗马人看来，“interhominesesse（生活在人中间）”是活着的、意识到世界和自己的实在性的人的标志，“interhominesessedesinere（不再生活在人中间）”就是死亡——而独自生活，仅仅与自己交流，是精神生活的最显著特点。只有当精神实现了这种交流——从存在方面说，多样性在这种交流中被归结为已经被包含在事实和“意识”或“syneidenai”（自知）一词中的两重性——精神才能有自己的生活。我把这种精神生活叫做我使自己与“孤独”为伴的存在状态，并把这种存在状态与同样的独自一人、但不仅仅被同伴抛弃而且也被我自己的可能同伴抛弃的“孤单”区分开来。只有在孤单中，我才感到丧失了同伴，只有当我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丧失时，人才真正地单独存在，就像只有在梦中或在精神错乱中，人才充分地意识到这种状态的难以忍受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惧”见康德的《对优美和崇高感情的考察》（ObservationontheFeelingoftheBeautifulandSublime）中关于这种绝对孤独的梦的描述。
《精神生活·思维》 第二章不可见性和逃避（3）
JohnT。Goldthwait译本，伯克莱，洛杉矶，1960年，48—49页。。心理活动本身通过其反省的性质表明意识固有的两重性；心理力量只有通过内隐的或外显的行动才能产生作用。可以肯定，意识——康德的“我思”——不仅仅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而且也伴随我的活动，尽管在我的活动中，我能完全忘记我自己。因此，意识在孤独中被实现之前，它仅仅知道“我在”的同一性——“我意识到我自己，既不是如同我显现给自己的那样，也不是如同我自在地本身所是的那样，而只是‘我在’”《纯粹理性批判》，B157。参见本卷第一章，43—45页。——意识能保证自我在一生的各种表现、经验和记忆中的同一性连续。因此，意识“表达了对我的存在进行规定的动作”同上书，B158注释。。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思维——我与我自己的无声对话——能被理解为我和内在于所有意识的自我之间的最初两重性或分裂的实现。但是，这种纯粹的意识，我好像无意识地意识到的这种意识，不是一种活动；由于意识伴随所有的其他活动，所以意识是绝对不被谈及的“我是我”的保证。
我与我自己为伴的精神生活可能是无声的；精神生活并非不被谈及，它可能从来没有被它自己完全忘记，因为它的所有活动都具有反省的性质。每一种cogitare（我思），不管其对象是什么，也是一种cogitomecogitare（我思我思），每一种意愿也是volomevelle（我愿我愿），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只有通过“retoursecretsurmoimême”（“秘密地重返我自己”），判断才是可能的。看来，这种自反性为心理活动指出了内心世界的一个地点，而心理活动是根据我们的非心理活动发生在其中的外部空间的原则来推断的。这个内心世界不同于灵魂的被动内心世界，只能被理解为活动的一个地点，这样的说法是一种谬论，其历史起源可追溯到基督纪元的最初几个世纪，当时，人们发现了意愿的我的意志和经验。因为只要活动在继续，我就能意识到精神能力及其自反性。好像只有当我思维、意愿或判断的时候，思维、意愿或判断的器官才存在；如果这种潜在先于实现而存在，那么在其潜在的状态中，思维、意愿或判断的器官就不会进行反省。只要思维活动一直持续，我就能完全意识到思维的我，但思维的我将消失，好像当现实世界再一次显示自己的威力时，它是纯粹的奇迹。
因为按照定义不显现的心理活动发生在现象世界中，发生在通过其感受器官、自身的能力和向其他人显现的冲动分享这些现象的一个生物中，所以心理活动不能显现，除非心理活动有意识地离开现象，但不是离开世界——只有思维能完全离开世界，因为思维有一种概括的倾向，也就是说，特别关注与特殊对立的普遍——就像离开呈现给感官的世界存在。每一个心理活动都取决于把感官不能把握的东西呈现给本身的精神能力。再现，即呈现当前不在场的东西，是精神的唯一能力，因为我们关于精神的所有术语都基于来自视觉经验的隐喻，这种能力叫做想象力，康德把它定义为“客体不呈现时的直观能力”《人类学》，no。28，《全集》，第六卷，466页。。当然，呈现当前不在场的东西的精神能力并不局限于不在场的事物的心理表象；记忆通常也能储存和回忆不复存在的东西，意志则能预测将来可能发生、但尚未存在的事情。仅仅因为有精神能力呈现当前不在场的东西，所以我们能说“不复存在”的东西构成我们的过去，或者说“尚未存在”的东西为将来的出现作准备。但是，对于精神来说，只有回避日常生活中的当务之急，这才是可能的。因此，为了意愿，精神回避直接的欲望，因为如果没有反省和自反性，欲望将把它的手伸向被欲求的东西；因为意志与事物无关，而与计划有关，例如，与一种东西——不管我们现在是否想得到它——在将来的获得可能性有关。意志把欲望变成一种意向。最后，判断，或是美学的，或是法律的和伦理的，必须以完全“不合乎自然地”和有意识地回避当我生活在世界上和参与其中时卷入和关注的直接利益为前提。
我认为，试图在各种心理活动之间建立一种等级秩序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也认为，难以否认存在着一种先后的秩序。如果再现能力和使心理注意力指向以各种方式躲避我们的感官知觉注意力的东西所必需的努力没有持续下去，没有使精神为将来的反省、为意愿和判断作好准备，那么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如何能意愿或判断，也就是说，处理尚未存在的东西和不复存在的东西。换句话说，我们通常称之为“思维”的东西——尽管我们不能取消意志，或者不能为判断提供一般的规则——必须能在思想上酝酿呈现给感官的特殊事物，以便精神能在其不呈现的情况下处理它们，简言之，思维必须使特殊事物成为去感性化的事物。
据我所知，关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