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杂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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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
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
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
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
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
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
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1933 年就说过：
“我是靠友情生活到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
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
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
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
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
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
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
调：在一间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
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
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
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
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
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
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
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1932 年在上海发生的战
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1934 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
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4 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
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
短篇《神》、《鬼》、《人》。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
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
日语。
这年8 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
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
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
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1937 年全面抗日战
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
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
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
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
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
包里放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
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
《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
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
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
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
下去。。。
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
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
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
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
民党的腐败的统治。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1979 年在法国尼斯
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
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
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
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
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
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
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
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
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 年）我到朝鲜，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
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
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
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
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
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
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
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
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
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1945 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
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
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
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
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
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
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
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
谊事业、赞美新社会和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
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
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
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
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
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
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
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
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
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
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
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
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
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
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
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
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王洪文、马
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1973 年7 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
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
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
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
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
尔岑一起在19 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
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
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
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
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
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
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
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
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心
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
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
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
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
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
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
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
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
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
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
解剖自已，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
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
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
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的。”五十多年
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
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
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
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骚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
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
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
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
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
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
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
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
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
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
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
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
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
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1944
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
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
安慰的人。”
1935 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
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
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
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
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
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
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
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
顺子弟，还有一些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
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
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
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
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
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
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
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
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
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
年过古稀、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
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