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盘子,还是读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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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所谓工业革命就是要建立重工业体系。在建立重工业体系的过程中，资源和社会力量被集中控制，有计划地投入关键工业部门，其他传统工业部门和轻工业则被尽量压制。
对于穷国而言，这当然是正确的战略，但问题在于任何政策都存在运行惯性，在重工业体系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集中一切力量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是对的，但在重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的前提下，必须有相应的轻工业和装配工业来配合重工业体系，才能把潜在的财富生产能力转化为真实的财富。而集中控制一切资源，通过严格计划进行工业投资的体制要么压制了轻工业的发展，要么不区分工业门类试图把根本不适合进行集中控制的企业纳入计划体系。所以，在中国和苏联，都因为缺乏下游轻工业企业而无法完全利用工业化的成果，苏联尤其严重。日本也存在这种问题。但由于日本具有先发优势，可以通过对外贸易，由落后国家承担简单劳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通管一切经济活动的政策往往与官僚集团谋取特殊利益的举动相结合，并渗透到文化、教育、地方社区管理等方面，过度的集权和计划毁灭了计划本身。苏联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突然消灭的，中国的重工业体系是通过计划逐步消灭的。
前面开列的只是中国和苏联遇到的主要问题，要在这个已经为西方严密控制的世界上创造新的重工业体系，相信落后国家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四个。
第二部分技术追赶的两类路径
旧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信奉“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出卖资源和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以及生产设备几乎都被消耗殆尽，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更是一片空白。
而同一历史时期，日本人坚定不移的信念是“重工沉没日本沉没”。
第一节 技术追赶的两类路径
技术追赶路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先从最简单的低技术组装工业开始，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上升，逐步带动产业升级。目前，只有英国和美国两个大国，在基本没有其他工业化国家干扰的前提下，通过类似道路实现了工业化。后进国家还没有走通这条路的先例。另一种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先向“加工”方向展开，然后向“先端”迈进。
日本的成长轨迹是“技术技能蓄积的发展”，广泛的国民教育，在工业中注重知识技术积累，基干产业先行。在基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培育中小企业和部件工业，获取收益。
韩国从1970年开始工业化进程，走的是“技术技能节约的发展”。从日本导入工作机械和物资，在没有工业技术积累的前提下进行初级工业化。由于国家比较小，劳动密集型初等工业化不久就占用全部廉价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企业不得不进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国家也不得不对教育进行投资。但是，高附加值生产需要设备和先进物资，而自国的技术储备不足，不得不加深对日本和西方的依赖，原来的劳动密集产业则逐步向中国和越南转移。在中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下，韩国的企业利润率日益降低，外汇日趋紧张，最终发生了经济危机。
第二部分二战后的日本重工业复兴
第二节 二战后的日本重工业复兴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殖民地独立，不能从殖民地输入粮食和原料，也无法出口技术产品换取物资。
为了从残缺的基础上重新站立起来，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继续以基干产业为重点，压制消费。利用西方单向开放市场的时机，大力发展经济。
随着重化学工业的逐步恢复，消费品逐步放松管制，1955年日本的消费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准。日本经济进入高度成长的时代。
日本这个时期的增长缘于战前积累的坚实工业基础，如钢铁、机械、航空、造船等，战前已经萌芽的汽车、家电等耐久消费品产业与战后开始发展的石油化学、合成纤维、电子产业均得益于高水平的基干产业。1955年以前，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的比重相对要低的多。1955年以后仅五六年间，以工业总量计，日本成为世界一流的重工业国。
1955年的日本一线生产技术是落后的，因为一直处于战争动员状态的工业侧重于少数军用品的生产。但由于大工业体系的通用性，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非常强。在这种前提下，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日本这个时期技术的引进非常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了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技术基础和引进技术，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乘数效应。
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不断扩大，但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一直等到70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大工业体系的关键点在于纪律性以及相互配合，体现的是集体的成果，个人单打独斗的积极性并没有太大作用。而平等的社会又避免了社会动荡，在压制消费的条件下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积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重化学工业是日本的经济基础，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受到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因大量开支干预经济而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因为长期向没有效益的项目投资而导致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与之相比，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理想中的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第二部分近代中国：造船不如买船
第三节 近代中国：造船不如买船
买船不如租船中国工业化的轨迹完全不同于日本，传统的农业政府满足于土地税和海关税收，几乎没有过任何系统的经济计划，社会资本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自由地追求眼前利润。在劳动力过剩、人才和技术积累为零的条件下，“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绝对的企业指导原则。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采用重工业优先的经济管制模式，效益低，增长率低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增长率仅38％，一战期间（1915—1918年）因西方压力减轻，工业增长率为13。4％，20年代的增长率又退回到3。8％。1932—1936年由于转向战争体制，工业生产增长较快，增长率达到11。1％，但造的大多是不能吃不能用毫无经济效益的枪炮军舰。
中日在甲午战争后因赔款和不平等条约拉开了差距。但此后中国实行了非常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民国期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增长率远远高于日本。20世纪20—30年代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上海非常繁华，有东方巴黎之称。但这繁荣却是虚壳，“九一八事变”不战而失东北，抗战时英勇的中国士兵要用大刀向装备精良的鬼子头上砍去，日军不到一年就占尽了中国的精华地区。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不能为前线提供一辆坦克、一门重炮，仅靠外国部件组装了几架轻型飞机，海军的旗舰都是战前从日本购买的。而日本却可以建造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零战”。同时向中国占领区倾销工业品，挤垮了中国企业。经过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反而在经济和军事上均远远落后于日本。由于技术水平始终停滞在农业时代，中国所谓的工业增长实质上是用自己越来越多的资源和简单劳动力去换取国外的技术产品，除少数官僚——技术精英能用挣来的钱奢侈消费外，大部分人并没有从增长中得益，整个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水准停滞不前。
第二部分1949年的中国
清朝灭亡以后，中国先是军阀割据然后又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到1949年才终于统一。新中国接收的历史遗产，简单的说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工业部门
1949年的中国，工业集中分布在东北和少数几个沿海城市（主要是上海、天津、青岛三大工业中心），从GDP来看，一般认为此时的工业产值占10％，但其中绝大部分是对农业社会提供的原料进行简单加工的工厂，如卷烟厂、纺织厂、罐头厂、火柴厂、造纸厂、面粉厂等。这其中不乏利润丰厚的企业，但这种利润不过是反映了工业的极端稀缺。由于根本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设备、零部件、工程师都完全依赖于进口或外国在华产业，它们的利润和生存依赖于与工业国家的贸易，而真正的利润大头也正是在这样的贸易中流向国外。至于构成工业核心的重工业，除了东北有一些日本留下的残破企业和内地屈指可数的几个矿山之外，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具体到一些大宗物资产量，1952年（战乱带来的震荡基本消失，各种产品都超出了建国前最高产量）钢产量是135万吨，煤炭6600万吨，电力73亿千瓦/小时，除去行业内部消耗和政府、军队必然要消耗的部分，剩余的物资勉强可以满足今天一个中型城市的需要。至于石油和高级工业产品，产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科技教育
工厂本身只是大工业体系的硬件，要建立大工业体系，科技力量是更本质也更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中国在近一个世纪时间内处于依附性经济地位，1949年的中国科技能力比工业本身的相对地位更差。按1950年统计，分布在工厂、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种技术人员不足5万人（含见习生），专职科研机构只有190个（不分大小），其中59％是农业科研、调查机构。工业（含土木工程）科研机构不过区区32个（归并后共21个）！
科技和工业的基础是教育，1949年的文盲率是80％，全国大学生不过14万人，中学生145万，小学生2437万（人口粗略统计为5亿）。到了1952年，大学计划招生7。5万，竟无足够的合格高中毕业生报考。即便在集中了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城镇职工干部中，文盲率依然超过50％（煤炭、建筑业均为60％以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时的教育与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教育相去甚远，除了沿海发达地带和东北一些城市（日本人留了一定的基础），大部分乡村小学和部分中学的教师依然包括大量科举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只受过旧式教育的年轻人，现代科学教育限于初等数学和简单的地理知识，物理、化学、生物等课程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闻所未闻。
基础设施与积累
1949年的中国，只有铁路网和长江水运尚能称得上近代化，铁路共2万公里，一半以上分布在东北，其余均在沿海、平原地带（通车率不足50％，复线率4％；机车4000台），轮驳船5698艘（合计载重吨位37万），沿海泊位（不分深浅水）161个，其中铁路在客、货总周转量中占84％和71％，水路货物周转量占25％。公路名义上有8。07万公里（汽车5万辆），但破损严重，大部分是继承自农业时代的“官道”，硬化路面的等级公路只有数百公里，运输量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商业民航和管道运输，完全是一片空白。
1949年的电讯网其实只是一个临时军用网络和沿海商业联络网的拼凑物。
除了基础设施，有形的积累还包括外汇和贵金属，但经晚清民国数十年赔款，数百年贸易积累的金银外汇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国民党政府又通过强制手段强征民间剩余金银，虽然积累日益减少，但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尚有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说法不一，但数量相差不大）。不过，这所剩无几的财产，大多又被南京政府运到了台湾。只是因为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在上海有6180两黄金、154万块银元、876822元美钞未及启运就被缴获。这就是共产党政府继承的全部硬通货。
传统资源
在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中，中国最丰富的是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的各种资源，如人力、自然资源、手工业技巧、道德规范、组织动员力量等。毕竟中国是最大、连续历史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不过，由于人口总体过剩和中国传统社会运行周期的影响，到了20世纪中期，这些传统资源的总体水平正处在历史的低位，大部分资源都被捉襟见肘地用于支持原有社会的运行和少数人的奢侈享受，很难在不引发动荡的前提下从旧体制中提取用于工业化的剩余。
第二部分毛泽东时代：强敌环伺下的重工之路
第五节 毛泽东时代：强敌环伺下的重工之路
无论旧中国遗留的基础多么差，抱怨终归没有半点用处，新的共产党政权必须在这个破败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其实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规律，促使他们走上建设独立工业体系之路的原因来自内外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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