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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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尚中发现了可能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同前引书，第88页。中产阶级的消费热情、对社会时尚的热衷固然有更为复杂的因素和背景，但对地位的敏感却是中产阶级的“天性”——这是由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正是这种“天性”引导着他们积极同时又无奈地投身于阶级区隔的竞争之中。
在社会变迁的潮起潮落中，中产阶级乐此不疲同时又无可奈何地寻求表现自我的机会和阶级认同的舞台，他们是引导者，但也永远是被引导者。他们只能是跟着别人的节奏起舞的别扭的不自由的舞者，却没有也不能真正遵从自我的内心意愿。除非他们取得更为广阔的空间，否则这仍将是他们表演的唯一场合。在社会变迁和继往开来的时代大潮中，他们从未曾有过大的作为，总是居于犹疑不决、徘徊观望的配角位置，这或许是社会另外一种形式的平衡与补偿。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六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1）
作为社会中间层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极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产阶级就是社会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是社会的安定因素。王岩：《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正义观研究》，《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1期。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马克思也自然而然的认为，中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第34页。20世纪50年代，米尔斯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研究更是认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些身不由己的、随波逐流的平衡力量”，因此，在政治斗争中，他们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他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历史性变革的后卫”。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3～394页。在对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形象作了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之后，米尔斯的陈述似乎已经成为定论，因为在此前后的几十年间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出现与之不合的分歧，而且在实践中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挑战，直到东亚尤其是韩国的中产阶级的出现。由于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政治舞台上已经和正在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有关中产阶级政治角色与政治作用的问题重新得到人们的进一步关注与思考。
在对后发国家如南美、中东等地的新兴中产阶级的研究比较中，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了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另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他认为：“在大数现代社会中，真正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显然是中产阶级，它是都市中反对政府活动的主要源泉。恰恰是该集团的政治观念和价值标准支配着都市政治。”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第282～283页。而且他也意识到这种看法与传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的矛盾之所在：“当然，中产阶级作为革命因素的形象，与它作为现代政体的稳定的基石的传统形象，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同富裕与稳定的关系很相近。与普遍化的富裕一样，已经壮大的中产阶级是政治领域起缓和作用的力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同上引书，第283页。事实上，他还以具体实例论证他的所言不虚，中东与南美的中产阶级就是典型。这样一来，实际上，他的观点就是：“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 同上引书，第87页。这样他实际上在关注两个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相关的问题：其一，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态度；其二，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社会后果。事实上，亨廷顿的问题在韩国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中获得了新的解答。
韩国中产阶级是在20世纪60～9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社会转型的加剧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在韩国特定的历史传统与社会背景中，韩国中产阶级便具有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特征：第一，当代韩国的中产阶级更多的是以生活方式、地位等主观标准而不是以财产、职业等传统指标划分的。Lett，opcit，pp5～6第二，韩国中产阶级很难像美国那样可以清楚地两分为新中产阶级与旧中产阶级。第三，韩国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同韩国特定时期强力主导型的集权式“威权主义”国家、政府紧密相关，韩国中产阶级是在向国家权力要自由、民主的互动博弈过程中形成与不断发展的。第四，韩国中产阶级主要是“第一代”，他们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也是二战后社会流动现象的产物。同韩国的整个社会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仍然处于演变与发展时期。第五，韩国中产阶级不仅仅指工薪阶层，而且韩国中产阶级的工薪阶层缺乏美国甚至近邻日本的工薪者（salary man）所具有的安全感与稳定性。Vogel，opcit，pp4～5正是这样一些特征，使得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多少有些出乎现有理论和人们的预期，从而也更加引人注目。
事实上，在20世纪的60～90年代的30多年里，韩国中产阶级以其特有的热情参与了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已经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们在过去30年的韩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在1960年4 月，包括白领工人和小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提供了积极的支持，这直接导致了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倒台。在197１年的总统选举中，绝大多数的城市中产阶级投票支持金大中，反对朴正熙违反宪法中最大任期不得连续超过两届的规定而继续执政的企图。朴正熙通过政府手段操纵公民投票改变了宪法，参与第三次选举。尽管朴正熙动用了行政力量，却只获得全部选票的512％，金大中获436％。在以微弱的优势险胜金大中而逃过此劫后，朴正熙决定废除直接选举制度。在1985年的总统大选中，中产阶级反对集权统治的选举抗议活动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次选举中，由被压抑几年后刚刚恢复人权的政治上的老对手组成的反对党——新民党，在城市中产阶级主要居住地区大获全胜，给执政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87年6月，大量的白领工人参加了学生的上街游行示威活动，要求修改宪法进行直接的总统选举。这是中产阶级参加的最大的反政府街头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要比他们曾参加的1960年的学生游行运动大得多。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改变了全斗焕统治集团的态度，也影响了美国政府对全斗焕的统治能否继续存在下去的看法。执政党感受到了深深的政治危机，并对民众的政治压力做了让步。Koo， Hagen，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 Middle Class”， Hsiao HsinHuang，opcit， pp63～64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六政治参与：一种新的民主力量（2）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韩国中产阶级有强烈的民主愿望，并在几个关键时刻对政治变革起到了催化作用。其一，韩国中产阶级有力的政治参与，推进了韩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韩国保持完整的儒教伦理道德“一方面可称为是美风良俗，但另一方面却是在政治上产生集权‘威权主义’不良后果的根源、滋生权威主义的温床”，朱伟奇、王夏刚等：《韩国现代化的诠释与反思》，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279页。这使得从韩国独立伊始李承晚执政一直到全斗焕在位期间，一直是集权式的“威权主义”，而共和只是徒具虚名。但随着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步步深入，中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政治民主化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卢泰愚的上台及其1987年发表的历史性的“6·29”民主化宣言，标志着军人政治的终结；而第六共和国的金泳三创立透明政治，重建亲民形象，使韩国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改变，实现了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飞跃；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这种朝野之间的更替则使得民主化更进一步。在短短几十年内，韩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相对独立于国家政权的经济社会力量——市民社会逐渐形成；合法性意识从权力运用转到权力认同；集权主导型体制向民主主导型体制转变。吴从环：《困境与出路：韩国模式变迁的政治分析》，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六辑），同前引书，第76～77页。 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中产阶级比例已占人口的60％左右，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主要力量。”其二，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促进了韩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中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也使他们成为除工人阶级之外的市民社会的两大力量之一。崔志鹰：《试析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国际观察》2002年第4期，第48～52页。而从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进程看，中产阶级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进而从根本上排除独裁体制的社会基础，以中产阶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市民社会在其形成与发展的同时，也对传统儒教的社会、政治观念提出了挑战，对韩国强国家与弱市民社会的传统不断产生着冲击。
韩国中产阶级对韩国政治很不满意。他们对已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不满，希望现行的权力体系有显著的变化。他们自认为改革主义者，更喜欢不断的变迁，并有着关于韩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明确想法。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了激进而不是保守的政治倾向。相关的几个调查表明，他们强烈反对集权的政治体制，对迟滞的民主化进程以及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不满。他们对韩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不满，对于社会发展中的利益再分配也颇有微词。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可从一些相关的调查得到更为详尽的说明。Hsiao HsinHuang，opcit， pp59～61
例如，1987年的一个国家调查表明，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是韩国的三个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其他两个是集权的政治结构和政治领导人中间的腐败（Han， Kwon and Hong，1987）。4/5的受访者认为他们会支持改进人权和收入分配的措施，即使这些措施会引起经济减速。他们表示了对富人和掌权者强烈的敌意。2/3还多的受访者同意“政府应该停止对大企业的优惠政策”的说法。让人吃惊的是，绝大多数人（88％）支持“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必须把他们的资产返还给社会”的说法，由于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一度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受惠者，这种态度确实是有些让人始料不及的。
更有甚者，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表达了对贫苦农民、工厂工人和贫民区居民的强烈同情，支持他们进行的抗议活动。他们同样对学生反对集权统治的游行和知识分子中意见不一的运动表示强烈的支持。
1983年的另一个调查发现，中间阶层有一种强烈的亲近劳动者的取向。实际上，这些发现说明中产阶级受访者比工人阶级受访者对政府压制组织劳动力的政策更加持批评态度。大约2/3的中产阶级受访者把劳资冲突的主要原因归于雇主的贪婪和政府对工人的强硬压制而不是工人的无理要求。
1987年在汉城的调查也很有意义。这时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带来的政治自由化的觉醒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遍布全国的劳工不安状况，这一调查正是在此后不久进行的。包括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在内的受访者对劳资冲突和学生游行表示了相对较高的容忍水平，虽然新中产阶级比旧中产阶级更支持这些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表示，现在的劳资关系对工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必须得到改变的。工人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超过40％的人赞成劳动党的成立，而这在保守的韩国人中一直被看作禁忌。
这个调查还发现中产阶级对韩国的机会分布持积极的观点。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受访者相信在韩国社会，只要有能力、肯辛苦工作就能够取得成功。毫不奇怪，老中产阶级比新中产阶级对社会流动机会表示出了更大的信心。尽管对体制持批评态度，这些中产阶级受访者认为政府在解决主要的社会问题如贫困、住房、医疗和教育等问题时起重要作用。另外，在社会变迁上他们无疑是改革主义者。调查样本中的大多数人喜欢解决主要社会问题的渐进方式，而不是激进的改革。
这些调查在逻辑上会导致韩国中产阶级非常激进、在政治取向上趋于民主的结论。但韩国中产阶级是否真是政治和民主转型实践过程中进步的政治力量，这个问题目前还在进一步讨论之中。在群体的态度和实际行为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在中产阶级身上就更为可疑。即使中产阶级按一致性的进步方式行动，在它的本质与天性上仍会有问题出现。他们的进步取向同工人阶级一样吗？他们眼中的民主社会与工人阶级相同吗？
这些问题在韩国政治分析家中已经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看法分为两种：其一，一些分析者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已经具有了期望韩国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强烈共识，因此，他们会作为民主改革的一支进步力量。其二，另外一些韩国政治分析者则认为，韩国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保守的、地位取向的群体。他们相信中产阶级所展现的进步态度是肤浅而不真实的，他们怀疑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中产阶级会真正乐意放弃他们所获得的东西。中产阶级行为上的进步只是表现在他们曾经受益的经济体制保持稳定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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