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画像-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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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搜访中外遗书。他于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下达了“命中外搜辑古今群书”的谕旨，要求各省督抚会同学政，通饬所属人员，搜集天下古今中外有价值的遗书，为“研讨愈精”提供条件，“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因为各省督抚不认真办理，进《四库全书》
呈之书太少，他于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下达专谕，严厉谴责督抚因循搪塞，限令半年之内“实力速为办妥”，否则，“惟该督抚是问”。他又多次下谕，鼓励藏书家进献典籍，以两淮商人马裕和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四家献书“五六七百种”，予以嘉奖，并各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经过乾隆的多方督促、鞭策和嘉奖，在全国收集到大量珍贵典籍，为编纂《四库全书》提供了雄厚的坚实的基础。
其二，委任好的总裁、总纂和纂修官。刚开始，乾隆委派大学士刘统勋为总裁官，后陆续增加，正总裁有十六人，即永瑢、永璇、永瑆《四库全书》馆总裁、质亲王永瑢像
、刘统勋、刘纶、舒赫德、阿桂、于敏中、英廉、程景伊、嵇璜、福隆安、和⒉绦隆Ⅳ迷恍蕖⑼跫驶８弊懿糜惺耍戳汗危苄阆取⒘踯⑼踅堋⑴碓稹⑶瓿伞⒔鸺颉⒍尽⒉芪嫩⑸虺酢Ｕ�26位总裁副总裁的名单，反映了七个问题：一是进士出身的占压倒优势，除永瑢三位皇子和额驸福隆安未参加科举考试外，其余22位正副总裁中，有16位是进士，其中，于敏中、梁国治、王杰还是状元，沈初是榜眼，王际华是探花。二是翰林多达17位。三是多系学富五车才华出众，或著书立说，或书画奇妙，或诗文优异，如刘纶，“为文法六朝，根抵汉魏”；刘墉，“工书，有名于时”，片纸千金；蔡新、梁国治、沈初、彭元瑞等著作颇丰。四是相国居多，有13位。五是能臣不少，政绩卓著，如刘统勋、阿桂、刘纶、舒赫德、梁国治、蔡新、嵇璜、程景伊、刘墉、王杰、董诰等。六是皇子亦非平庸之辈，皇六子永瑢“工画”，“济美紫琼，兼通天算”，画有《长江帆影图》，是一幅指绘祖国壮丽山河千娇万姿景象的艺术珍品。皇十一子永瑆，大书法家，“名重一时，士大夫得片纸只字，重若珍宝”，“论者谓，国朝自王若霖下一人而已”。七是位尊权大，高贵显赫，在16位正总裁中，3位是荣封亲王郡王的皇子，一位额驸，10位大学士，另两位是尚书，他们同任正总裁，其爵位之崇，官职之高，权势之大，在钦定编纂的众多书籍中，仅此一家。这一切，对保证《全书》的顺利编纂，起了很大作用。
纪昀像
在选任总纂和纂修官上，更显得特别突出。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正总裁大学士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等上奏说，为了避免“罣（ɡｕà）漏参差”，请将纂修官纪昀、提调陆锡熊任为总办（即总纂）；添纂修人员10员；任“留心典籍”的姚鼐、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纲为纂修官，任能考订古书原委的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为分校官。乾隆批准所奏。
这份奏折为编好《四库全书》，提出了任纪昀、陆锡熊为总纂，添纂修，推荐姚鼐等人的三点要求。这三点要求的提出，非常难得，既十分中肯，作用很大，又显示了刘统勋等正总裁卓越的胆识、宽阔的胸怀和慧眼识英才、任人惟贤的才能。先以要求任用纪、陆为总办来说，这样做，很难，要过三道很难逾越的关。第一道关口，是众总裁能否秉公选人，不存私心，不推荐自己的子侄亲友和心爱的得意门生。总纂官一职，既非常重要，十分光荣，又无比金贵，极易由此登上学界泰斗文坛领袖，留名青史，并步步高升，位列九卿，入阁拜相，文人无不心向往之。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王际华、裘曰修等正总裁都是进士出身，书香门第，其子侄不乏进士编修之类的学者，像刘纶之总纂官陆锡熊关于详校《四库全书》情形的奏折
子刘跃云便是乾隆三十一年的探花，刘统勋之子刘墉是乾隆十六年进士，而纪昀却是十九年的进士，陆锡熊是二十六年进士，论年限，论名次，刘跃云、刘墉以及其他类似学衔的正总裁之子侄亲友门生，都比纪昀、陆锡熊的条件更好，众总裁如果出于私心，出于门户派系考虑，是完全可以推荐他们而不举荐纪、陆的。但刘统勋等总裁没有这样做，并且他们还不局限于庸俗陈规，即不推荐乾隆三十七年以前的历科状元、榜眼、探花，真是难得。第二道难关是，此次系升任，而不是平调。在众多的纂修官中，有好些是状元、榜眼、探花，为什么单单选上纪昀、陆锡熊？可见刘统勋等人确是慧眼识英才，不拘陈规。第三道关口就更难了，因为，纪昀是一个曾经犯过罪的罪臣，在乾隆三十三年查办两淮高恒贪案时，他曾私自漏泄谕旨，告诉姻家犯官卢见曾，致其转移财产，为此纪昀被革职充军，三十六年才被释放回家。刘统勋等敢于推荐这样一位有错的饱学之士，确系优遇奇才，难能可贵。
戴震像
再就推荐举人戴震等人请求增加纂修人员来看，刘统勋等总裁从两个方面打破了陈规旧框，一是不限于翰林，二是不限于进士，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以推荐，委任为纂修官、分校官。此后纂修人员陆续增加到200多位，集中了戴震、王念孙、姚鼐、朱筠、程景芳、金榜等等二百多位全国最优秀的饱学多识的专家学者，可谓“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
在乾隆的亲自调度、督责、指导和检查下，正副总裁、纂修官等人员持续工作了15年，终于完成了7部《四库全书》的编纂、校勘、誊录、装订成册的工作，分别藏于北京的文渊阁、文源阁，盛京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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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又委派纪昀、陆锡熊为总纂官，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和《四库全书总目》。
从《四库全书》的编纂来看，可以看出五个问题。其一，“盛世”产物。《四库全书》是一项空前庞大的文化工程，是乾隆自称当时是“乾隆写本《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大清全盛之势”的产物。没有乾隆“以彰千古同文”的雄心壮志，高度重视，亲自主持，没有国库存银长期在六七千万两的“盛世”基础，没有纪昀、戴震等等两百多位饱学之士的群英荟萃的条件，没有全国进呈和内府珍藏的13000余种珍贵典籍，《四库全书》是不能出现的。其二，古代书籍的渊薮。《全书》共著录书籍3459种，79309卷，36078册，存目书籍6793种，93531卷，总计书籍10252种，172紫禁城文渊阁
860卷，几乎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是最大的一部丛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汇。其三，保存了大量古书，使不少已经遗失多年的珍贵古书重见天日，如《旧五代史》、《五曹算经》等等几百种古书。其四，汉学跃居首位，乾嘉学风形成。乾隆中期以前，宋学仍占统治地位。戴震等一批汉学家当上了纂修官、分校官，辑佚校勘，考核辨证，成就很大，朝廷转而赞赏汉学，肯定其“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予以优厚待遇，加上文字狱的频繁，从而吸引和促使大量知识分子转向汉学，几至“家家许郑，人人贾马”，考据学急剧发展，迅速形成独具特色的乾嘉学风。其五，促进了各门专科学术兴盛。一是掀起了刊刻丛书的热潮，出了《知不足斋丛书》、《小方壶舆地丛书》、《学津讨原》等卷帙浩瀚刻印精良的丛书。二是辑佚工作普遍展开，辑佚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三是校勘学青玉《御笔文渊阁记》册
发展到鼎盛阶段，出现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广雅疏正》、钱大昕、王鸣盛的《二十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阮元的《十三经注疏》等公认的名著。四是目录学空前繁盛，涌现了大量目录著作。
虽然《四库全书》的编纂，在文化领域起了很大的影响，然而由于乾隆的极端自私和非常狭隘，在编纂过程中，竭力消除不利于专制君主统治的论述，宣传尊华轻夷，做出了不少蠢事和坏事，以致严重地影响了此书的质量，带来了恶劣影响。他主要采取了三项重大措施：一是查缴禁书，全部焚毁的书籍多达3100多种，15万部以上，还销毁书板8万块以上；二是在《四库全书》里，或撤出销毁，或删削，或挖空抽换违禁之书与违禁内容；三是大兴文字狱。下节我们再予详细介绍。文字冤狱的制造者
清朝由于是僻处边远的少数民族首领入主中原，又长期在人口比例上没有摆脱“八十万尼堪（汉人）”与“三万诸申”悬殊太大的局面，直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满洲八旗男丁才有154329丁，而全国汉人的男丁，仅官方册籍的记载，就有25380209丁，二者之间的比例是1比164，满洲男丁太少太少了。这样少得可怜的满人的首领，能够长期统治住一亿两亿三亿以上的汉人，世代为君吗？清帝当然是忐忑不安，疑心太重，生怕汉人造反，必然要竭力加强对汉人的统治和镇压。另一方面，中原地区长期以来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其控制百姓的手段和传统，势必也会影响清朝皇帝，也会延续下来，有可能会更加专制。因此，用以恐吓、威慑、镇压持有异见或不够温顺的官员与知识分子的文字冤乾隆古装像
狱，较诸以往王朝，就更为频繁，更加残酷，更无道理。康熙时庄廷珑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两大文字冤狱，都是针对作品中怀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发生的。几百人被诛戮充军籍没。雍正朝虽然只有13年，但文字狱比康熙时还多，最大的是曾静、张熙、吕留良案，一大批人被杀。
乾隆自诩明君，夸耀“大清全盛之势”，更加容不下臣民的不恭，更加专制，制造的文字冤狱更多，更加扩大了文字狱的范围，反清者杀，讽上者诛，连歌功颂德不得法者也被加上欺君大罪，就是一般诗文，也常因官府望文生义捕风捉影而被定成逆书叛案，少数歹徒更借此诬告良民，敲诈勒索。像安徽和州人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一案，作者系明末清初人，因其诗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安徽巡抚闽鹗元定为“悖逆遗书”，上奏朝廷，乾隆谕令严查。闽鄂元会同两江总督萨载上奏，拟将戴移孝的曾孙养心殿内的“袖珍”书房——三希堂戴世道按“大逆知情故纵隐藏者斩律”，处以斩立决，其余戴用霖等子、孙、曾孙照“逆犯子孙缘坐律”斩立决，家属发给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乾隆降旨：戴世道著即处斩，其缘坐之戴用霖等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余依议。
浙江仁和县人监生卓长龄，生于顺治十五年，卒于康熙四十九年，著有《高樟阁诗集》10卷，其子捐纳州同卓征、生员卓敏、卓慎亦各有著作。因卓长龄等人诗内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等等字句，被闽浙总督陈辉祖定为逆书，并奏准按“大逆律”，将已故的卓长龄等“剉碎其尸，枭首示众”，其孙卓天柱等依“大逆正犯之子孙年十六以上皆斩律”斩立决，家眷依法严处。
乾隆还亲自指定查办一些案件，比较重要的是胡中藻、鄂昌一案。胡中藻是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十三年二月至广西任学政，十青玉“三希堂精鉴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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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七月返京，著有《坚摩生诗抄》。乾隆读过其诗后，认为胡是“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于二十年二月谕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在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速奏”，若稍有姑容，则与卫哲治之身家性命有关。随即又令有关省府追查有关人员。三月十三日，乾隆召见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官，对胡中藻之事下达专谕，严厉指责其“丧心病狂”，“悖逆讥讪”，“种种悖逆，不可悉数”。他在谕中举了一些例子，加以批驳。一是集内所云“一世无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我朝定鼎以来，承平熙宁，远逾汉唐宋明，乃曰“又降一世，是尚有人心者乎”。二是“又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三是“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不开开”。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为何会有朝门不开之语！等等。
乾隆又在这道谕旨中着重指出，胡中藻之所以如此目无王法，欺君悖理，是因为其系大学士鄂尔泰的党羽，故其诗中乃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攀援门户，恬不知耻。甘肃巡抚鄂昌系鄂尔泰之侄，身为满洲世仆，见此悖逆之作，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唱和，引为同调，“其罪实不容诛”。著将胡中藻、鄂昌拿解进京问罪。不久，审查完毕，乾隆下谕说：胡中藻即行处斩。鄂昌负恩党逆，勒令自尽。鄂鄂尔泰像
尔泰生前赞赏胡中藻，其侄鄂昌与胡“援引世谊，亲加标榜”，形成朋党，“使鄂尔泰此时尚在，必将伊革职，重治其罪，为大官植党者戒”。著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其实，胡中藻的诗文很难说是讽刺清朝皇帝的。乾隆兴办此案的真实目标，显然不是就诗论事，而是袭用其父雍正帝之故技，举诗文之案来惩罚自己想处治的大臣，通过诛戮胡中藻、鄂昌，来处罚鄂尔泰，禁止朋党，抬高君威，达到乾纲独断的目的。
一些文人因对贪官污吏豪横乡绅不满，书写诗文，也遭到乾隆重惩，蔡显的《闲闲录》之案即系一例。蔡显，号闲闲，江苏华亭人，雍正举人，先后刊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