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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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书生意气，性情耿直，好争是非公正，“另类”的姚立法为自己赢得选民喝彩的同时，也让他在无意中得罪了不少政府官员。这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使得姚立法的代表生涯充满了是非、争议，也因此充满了悬念。这是后话。
我的发言，我做主
1999年1月17日，潜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期召开。
1月，阳光稀薄，正是南方最寒冷的季节。人们穿着厚厚的冬装，跺着长着冻疮的脚，诅咒阴冷潮湿的天气，渴望春天的到来。
17日早晨七点多钟，潜江市的章华大道上，急促的警笛声突然响起来了，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不由自主地开始避让。
可以想象，行人中一定有挑着菜筐的农妇、牵着孙子小手的老大爷、背着书包正准备去上学的学生和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人们看见端坐着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车队来了。前面是警车开道，后面跟着一长溜至少十多辆小轿车，再后面是几辆豪华的中巴车。这个浩浩荡荡的车队呼啸而过，腾起一阵阵烟尘，绿灯行，红灯也行。
在注目礼中，车队经过了一条条标语横幅“向人大代表学习致敬，祝人大代表身体健康！”然后，径直开进了市委市政府的大院，开到潜江市人民大会堂的门前。会议将在这里召开。52
就在车队开进市委市政府大门的同时，姚立法骑着自行车的身影出现了。他没有搭乘威风的两会专车。
姚立法说，他的家住在市委市政府大院的斜对面，骑自行车比较方便。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羞于搭乘这样的特权车队，因为老百姓对此早就有意见了。
两会特权车现象，不只是潜江，全国各地都一样。
2004年，东北的一个网民发帖子质问“为什么总是让百姓为两会车队让道？开两会究竟是为民还是扰民？这些人大代表究竟代表谁？”
2005年，一个北京的网民在网上发帖子表示自己的不满：“某日看新闻，央视的播音员还说，对社会车辆的放行时间由以前的30秒增加到40秒！是一种进步！我靠，这是什么事儿啊！广本、奥迪、奔奔等各色高档车停满了一大片，估计有五十多辆车。这到底是开人大会？还是开车展会？”
百姓不满的嘟囔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城市取消了警车给两会车队开道的做法，新闻媒体说这是中国两会的“崭新风尚”。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在嘹亮的《国歌》声中，潜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会场庄严、肃穆，就和人们在电视屏幕上见到的一模一样。
在审议《潜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的时候，姚立法发现了问题。
办法规定“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的候选人，主席团各提一人，如果没有10人以上代表联合提名的新的候选人，或者联合提名人要求撤回提名以及新提名的候选人不接受提名，可以进行等额选举。”姚立法认为，这个选举办法与国家相关法律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办法中额外增加的“撤回提名、不接受提名”等等字样，给了一些想方设法干预选举的人以机会和理由。大多数情况下，“撤回提名和不接受提名”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被领导强迫的，可是，办法对此却毫无界定。
这个选举办法，既给干预者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也给干预者提供了一个合法干预的理由。
所以，在审议选举办法的时候，姚坚决表示反对，强烈要求去掉“撤回提名、不接受提名”等等字样，以保证选举中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有史以来第一次，潜江市人民大会堂里，庄严肃穆的人大会上，有个人大代表毫不犹豫的站起来，说“我反对……”。
别看“我反对”三个字写在纸上很简单，甚至小学生都会写。但是，一个人要在这样严肃的政治场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大声把这几个字说出来，还是很需要勇气的。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在反对一个人红绿搭配的着装，你是在反对一部地方法规，反对一级组织的重大决定。
听到“我反对”这句话，会场内所有人的目光同时“唰”的集中到了姚立法的身上。目光很复杂，有难以置信，有紧张，有认同，也有疑惑。从这些目光中，你甚至能感觉到个别代表正倒吸一口凉气。
从地势略高的主席台往下看去，黑压压一片坐着的人群中，身高还不到1米7的姚立法，应该很不显眼。如果不仔细辨认，很难看得出他始终是站着说话。可是，这个小个子生就一幅大嗓门，所以，他发言的时候，每句话都象是有个“重锤”砸在会场的每个角落。
当姚立法大声表示反对的时候，会场内响起了试探性的、犹犹豫豫的几声掌声。也许是受这几声掌声的感染，全场突然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据说，距离主席台越远的地方，掌声越热烈。掌声过后，原本沉寂的会场明显活泛了起来。一些始终紧绷着面部神经的代表，表情逐渐变得生动了。会场上竟然能断断续续的听见一些小声的讨论声；一些从走进会场那一刻起就枯坐着的人大代表，开始活动自己的脖子和腰……
大会的执行主席咳嗽两声，说话了：“姚代表，我们这么做一是按照惯例，二是和省里的选举办法保持一致。”
姚立法据理力争：“难道为了和省里保持一致，就可以违背国家的法律规定吗？”
“嘿嘿……这个……”执行主席的话里透出了几分尴尬，顿了顿，继续说，“潜江有句土话，挨级领导。得一级一级往上来，市里怎么能越过省里的规定呢？”
争辩没有结果。大会继续进行。
执行主席说：“对《潜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表示赞成的代表，请举手。”
话音刚落，会场呼啦啦地举起了一片如森林般的手臂。手臂举得很整齐，也似乎很坚定。让人无法分辨，为姚立法的发言鼓掌和举手赞成，这两种行为，究竟哪一种更能体现代表们真正的心意。
执行主席说“对选举办法表示弃权的代表请举手”。
没有人举手。
执行主席说“对选举办法表示反对的代表请举手。”
大家再一次把目光投向了姚立法，姚立法举起了自己的手臂。
表决的结果是，1票反对，0票弃权，317票赞成。《潜江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以绝对压倒多数的赞成票通过。
据姚立法说，在他做人大代表的五年时间里，几乎每年开会，每一项表决，都是这样的结果：除他之外的所有人大代表无一例外的都投赞成票。根据法律规定，人大代表有权提出议案、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对议案、报告和重大事项进行表决。为了让人大代表们在履行权利的过程中，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法律还专门作出规定，人大代表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和表决受法律保护。
这么说，好像有些拗口。通俗点讲，也就是，人大代表们在人大会议上说任何话都没关系，法律会保障他“信口开河”甚至“胆大妄为”地发表见解的权利。
可是，即便有了这样的保障，潜江市很多人大代表仍然只赞成不反对。这种现象，很耐人寻味。
如果一个人大代表在任何问题上都表态赞成，那么意味着他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自己的主见，也意味着在太多的事情上，他很随便，很人云亦云。
实际上，不只是潜江，翻开全国各个级别的人大会议的纪录，人大代表在表决过程中，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1986年，北大教授赵宝煦先生在《中国法制报》上发表文章称，一部分代表将其代表职务看作是“党和国家对自己的信任”，将参加人大会议看作是政治荣誉。出于感激和报答的心情，他们只会“举举手、鼓鼓掌”。
2005年，某省一个人大代表接受《学习时报》采访时说，据他了解，几年来，人大会上始终一言不发的人大代表占40％左右。也就是说，40％以上的人大代表是“代而不表”。
有人说，与投票表决一项决议相比较，某些人大代表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孩子能否考上名牌学校，住房的面积有多大，自家的冰箱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一些观察家认为，苟且和懦弱使得某些人大代表不仅丧失了政治勇气，而且也丢掉了最起码的责任心。所以，对每一项决议，他们都随波逐流地投赞成票。
以我个人不太成熟的观点来看，我更愿意这样理解“永远赞成”和“代而不表”的行为。我以为，这既是人大代表无法超越这个特定时代的一种特定行为，也是他们在复杂微妙的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无奈和无力之举。
能够超越这个时代，超然于社会转型期种种潜规则之上的人大代表，少之又少。所以，一旦“反对票”、“弃权票”这样惊世骇俗的凤毛麟角出现，立即会成为专家学者、新闻媒体和民众关注的对象。
2001年，审议《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大代表一反常态，没有投赞成票，而是投反对票。法院的工作报告未能通过。这件事情，被媒体和宪法学家们认为是“中国民主政治和宪政建设中的标志性事件”。
当年，姚立法的反对票就是这凤毛麟角中一枚闪光的鳞片。这枚鳞片改写了潜江市人大会议代表们光“点头”不“摇头”的历史，也第一次彰显了潜江市人大代表的独立气质。
随后，在潜江市老百姓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儿、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姚立法竟然被描绘成了一个力战群儒、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英雄”。
“其他人大代表都投赞成票，你即便投反对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于事无补。这么做还有意义吗？”我问姚立法。
“我改变不了什么，但是我至少可以保证自己的一票表达的是真实的意愿。”
“大家都赞成，只有你一个人反对，是否怀疑过自己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
“我投反对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每一次都有事实依据、法律依据的。”
或许是由于姚立法在第一次人大会议上的独特表现，或许纯属巧合，从潜江市第四届人大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始，他的座位每次都被安排在最后一排比较靠边的一个位置。
每当大会执行主席说，反对的代表请举手，姚立法所处的那个偏僻角落，总会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后来，潜江民间有传闻说，每次召开人大会议前，相关领导总要嘱咐工作人员“这个问题，你们要琢磨琢磨，想想人大代表姚立法可能会问什么问题。针对他可能提出的问题，想些应对措施。”
我没有刻意向有关领导求证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我宁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这至少表明，潜江市的某些领导开始重视和在意一个人大代表的意见了。
这，终归是一件好事。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我建议
像潜江这样的市级人大会议，会期不长，至多一个星期，有时候四、五天就结束了。所以，会议的议程，安排得非常紧张。
第一次参加人大会议，姚立法用“头脑发懵、手忙脚乱”来形容。
每天，大会发给他很多会议材料，诸如一府（人民政府）两院（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诸如市财政预算报告等等。一般是上午作报告，下午开始审议，几乎天天如此。每个报告都洋洋万言，还没等他有足够的时间仔细看完这些报告，就要开始审议；在他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报告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审议工作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又要开始下一个议程。
会议的间隙，大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关切地问姚立法，对于这次会议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安排是否满意？如果不满意，一定要提出来，立刻改进。
每当此时，姚立法说自己有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我们是来开会，来工作的，不是来度假的。他们这么对我说话，我觉得不是关心，是侮辱，把我当成了什么人？贪图享乐的人吗？”姚立法神情愤懑地对我说。
“你要理解，这是出于好意。”
“好意？他们不解决最关键的问题，总是在这样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花心思、动脑筋，我确实觉得没有意义。”姚立法说。当年，他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从来没有人问问他，会议的日程安排是否合理？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的时间是否充裕？对政府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姚立法认为，衣食住行安排得不是不好，是太好了，显得铺张浪费。
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住在潜江市仅有的几家最好的酒店里；吃的都是大餐，每餐都有十几个菜，少说也得一二百块钱一桌；乘坐的是市里最好的小车，每次出行还有警车开道；开会的地方、讨论的地方，都安装了空调，代表坐在暖融融的屋子里，丝毫都感觉不到冬天的寒冷。
感觉安排得太铺张的不只是姚立法代表一个人。有一年，全国人大开会期间，一个来自西部老少边穷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看到招待代表的价值好几千元的山珍海味，难以下咽，“这一桌饭，吃掉了我们学校学生一年的学费。我的学生一年几十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说完，这个代表趴在桌上失声痛哭。
人大代表姚立法，满怀理想主义色彩和参政议政的热情，第一次参加人大会议，感觉处处不适应，甚至有些伤感和失望。
最让他忍无可忍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在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的时候，一边嗑着瓜子、一边聊着张家长李家短。
“有些人大代表，把严肃的审议会场当成茶室了，一点儿都不庄重。”姚立法生气地说。
“你认为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我本来以为，来自全市各地的人大代表们聚在一起，大家会热火朝天的讨论国家大事，说说自己对过去一年政府工作的看法，这应该是一个很神圣的场面。可是，很多人没有把人大会议当成参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