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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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镄抡卑ㄈ缦路矫妫骸 ∑笠抵贫雀母铮弧 〔扑爸贫雀母铮唤鹑谔逯聘母铮煌蹲侍逯聘母铮蛔》恐贫雀母铮晃锛厶逯聘母铩４哟缶稚峡矗�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之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执政的第三代；既无第一代领导人集权集利号令天下的力量；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他有一次谈到1994年税制改革；把他这个角色的性质表现得淋漓尽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七成；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财政的赤字主要还是在中央。 现在大家都说1994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和“关键年”。这让百姓多了几分希望；但还不是兴高采烈；因为政府颁行的种种新政；既不是在这一年开始；也没有在这一年结束。在1993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让自己手里的改革和80 年代有所区别；但也正是这种区别；让改革变得格外艰难。当时中央政府有个说辞；叫做“宏观调控”；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政府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须不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的权利过分膨胀；才能不偏不倚地让两者相融合。正是由于这些理由；朱基无论怎样“才自清明志自高”；依然不能为所欲为。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倒是另外一些新奇的事情；让1994年成为第三代领导人执政历史上的分水岭；其中有些情节比那时候理论家们关于市场经济的激烈辩论还要令人难忘。 官方推崇的是三个身遭不幸的人：“党的优秀干部”张鸣岐；他在7月14日凌晨指挥民众抗洪抢险的时候；被一排大浪席卷而去；“爱国拥军模范”韩素云；她的股骨缺血性坏死症被叫做“新癌症”；还有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徐洪刚；他留下了一个勇斗歹徒的感人故事和一件血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人民崇尚这颗星》中把徐洪刚的故事娓娓道来；后来就获得了“中国新闻一等奖”。可是我们特别想说的不是这些；而是一些虽未引起轰动但影响更加久远的事。例如7月5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经由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随即由江泽民签署主席令颁布。共产党自从执政那一年开始谋划的这部法律；在历经四十五年之后；就此进入寻常人家的生活。其中一章规定了“五天工作日”———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即使加班；每月累计也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且加班时间的报酬；在平常日子不得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休息日不得低于工资的两倍；国家法定休假日不得低于三倍。这些事实中有个明显征兆：法律不仅维护强者； 也开始保护弱者。所以这法律实行第一天；即有一万多件劳动纠纷有了诉讼依据。又比如你在受到法律保护的休息日里；打开收音机；可是你对徐洪刚其人其事早已耳熟能详；不愿再听；于是稍微转动一下旋钮；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台的音乐频道；就可以听到老狼用他那哀婉直白的嗓音唱出的《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 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 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看了你的日记；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你摇头晃脑；低吟轻唱；一边透过窗户；看到都市街头的车水马龙；还有钢筋水泥之林；一边想到隔壁频道里还在播放的经世济困的大道理；就会觉得；这首歌的确是妙极了。它能大行其道；真是不可避免。一首歌曲能够流行；其实是因为有一种情感在流行。说来也怪；那一年人们一边向前奔命；一边回头看；最流行的歌曲都是怀旧的；除了《同桌的你》；还有《涛声依旧》；还有《小芳》。一个中年男人；历经沧桑变化；却还留恋昔日情人；彻夜无眠。一个都市青年；分明已投入全新时代；却又想起当年落难农村时的邻家女孩儿。这都是那一年的流行情感。歌词直白从容；旋律婉约动人；让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情缓缓流出。你可以听出来；那里面不是政治；而是人的本性；不是在寻找道德世界里的美好与崇高；而是在寻找世俗社会中的单纯与亲和；甚至也不是怀旧；而是在告别。 可是；这只不过是社会意识回归人性的最早雏形。既然是“雏形”；就少不了还有形形色色的声音。一篇批评“拜金主义”的评论获得了这一年“中国新闻一等奖”；但是发财致富的念头也受到鼓励。这个国家开始承认普通人的欲望是合理的；也乐意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了。通货膨胀比1988年还厉害；也不再号召老百姓“过紧日子”。“中国今天买什么？”中新社的两个记者王湛国和刘磊写道：首先是“花钱买健康”；光是陕西就生产出了两千种保健品；其次是“花钱买教育”；北京海淀图书城步行街已经出现“北大家教”和“清华家教”的牌子；“考托福”也成了潮流。此外还有“花钱买时间；花钱买温情；花钱买包装”。你怎么理解都行———只要有钱花。可是有至少百分之三十五的老百姓对自己未来的生活“说不清楚”。他们最苦恼的事情还是兜儿里没有钱。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这家官方研究机构前所未有地把热情转向普通人；有个课题就是“各阶层公众评说1994年国内社会问题”。陆建华执笔撰写的一份报告说；百分之三十六的工人确认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了；是所有人中最多的。百分之六十九的农民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也是所有人中最多的。政府官员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他们却认为自己一点便宜也没占到。他们中有百分之三十认定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另外百分之六十二认为；自己即便没有下降；可也没有上升。几乎所有人都对改革的推进抱有积极评价；但却全都觉得自己吃了亏或没占到便宜。这真是奇怪！其实；这么多年来；情形一直如此。惟独在校大学生例外；他们的感觉正好倒了过来：对自己的处境最为乐观；却对“改革顺利推进”疑虑最大。他们最关注的事情还是“严惩腐败”；这一点同1989年居然如出一辙。要说过去五年来这国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改变；恐怕就是这个了。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第7节 软着陆（1）
像往常一样；四十六岁的刘金芬清晨起来；没吃早饭就出了门；走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大街；沈阳市最大的“劳力市场”就开在这里。刘金芬第一次看到这个大字招牌的时候；还挺激动；但是现在；她连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匆匆走进去；挤过人群；东张西望；眼睛里的光芒既急切又疲塌。在过去的两年里；这个女人每天都在这里寻找工作的机会。就像今天这样挤来挤去；看来看去；把头发都看白了；脸上爬满皱纹；人也好像老了许多。有时候她觉得；她后半生惟一的希望就在这个拱形的圆屋顶下；有时候又满腹疑虑：那希望到底在哪里啊？前后左右的人大都是老面孔；都和她一样是来找工作的。偶尔也混进来一两个记者；然后报纸上就会出现一两段文字描述这里的情况；说有多少人找到了工作；可是这样的好事始终轮不到刘金芬他们。有一天；她和一个北京来的记者不期而遇；赶快把 满肚子的辛酸倒出来：“不挣点钱不行呀；吃饭都成问题。”她把眼睛搜索着场内；生怕说话这工夫错过了找到工作的机会。她的家里人等着她挣钱回去；除了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还有水电费。可她除了每月一次能领到八十五元救济金（这是沈阳市规定的1995年最低生活标准）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最想的是上岗；最怕的是离厂；最倒霉的是老三届；最担心的是物价涨。”刘金芬一声叹息；“这些都让我给摊上了；可我做错了什么啊？” 这是全国许多大城市里流传的一个顺口溜；人人都知道；用北方话说出来；合辙压韵；朗朗上口；可是饱含辛酸。这也证明那时候“最倒霉的”不只是刘金芬一个。比如她说到的“老三届”；在全国的城市中就有大约两千万人。他们是在共产党执政的最初三年———1950年、1951年和1952年出生的；现在全是四十多岁。70年代以前；他们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代。可现在；失去工作的人差不多都是这个年龄的。他们叙述自己的经历；也不是原来那种充满自豪的口吻了。“该学技术的时候下了乡；该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回城以后没人要；刚刚工作又下岗。你说我冤不冤？”刘金芬说。的确；在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上；“老三届”够倒霉的。可是她还没说完这些人的全部经历呢；还有：童年时代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他们遇到了饥荒；几乎全都营养不良（这一代人如果留下了童年的照片；都是又瘦又小的）；少年时代正是读书的时候；他们全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造反；不仅自己不读书；还把老师赶出了学校。这些人当年把“罢课”当做“最大的理想”；现在呢；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他们的后代去读书。刘金芬现在就在想这件事情。她的十九岁的儿子正在读大学二年级；这是支撑她继续生活下去的惟一原因。她决心让他读完大学。1995年上大学用不了多少钱；学校也不像现在这样；张嘴要钱连眼都不眨；“可是儿子总要吃饱肚子啊。”一年级的时候；她每个月给他寄一百元；很快就把前半辈子的积蓄都用完了。万般无奈下；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要他去申请学校补助；可儿子回信说：“不行；只有农村的学生才申请补助呢。” 在1995年的春天；这座城市里有二十七万人和刘金芬的处境一样；他们构成了“下岗者大军”；此外还有五十万退休工人； 还有数量更庞大的“富余职工”准备加入他们的队伍；可是政府手里却没有留下一分钱的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金。市长张荣茂绞尽脑汁；让他们每月可以领到一百一十九元失业救济；或者八十五元最低生活保障金；这已是竭尽全力；可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市长心里明白；在他们的背后是二十七万个家庭的生计；不禁叹息：“本届政府是最困难的一届。”实在没有办法；他就跑到沈河区那条最繁华的街道上；也走进那个劳力市场；希望在这里为他们找到出路。然后；他看到了满脸无奈的刘金芬；还有一大群人把他团团围住；七嘴八舌：“我们怎么办啊？”这些人到现在还不明白“下岗”意味着什么；还等着政府给他们安排工作呢。 其实“下岗”的意思是明明白白的；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要到很多年以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1995年4月；国务院计划委员会的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官员；杨宜勇；把一个名词说成是比“通货膨胀”更可怕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由于失业比通货膨胀更容易引起社会动乱”；他说；“失业率比通货膨胀率更值得重视。”可是他发现；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失业率”；计划委员会的年度报告里也没有。这“使人费解”；他这样说；进而怀疑这是“有意回避”。 杨把他的措辞尖锐的报告上呈计划委员会主任陈锦华。为了说服他的上司；他还把失业同刑事犯罪联系起来。“根据公安部门统计”；他强调说；在诸如上海、天津、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有百分之五十六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干的；包括抢劫、强奸、偷盗、斗殴；甚至凶杀。 陈锦华原是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改当计划委员会主任还不过两年；本来十分关心这类问题；可是这个春天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做：向人民代表报告经济成就、奉总理之命编制“九五计 划”、设计“2010年远景目标”。市场经济虽然已是党的方针；但“宏观调控”也很时髦；所以这位搞“计划”的主任照样挺忙。对于杨的呼吁；他只能批示“请规划司研究”；时在1995年5月10日。 把“失业率”作为中央政府手上一个影响政策的指标；还要等到一年以后；但是我们细检当日各种文字记录；可以发现；就是从这时起；杨宜勇和他的三个同事———李亨阳、张左伟和马焕琴；开始研究中国的失业问题；并且获得了难以置信的结果：中国的“失业”问题远比政府估计的严重；根本不是五百二十万人；也不是世界银行的那些专家说的；“中国属于低失业率国家”。而是数以亿计的；这中间包括城市里大约两千六百万个多余的职工和乡村中一亿八千万个多余的农业劳动力。说到百分比；也根本不是当时政府公报中说的百分之二点九；而是百分之二十五 ①。所有这些人；在当时统统叫做“隐性失业”；意思是名义上有事情做；而实际上无所事事。统计把这些人隐蔽起来；可是他们自己却无处藏身。 “失业”这个词；在共产党的专用词典中是没有的。有“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那是从50年代初期起就留下来的“优越性”；有“待业青年”和“下岗职工”；那是80年代以后用来描述没有工作的人群的。至于“失业”；从来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黑暗”；在社会主义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一些独立的学者；比如厉以宁；在三年前就把杨宜勇现在说的话一字不差地说了出来；但那属于学者的一孔之见；政府当时是不肯承认的。报纸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