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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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被俘；二十二个小时后被杀害；那一年他三十九岁。此后关于他的传记出版了至少二十六部；阿尔波塔拍摄的他的遗体照片也被展示在公众面前。照片上的格瓦拉；尸体横陈；仰面向天；就像小霍尔拜因的著名油画《基督蒙难》。只是蒙难的基督双眼闭着；面容安详。而这位革命家却是死不瞑目；满脸愤怒和悲伤。直到1997年7月12日；人们在玻利维亚山谷深处找到他的遗骸；发现他已被砍去双手。 他的遗骸被运回哈瓦那安葬；砍去的双手被雕塑出来；矗立在哈瓦那广场。他是古巴人心目中的英雄；他头戴五星贝雷帽、目光凶狠深邃、须发怒张犹如雄狮的形象；被大量复制；在全世界到处流传。T恤衫、咖啡杯、海报、书刊、钥匙链、著名足球队的队旗、出租汽车、摇滚音乐会的电子屏幕；都有他的头像。几乎所有人都能从这形象上找到灵感和力量。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称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他在西方国家青年眼里是反叛的象征；符合那种破坏性的时尚。在欧洲那些最重要的城市———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抗议游行的队伍中总是高举他的画像。现在；他又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以中文表演的话剧海报上；悬挂在北京街头。中国的年轻人都喜欢这形象；但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一群大学生忽然知道他竟是共产党员；特别惊讶：“我们一直把他当成‘摇滚英雄’啊。” 《切·格瓦拉》自4月12日开始连续演出三十六天；地点在王府井大街二十二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个只能容纳几十个人的小剧场里。演员有七个；都是年轻人；都是无名之辈；表演技巧单调；大多数时间是冗长的对白；舞台、灯光和音乐造型等等；也都简朴单调；有如后来报纸上的评论；它其实只是一个“中国现代杂剧”或者叫“诗剧”。票价分成五十元和八十元两 种；还有二十五元的学生票。没有什么广告；也没有什么首长或者名人来捧场；可是有个善于观察、名叫许攀的记者；却暗示这中间也有商业炒作。因为她发现十几家媒体同时为它刊登报道；“作者是同一个人；内容几乎一字不差”。 每天晚上7时15分；北京人艺小剧场的门前便聚集了一大堆人；就像清晨的证券交易所和深夜的三里河酒吧街。上座率总是超过百分之一百二十。这里有个情节故意不让观众知道；怕他们泄气。主持者不仅把票价分成贵贱；而且要请手持“贵票”的观众全都进场坐定；才开始出售学生票。有一帮大学生从吉林很真诚地赶来；目睹此情不禁怒火中烧；质问道：“你们在戏里尖锐抨击社会分三六九等；贫富悬殊；为什么在现实中你们也是如此？”不过；这些都是插曲；事实上演出效果极佳。由于台词机智百出；放言无忌；所以每天晚上人人爱看。 看来它触动了这个国家的某一根神经；有一大帮人被它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一股旋风刮过京城”；《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这样描述。他听到别人说“《格瓦拉》不错”；就去了剧场；坐在狂热的观众中；看着台上；很快便被感动。他后来写道：“这一切；似乎正在向我们昭示：格瓦拉精神；其实也许并不遥远。”他说得不错。尽管娱乐渐渐成为都市生活的主题；但是坐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为了消闲；而是在追索某种精神；或者是在寻找某种寄托。舞台上充满阶级对立的场面；一半站着身穿工装神情冷峻的穷人；另一半站着衣着入时轻狂傲慢的女人。一个女人举着两个白色幡条；上面写着：“老子有权又有钱；凌辱你又如何。”但是大多数台词都是即无权也无钱的人说的；而且尖锐刻薄：“凭什么世界上三颗富头的财产等于三十亿双穷脚的全部家当？”“穷人的丑有一千条一万条；但归根结底是没有钞票；归根结底是你们贪得无厌的钱包；归根结底是这剥削人压迫人的世道”……台下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啪啪击掌；有人哭；有人叫；有人挥舞红旗；有人高呼口号———“毛主席万岁”。忽然间；台上一片红旗飞扬；戏结束了。可是观众不肯离去；有的人留下捐款；让张广天代为转交那些贫困无助的人（后来也真的把一万五千元捐给了十五个贫困大学生）。更多的人比肩而坐；慷慨陈词。一个老人“回想起了青年时代；特别感动。”一个大学生感叹；“真没想到还有这样一种壮烈的人生”。有个名叫食指的；被人称为“现代诗人鼻祖”；他登上舞台；朗诵他的《相信未来》。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6）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1节 忏悔的年代（7）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1）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2）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2节 新人类 新生活（3）
生活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失业以及半失业者；也即陆学艺所谓“社会底层”；似乎是在新世纪里陡然增加的。根据政府发布历年来的报告；外出打工农民在2000年是七千四百万人；2001年七千八百万人；到了2002年就是一亿二千万人了。这种跳跃式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统计数据来源的前后不能一致；但户籍制度的改变以及城里人对乡下人习以为常；也是重要原因。对于那些在他们身边徘徊的农民；城里 人现在不再叫他们“盲流”；而是叫他们“民工”。在政府的报告中；他们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此外还有一些新称呼；比如把“民工”中的女性叫做“打工妹”；而把那些男性叫做“打工仔”。 这也许是全世界最孱弱又最顽强的一群人了。一个“打工仔”；不论他是穿着西服、夹克、中山装；还是对襟袄；看上去都像一个用破旧报纸裹起来的包袱；外面暗淡无光；又脏又皱；里面空空荡荡；好像随时都会散开的样子。他的头发落满灰尘；色泽晦涩；衣着款式陈旧；脚下总是一双又破又脏的旧皮鞋。与同样年龄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苍老；与同样高度的城里人相比；他们显得矮小。他们迈着小而碎的步伐；游荡在城市街头；心里装着一种顽强的不安定感。他们的眼神漂泊不定；左顾右盼；里面有一种对陌生世界的恐惧；有一种纯朴的聪慧、天真的狡诈；还有一种只有流浪者才有的无拘无束和无法无天。和60年代初期也曾涌进城里的他们的父辈不一样；父辈那时候是在挨饿；到这里沿街乞讨；现在他们到这里是要寻找工作。他们已经不再挨饿；每个星期还可以吃一点肉；到了夏天也许还能喝上一瓶啤酒。但是他们通常每天的食物就是大米饭加上咸菜。政府已经宣布中国人不再挨饿；这是真的。可是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一个肚子里面装满海鲜山珍的人；和一个肚子里面只有碳水化合物和盐粒子的人；是不一样的。一个满脸光彩照人；肚子挺起来；下巴朝天；一个脸色暗淡；小腹紧守；低眉垂首。当然他们有时候也会衣着整洁；系上领带；挺起胸膛；嘿嘿地笑。可就算这样；你也能一眼把他们从城里人中分出来。在他们的身上充满着相互矛盾的品质；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可叹、可恨、可气；也最可爱的一群人了。 城市里出现这些人群；有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原来国内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所谓“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上；而过去五 十年出生的人；这些年一茬又一茬地进入了劳动的年龄；每天有两万多人；每年有八百万人。政府以往的就业方针；是把乡下人全都约束在耕地上；不许进城；又把城里人全都分配到工厂机关学校商店。所以；在乡下；是一个人的耕地渐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种；在城里；是一个人的工作逐渐地让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来做。个人是集体的一部分；无须顾及自己的价值。企业是政府的生产车间；无须计算自己的成本。这局面所有中国人都习惯了；还有一个恰如其分的词来描述它：人浮于事。失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顽疾；可是它毕竟是在明处。中国这种就业方式的绝无仅有的价值是；它把失业隐藏起来；犹如一个人体内的癌细胞；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却逐渐繁殖和扩散。到了90年代的后几年；经济市场化的一个结果；是让大家都来计算人员的成本；这就发现；在农村；有至少两亿劳动者是多余的人；在城市里；“富余职工”也有两千五百万人。 由于这个国家的变数太多；所以谁都没有办法预测下个季度又会发生什么。2000年的最后一天；一个署名“上海市嘉定区失业者”的人在互联网上写道：“不要让我带着遗憾进入新世纪”；“我是一个年近五十；有三十二年工龄的老工人；如今我最终还是被企业踢向了社会；成了失业者。仅靠爱人三百多元的下岗费来维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还要供在高三念书的孩子学习费用。”他要求“还我劳动权利”；说这是“一个失业工人跨世纪的呼声”；还留下自己的信箱地址。希望人们都来帮助他。他显然没有想到；这国家里像他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有多少啊。这不能怪他；当时就连政府的官员和专家也很难说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左已在2001年12月说过；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2000年一百九十万人；2001年三百五十万人；还预计2002年五百万人。可是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没有工作却又没有失业保险金的人更多。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本2002年 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出版了；里面说；“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百分之七”；还说“已达警戒线”。如果属实；那就不是五百万；而是一千六百万人了。有个记者发现这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超过太多；不免大惊失色；就去寻找该书作者莫荣；问他“百分之七是怎么来的”。莫荣说：“我们是用德尔菲法调查出来的。”德尔菲是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神殿所在地；据说可以预测未来。美国兰德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它为代号；改进自己的研究。实际上就是把调查内容拿去给专家学者看；征求意见；然后才做结论。就这么搞出一个“德尔菲调查”。莫荣搞懂了这个方法；于是选择二十五个学者和二十五个政府官员；请他们对失业问题发表意见。“这些专家学者长期关注这一领域的问题；注意收集这方面的信息；预测应该还是有根据的。”可是分歧还是出现了。莫荣发现；“官员对中国真实失业率的估计偏低；不到百分之六；而学者的估计偏高；高于百分之八；他只好采用数据处理的办法得出结论。这番话很专业；读者只要理解他的本意是说自己的数字可靠；而且“近一两年还有增加的趋势”；就足够了。 尽管统计结果有出入；但基本的现实还是被公认的。一个新名词成为学者的口头禅；连政府官员也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就是“弱势群体”。它的含义与陆学艺之所谓“社会底层”是一回事。2002年春节前；中南海觉得不能再对“弱势群体”的问题听之任之；于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把熟悉情况的人都找来汇报。国务院有个扶贫工作领导小组；过去只管农村；现在他们认为城市里的“群众困难很多”；全国总工会也同意。常委们都明白这不是无病呻吟；不免着急。又过了几个星期；九届人大五次会议就召开了。朱基对一群湖南官员说；十六大快召开了；不少官员都在考虑仕途；他本人没有考虑这个问题；他在想“贫富差距在拉大；如果富人再不缴税；穷人支撑不了。”说到湖南居 然也有很多无助的贫困者；这位出生于湖南的总理觉得脸上无光；把手抬到和鼻子一样的高度；请那些来自基层的官员“把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还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说：“不要再拖欠工资了；给我点面子好不好！” 看来这话起了作用。几个月后政府宣布；一千九百三十万城市贫困居民已被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民政部的新闻发言人陈杰昌说；这是中国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应保尽保”。可是他的上级、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又说；“由于低保对象的人数总在不断变化之中；今年年底可能达到两千万。” “低保”是个新概念；可也实行好几年了；是指政府在每个城市中规定的“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也被叫做“最后一道保障线”：全国平均计；每人每月为一百五十二元 ①。项怀诚部长下了好大的决心；把“用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增加一倍；加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就有一百零五亿元了。发布这个消息的那天；报纸上喜气洋洋地做了大字标题：“低收入群体吃下定心丸”。可是如果真如陈杰昌所说“应保尽保”；那么每人每月得到不过五十元左右；与所谓“最低生活保障线”相比；还差很多。可惜政府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就算这样；财政部还有三千亿元的赤字等着借新债来抹平呢。 “谁来保障‘最后一道保障线’？”2001年的年末；《半月谈》杂志这样自问自答：“有的地方；只要少盖一座办公楼；少吃几顿接待餐；少买几辆公务车；就能解决。”这倒是个好主意；因 为这一年全国的公务车花了一千多亿元；公款吃喝又花了两千多亿元；只要拿出其中十分之一；就能把“最后一道保障线”提高好多。 困难的确不少；但这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有人形容这两年的中国：“前进有困难；不前进就更困难。”一语中的。不过；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困难者”；而是那些“不困难者”；也就是江泽民所说“中等收入者”；和陆学艺报告里的“中间阶层”。根据后者的研究结果；这个人群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也即西方所谓“中产阶级”；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仍然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
